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想写的是诗歌，我最怕写的也是诗歌。最初我是从写诗歌开始。和诗人在一起的时候，并不觉得她就是诗人。诗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比如说诗人孙汝春，比如说诗人伊蕾，从她们刚刚发表自己的作品，到她们一举成名。我可是看得十分的清楚。诗人孙汝春给我说：诗人总走不出自己的伤口。那时候，我并不懂得他那句话的含意。

那一年在上海，我就认识了最有潜力的女作家戴来。

我们刚刚来到上海。来到复旦大学的校园。我认识了臧彦钧，也认识了戴来。我和臧彦钧住在一个寝室。这会儿我就想：一个班出了两位女作家，男作家还没出呢？我知道臧彦钧和陈卫在南京。他们一是年轻，一是有潜力。其实这两位女作家严格地说是从鲁院出来的。还有一位写武侠小说的青年作家叫赵阳。赵阳我们称得上是好朋友。

我想起了上海那一夜的故事。人民文学杨召祥老师来上海的那天晚上，我们几个见他在一家小饭馆里就围了进去。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杨老师边吃边谈，谈得最多的是诗歌创作。我们几个回到宿舍也就较晚。是我把戴来送回了她的寝室。我们并不知道是不是违反校方的规定。我只知道寝室管理员十分发怒。我们住在南区宿舍。南区宿舍的管理员找到我们班宿舍。问到班级谁是负责？我问她什么事？管理员是一位女同志。开始有点怒气冲冲。都说作家班的学员最难管理。也有学员叫她找我。她说：昨晚发生的事，管理员有意见。回来的时间晚了点。我马上向她解释。我讲是我将她送回宿舍。我与管理员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并且彼此承诺互相支持工作。后来我们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那个时候，谁会知道自己的将来呢？

不过后来，赵阳打电话给我说：戴来的作品几家权威机构的文学期刊都转载了，都发表了。戴来红火起来了。我听了后十分高兴。毕竟我们是同窗好友。大概又过了一两年，赵阳又给我打来电话，说是戴来让我们几个人见面。我想：这么的机会，让我给弄丢了。我因为心情不好而没有前去。总有一些什么事情耽搁。人生总是不能那么如意。想起来我也十分懊悔。许多事总让人解释不清。后来我们没有什么联系。当她的小说《亮了一下》发表出来的那会，我急急匆匆买上一本来读。当然格外亲切。

我应该把文学的友情与文学作品区分开来。因为我在文坛也有那么多年的上下求索，总认识一些文学朋友，并不是说她们创作的作品也有我的一份。文学创作不是这回事。十年前我能创作出来的作品，并非十年后我还能创作得出来。我是这么想的。许多作家总有自己创作的黄金季节，总有自己的代表作。有的是青春季节，有的是中年时期，有的是大器晚成，谁都没个准。我们只要一提起哪位作家我们就会想到她的代表作，或者说她的成名作。

我的文学朋友实在是很多很多。大都是最初的阶段。要想真正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并不很多。是不是作家只要百度一下就可以了。科学的时代，虽然有藏龙卧虎，哪也是少数大家。更多的人总是站在舞台之上。我一直都观察着身边那么多朋友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可真大呀？！有的是一成不变，也就是说完全退了出去。有的变化十分缓慢，我自己就属于这一类。有的变化出现了飞跃，出现了质的变化。

我想已经退出去的人很难再回到我们身边来。我还会不断地去寻找她们的踪影。当她们一跃而飞上天空的时候，成为文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我该是怎样的心花怒放。更多是关注自身的发展。我以为创作出上千万字的作家并不是太多。就是几百万字的作家也挺不容易。我们的眼光总有些不同。我们不少的文学朋友总把我们身边的文学朋友当做神，一下子捧上了天。我不知道有几位文学大家出了自己的全集。我见到几位文学大师的文集。那样的岁月出文集太难了。我们这个时代是文集的时代。可以预测的十年二十年，谁都可以出自己的文集。人们的目光不是在地球之上，而是在太空之上。就像影视文学那样，就像电视剧那样，总是从无到有，总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着的。我只写过几句格言。我以为是载进了史册。我们只了解自己的昨天和今天，我们无法预测自己的明天。

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瞬间会发生什么？我说的是自己的心态，是自己的目光。我刚刚踏进社会那会儿，我读到文天祥一篇著名的散文。我对文章最后一句特别记忆。将以有为也。我几乎把她当作自己的座右铭。我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和困难，我都受到鼓励。其实上我十分惭愧。许多事情我都不能如愿。我大概可以计算得出自己的未来行程。愿所有的文学朋友不会忘记我，我的文学朋友会越来越多。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