水塘深处那片影子，

沉思就爬上古老的盘根，

摇晃的岁月需要坚持，

仍握不住那串飘散的名字。

松开了枫叶涨红的思念，

只好离开，

既然湖水含住我凉凉的手指，

看清辉溶化了孤单的瞬间。

这个年代并不久远，

却串连了大片浮动的回忆，

好像一条条疲惫的航船，

都在这时荡着月光靠岸。

年代以后无法述说，

半月年代到此为止，

没有满意的结局才是结局，

一钩细月是我淡泊的墓碑。

1999-2-29于汉

摘抄已经成为儿子读书的习惯，没有一支笔，一本摘抄簿，他很难静下心来看书。这样边看边抄，他心中觉得踏实，态度上也显得认真，就不容易分心。如果不用笔记下好的段落，他的思维就会浮想联翩，最后停下时，又不知书中到了第几行了。儿子到外省读书去了，于是我无意翻看他摘抄簿时，读到了上面那首诗。

这首诗写在簿子中间一页上，那一页还夹了一张红色的理发优惠卡，因而我一翻就正好读到了这首诗。那时候儿子的字练得很好，现在的字不好看了，可能是在电脑上打字太多的原因。诗是用淡蓝色水笔抄上去的，字写得很用力——他总是很用力地写，好像要把每个字都刻进纸的皮肤里——因此墨水都渗透了纸背，与背面的一首诗一明一暗地排在一起。纸实在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空间，那样薄，却可以记录抽象的思维和情感。

呃，最近我是怎么了？总是想看一看书，又总是看不进去。呆在空调房里独处，长长的暑假，该怎么度过？我从繁忙的工作中走出来，好像突然间若有所失，好像这个世界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世界了。呃，我是怎么了？可是街道、房屋、树木，这些都没有改变呀？我的房子，家具的摆放，厅堂、卧室，原来是什么样子，还是一样啊？但是，我总是觉得若有所失。当我顺手拿起杯子接满一杯水，然后右手自然而然地送到嘴边时，我会感到惊讶，我甚至会为水落入喉咙发出深井冒泡般的声音而惊讶。习惯，一切都是习惯。我并不感到渴，可我习惯性接了一杯水，喝下肚去也并不感到解渴。我只是打了一个重重的水嗝，并闻到胃里的恶心气味。于是无聊的时候我就翻儿子的摘抄簿，无意识地乱翻。

儿子几天前给我打电话，说他在南京热得要死。我笑他说在我们重庆长大的小伙子还怕南京不成？他抱怨说蚊子多得要死，隔着蚊帐都咬，实在可怕。我说，你点根蚊香吧，好歹也能熏一熏。我现在不知道他是否点了蚊香。儿子走后，我真的轻松了许多，可是这种轻松真是可怕呀。如果在工作，那还好，我还能一心一意备课，教书。可是一放假就不同了，每天得忍受我一个人，无休无止的一个人。再好的电视节目，再好的电脑游戏，当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都那么乏味。那些主持人一个个都开始面目可憎起来，完全是假惺惺的。我又打算找点工作了。

晚上我会去江边散散步，同时想想很早以前的事。重庆这样的大城市，对其中的人们始终保持着居高临下的压迫感，拥挤、错落的房屋，迷乱的灯火，吵嚷的市区，好像都刻意地包围你，最后叫你呼吸困难。所以我在散步的时候总是想很早以前的事情。昨天我想起了原来的一个同学，我们下乡时他找关系留在了城里，在那一段时间他读过很多书，包括一些当时严禁阅读的西方文学与笔记。他不和任何人通信，不加入任何一个组织，依靠自己家庭背景，成天封闭在家中。他读书时成绩很好，特别出色的是他的文学，但上语文课时他一直埋着头读什么书，从来不听老师讲课。那时候他刚刚四年级，就能认识很多字，当我们还在背诵《记念张思德》时，他看的却是一本《聊斋》。他的名字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唉，我总是忘记别人的名字。

这是我第二次分神了。我把目光重新停在那首诗上，虽然背面还抄的有诗，但我不打算读下去。在中学我也很喜欢诗，最早出诗刊的时候也曾买过几本，并且模仿着写过一些，可却从没发表过。这充分说明在这方面我天赋不够——奇怪，为什么还是归到天赋上面去了呢？其实说实话天赋很难让我信服，我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选择。所以我没有当诗人，终归是我选择的结果。当我的年龄与现在儿子差不多的时候，我是有一些选择的。比如去经商，比如去当画家，比如去写作，可最终我成为一个数学老师。这个职业显然不是最好的，但也未必是最差的，起码与当年的同学相比，我要比很多人强。能够在重庆扎稳脚跟，并且在重庆一中这样的重点高中里任教，我已经很满足了。当那些可怜的学生家长求我帮他们孩子补课时，我心中别说还真有一番得意呢。可是今年怎么没家长找我呢？大概是刚刚放假吧。

我一定得专心看一会诗了，发现分神的确很容易。呃，这首诗？写得可以，说不定是哪个年轻诗人写的，看他的文笔很细，还有一种忧伤。真的是个年轻人，可他是谁呢？管他呢。喔，是九九年写的，那时儿子才上，才上五年级。呃，当然，这诗肯定是儿子上中学抄的，他上中学语文相当好。那么，假如诗人二十岁写的这首诗，现在才二十八岁，这么年轻！我又读了一遍那首诗，开始佩服这么一位年轻的诗人。九九年，我已经三十八岁，比他整整大了十八岁。呃！呵呵，我到底还是数学老师，职业病总是改不了。九九年我已经在重庆工作了三年，时间真快，那时候儿子才那么小，突然间就去了那么远的地方。

如果九六年我不来重庆，我会怎样？九六年之前我在山东烟台芝罘的第一中学，如今依然难忘，那所学校依山面海，风景秀丽，至今已有七十多年历史。学生都十分刻苦，每天都穿了整齐的校服来听我的课，作业也做得很好。我的课代表是个聪明的男生，一下课总是缠住我问很多问题，我记得他对二次方程抛物线理解得很独到。他说如果时间有一条线，当时间累次相乘后一定会像抛物线那样弯曲，随后上升或下降，最后回到原来高度点再离开。我不否认他的异想天开，可他的话让我很回味。我们一直把时间当成直线，可从来不曾想过当它累次相乘后，就可能如同一条抛物线，而它原来直线的轨迹就成为了空白，或者是在时间之外。芝罘第一中学校门正是三条抛物线的拱形门廊，整座门就像一块古老的牌坊，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天，也就是九六年离开那里时，我从那座门穿过去，好像走过了一段时间。

“半月年代到此为止”，年轻的诗人，半月年代到底是哪一段时期呢？八九年学潮时我的那个同学不幸参加了天安门事变，随后就杳无音讯。他在那一天这样消失了，他的名字我至今依然不记得。可是我记得他给我讲过一段聊斋的故事，说女鬼在屠城百年之后重新出现，并在书生屋里偷偷学弹琴。那个女鬼冤魂不散，但对艺术的追求却这样执著，当时听了这个故事，心中暗自倾慕。既然艺术能够跨越生死，既然爱情能够穿越时空，当我一次次面对那些纸张记下的过往时，总会思绪翩翩。我一直以为那个喜欢文学的同学还活着。

现在我在重庆，丈夫在香港。丈夫比我小两岁，人特别精明。我学数学专业时经常请教他问题，而他似乎没有不会做的。如果儿子能学到我丈夫三分之一的精明，我就心满意足了。可惜他不是，他总是要做他想做的事情，不允许我的一点干涉。我甚至在他面前没有一点点威信，可怕。丈夫在香港开公司，每天同日本、英国、美国客户谈生意，把内地商品转口卖给他们。他一个月回重庆一次，都是月底回来，然后还给我带一些贵重的首饰。呃，真的很爱他。如果有一天离开他，我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儿子是指望不了的。

我现在发现我可以通过浮想支持很长一段时间，再低头看诗。诗人一定在一个有月光的晚上，独自行走在池塘的旁边。如果没有错的话，他应该把手伸进湖水……墓碑？呃，诗人总是喜欢这样。诗人从来不务实，从来厌世，这就是我不希望儿子将来写作的原因。我讨厌那些涉世不深就消极厌世的人，他们不懂得选择自己的生活。我冷冷一笑，一个人笑是很奇怪的事。一个人笑只能自己听自己笑，后来就笑不出了。

这时窗外卖冰绿豆粥的小贩喊着过去了，突然我就觉得很累，想伏在桌上睡一会儿——外边一定很热。我睡了一会儿，然后醒来。好像又没有睡，一直都醒着，可我又好像还在睡呢。此时那种恍惚感又过来了，桌子、书本、水杯、闹钟——现在下午三点了。我用手支起头，我几点钟睡的呢？好像真的没睡，因为那卖绿豆粥的每天都是三点从楼下走过的。不过他可能生意不好，今天来早了一点吧。但也许平日他都不准时，是我自己以为他准时走过去的。可究竟我睡了没有呢？我不想再想了。没意思。

我沉重地出了一口气，想出去看看，推开阳台的门，哇，真热。大概有三十六、七度吧，还是在空调房里好。在空调房里，一天一天过去，可以不按时吃饭，可以睡懒觉，恩，生活很自由。儿子走以后，生活很自由。可我最近到底怎么了呢，我心里有点乱，还有点害怕。这个世界在我这里就像蒸发了一样，完全不存在了，我也完全不存在了。我记得原来看过一部电影，讲一个小孩出生在一艘海轮上，终其一生，没有上过岸。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钢琴师，如果上岸，能赚去很多的名声和金钱，可惜他没有。他好像没有存在过。可他到底存在过吗？那天晚上我是陪儿子一起看的，但现在忽然想起来。

一切一切的存在都是这样的奇妙，因为你说不出究竟是如何存在的。我在下乡的时候，是入党积极分子，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的顾虑担忧，更不用说存在的奇妙。因为我绝对不懂。如果不去怀疑，一切是那么合理。可是八九学潮后我开始怀疑，因为我的很多同学突然间消失了，再也不曾出现过。前几天还和我一起讨论问题的同学，在那以后就再也不曾出现过，我很害怕。不过我并没有受到鼓动，原因是我正在准备写一篇《笛卡儿积分学建构理论基础探原》的论文，那段时间都耗在浙大阅览室里，对那些实事受的鼓动有限，只是听说学潮要改制，同学们都个个兴奋不已。呃，他们这样消失了，甚至那段历史在我这里也是模糊不清的。

我的那个同学，一个人读书读了那么久，居然也跟着闹学潮，而且听说是领导中的一个。他进的是北京大学，帮助联系各大高校的学生起来运动，那个上海的教授发动东南地区十几所高校，包括复旦、浙大、南开等等，武汉各所高校组成中部地区学生联合会，纷纷北上。如果当年我亲身参加，那个壮阔景象一定会深深烙在心中。只是那些人都消失了。

后来我的同学说，他被捕入狱，押解到武汉，一直被关押。他没有子女，孤独一人。可我宁愿相信他消失了。要知道，我对监狱是很反感的，那里没有自由，而没有自由的地方我是很反感的。笛卡尔在他的积分学中就表示，事物是不能够尽分的，只能趋于无穷或者接近一个常量，同理，监狱让人的自由度趋于无穷小，但又始终不为零，所以人在其中不能自由地活着。这是人类最丑恶的行为。我相信，被判处监禁终生的人比判立即执行死刑更痛苦，完全没有自由比趋于无穷小的自由更完美。

“没有满意的结局才是结局”，诗人，你可否看见他消失之后的日子？呃，我有些困倦，但闹钟——还是三点。怎么回事？是的，我手中捧着儿子的摘抄簿——好像已经很久了——可仍然是三点！

我不想知道我的同学现在怎样了，但我有一种预感，不知是不是偶然。我又看了一遍那首诗，想起了赫拉克里特。“既然湖水含住我凉凉的手指，看清辉溶化了孤单的瞬间。”可惜我不学哲学，也许当年我选择读哲，又是一回事。可我也在读“浙”啊？呵呵，文字游戏我也会玩，玩的绝对比儿子好。赫拉克里特说“人不能同时进入同一条川流”，好像芝罘第一中学的那三座拱门，你如何同时进入三座门呢？流水流动，你如何进入千万个流动中呢？你又如何进入时间呢？你又如何存在呢？很烦……可是都是瞬间，孤单的瞬间，被溶化……我觉得诗人“含”用得真好，是时间含住了我，我只是一块饼干。如果用抛物线理论，我的时间在我这里转弯了，是因为它含着我的思想，如果我睡觉，时间会直线溜走。

长长的我舒了一口气，我看见闹钟已经三点过十分了，十分钟怎么这么快？开始一分钟都那么慢！抛物线，含……我微微一笑，像个神学家，像个预言家，或者哲学家。可我那种预感依然这么强烈！让我再想想。九六年，我离开芝罘，来到重庆。九三年，第一中学被评为全国首批规范化学校，就在那一年，我丈夫去了香港。他说重庆马上单独设直辖市，去那里有前途。丈夫是精明的，我不得不承认。本来，芝罘是那么好，芝罘第一中学的发展是这么好，但我仍然来到重庆。果然，就在我到重庆的第二年，也就是九七年，重庆升为直辖市，经济、教育优势很快就突显出来，而我的待遇也大幅提高。接着是九九年，是澳门回归的日子，丈夫终于从一个职员上升为董事。那一年是他的本命年，他三十六岁。二月份过生的时候，我曾送给他一枚戒指，寓意他财星高照。戒指上刻着他的生日，农历一月十四。他二月底回来的，十四号应该是阳历三月一号，我记得清清楚楚。

那天他回重庆，邀请了好多旧时的同学。大都是浙大毕业的老朋友，现在都不错了。可我想起了他，消失之后的他。我问他的消息，他们都说，听说他是溺水了。也许是出海，经商什么的。于是便不再询问。又有人说，好像就是这两天的事，但有的说，很久很久了，有的又说，八九年学潮他其实已经溺死了，那个押往武汉的不是他。但有一个和他最要好的同学证实，他没有溺死，逃到东湖里一个岛上去了，还给他写了信，并且说，他还经常匿名往外投诗，赚取稿酬。我既然无法见到他的信，自然把它归到消失的人中，可是这首诗……

我的心略略一动，唉，诗人！

闹钟还是三点十分。我很累很累了，想出去走走。但外面这么热。我又想看看电视，但我的手始终拿着儿子的摘抄簿。最近是怎么了？可能老了吧，总爱想起从前。“这个年代并不久远，但串连了大片浮动的回忆，好像一条条疲惫的航船，都在这时荡着月色靠岸。”半月年代，是哪个时期呢？

我又扫了一眼那首诗，最后落在了“1999-2-29于汉”上面。2月29号是哪天呢？对，应该是月底的最后一天吧，丈夫正从香港回来。那应该是农历1月13号。可是，我预感到了什么，在记忆里，好像不对。我打开电脑，把时间后退。我一直相信，我的记忆力，因为有时我不断怀疑。

1999……2月……天！我开始发抖。闹钟已经三点半了。时间会停下来吗？空白的时间？我有点呼吸困难，又想笑——真的，这的确是一个可爱的玩笑——说不定是儿子抄错了，说不定是那首诗打印时打错了。可是？这究竟是在哪一天呀！

2月28是那一月的最后一天，29根本不存在！我丈夫是在3月1号过的他三十六岁的本命年，一点都不错。可是诗人在哪一天写的这首诗呢？如果这一天根本不存在，那这首诗怎么写出的呢？既然没写出，儿子怎么抄下来，而我又如何读的呢？读了一首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诗？

我的脑子是眩晕的，如果我不那么认真的话，会挺好。但是偏偏我是认真的。在一个不存在的日子写了一首诗，月色，墓碑……我预感我的预感是对的，但真的是对的吗？他消失在另外一个地方，只是消失，在存在于时间空白的另一端存在。

“半月年代到此为止”。诗人，你的年代是个对于我不存在的年代，我的年代和你无法累次相乘，我的年代是直线，你绕开了，我也绕开了。那些说不清的际会与偶合，我，现在什么都不愿想了。因为我在我的存在中理解你的存在，这就是世界带给我的疑惑。

本文已被编辑[奔月]于2008-1-28 20:49:02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