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诗歌创作杂谈　

前段时间我就想写一篇关于自己诗歌的创作杂谈了，可由于一些原因，也迟迟未能动笔。或许是联想到的东西太多了，又或者是自己的思想太复杂了，很难找出一些单纯的想法让自己的思想能够简单明了些。但不管怎样，作为个人对自己诗歌的看法，多多少少能够反映自己对诗歌的理解以及认识的程度，权当是一次总结，又或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其实真正让我倾心致力于现代诗创作是在今年年初，而我能够真正在诗歌中找到方向感的也不过才半年时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于现代诗的创作，我也只不过是一个初学者。所以，对于讲究深刻、含蓄的诗歌来说，我所做到的也只类似于在石头上磨磨刀而已，至于说到成就或影响，那是妄妄不敢轻下定义。

记得我写下第一首完整的诗歌是在初三年级的时候，那时我刚好十四岁。那首诗歌是这样写的：“幽柔的夜风正吻着我的唇/我干涸的内心，像是得到了滋润/正和谐地蠕动着/这一刻，我遍身犹如浸在天堂里的温泉/宁静而温馨/袅袅的，淡淡的夜风/徘徊在我肌肤的上空/轻抚着我细嫩的面颊/我如痴如醉，却又不知所措/那是爱的给予吗？/要不，我的心怎会跳得厉害？”这能不能算诗歌呢？答案是肯定的。这是诗歌，因为它符合了诗歌的一般特点：有节奏、有韵律并含蓄地表达感情色彩的一种语言艺术形式。它表达的是一个少年情窦初开时的心情，诗歌通俗易懂，写作手法简单明了。那么，今天的我去读这首诗歌时，我还是认为它是诗歌，但是，我却不认为诗歌是这么写的。这就是一个人观念的转变。当然，这跟一个人的年龄成长有关，但真正促使这种意识观念转变的却是一个人思维的过程。

我不否认成长的意义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在一个人的创作历程中，我们的思想会逐渐走向成熟，乃至定型。而这一过程中我们思维发生的某些细微变化我们是不易察觉的，但是这一变化却是真实而真切地带给我们一种前进的脚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一点点地发现自己，挖掘自己。对于我，诗歌之所以能够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那都是因为一个‘爱’字。因为我时常感觉到萦绕在我心头的高雅而狭小的情感，专注于某些精致的琐事，而这些事往往成为我迸发情感的动力。记得我在《诗人》中写到：“一切都将安息。不能说我带走了什么/世界本来就冷清。允许我再次为爱罹难/这并不高尚的死亡，也许只充当一次罪过/当我把头深深地埋向大地/我就像是一个侩子手，亲自埋葬了自己”。与其说是为爱而死，不如说是为爱而活。我想，作为诗人，他在诗歌中偶尔提到的死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而是想通过假想的死亡看清一些本质的东西，从而反省自身：我们是应该为爱而死还是活？

我一直把诗歌当作我另一半生命的重生，而这一半的生命始终围绕着‘爱’而展开。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诗歌中的爱总是带着沉重和忧伤，这是不是跟我的情感经历有关。我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我认为诗歌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它给人的感觉不应该只是单纯的文学艺术，而更应该是一种象征艺术。这种象征应该比生活更高，比文学更具有创造力。我诗歌中表现出来的爱的悲凉艺术，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我追求的一种审美观念，也许放在某个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它可以升华为一种象征。但是，要是它与这个时代的观点相背离，它也有可能被认为是枯燥无味的技术用语、奇怪的思想，甚至强词夺理。

沃伦说过：“我以为诗要纯。诗总能达此目标。至于我们谈论的诗，总是纯诗，亦即不是非诗。”也就说，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我们被某一样东西一直压抑着，但最终都会被拯救出来。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这一迹象呢？或者说，既然诗都一样纯，我们便去探索或创造诗的新来源，而这些来源是不是就是我们一直生存于内心的某种信念，是每个人不可互相代替的灵魂？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用‘爱’去诠释我诗歌中含有的新来源，而这一来源总是源源不断地把我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开始。“那些死去的鲜花，在一片素色里静静地彩排/观众席上，人们安然无恙，等待花开花落的演出”（《花开花落》）。死去的鲜花、彩排、演出，这三种物象其实象征的是一次生命重生的过程，而重生的意义就是因为‘爱’，因为爱，我仍存在渴望，等待着下一次的演出。

有时，我觉得诗歌是一种模糊的理念。因为，有时我写出来的诗歌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我的初衷，以至于很难找出它的内心。这让我想到了雪莱说过的含蓄并不等于模糊。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应该是对意象表现追求精确而不推崇模糊，也就是把情感的表达纯粹化，简单化。这一点，我一直都在努力地做到。

“九月的阳光开始从不同地方向我照来/我甚至感觉不到陌生。阳光和我这般接近/总有一天它会跳到我家门口，烧掉那面旧墙/烧掉花盆里新开的花朵/不去打开那扇旧窗，外边没有女孩/我躲在屋内乘凉，看着窗外暮云闪耀/阳光撞开云朵，从十万米的高空向我奔来/穿过玻璃和我荒僻的内心/我数着掉落的文字，身上布满了明亮的泪水/头上，苍白的天空安息着一片白云”（《九月的天空安息着一片白云》）。记得写这一首诗的时候正直九月最炽热的阳光，而我一直在寻找某一处荫蔽，能够容纳我的内心和渴望。但这时候的阳光象征着诱惑，我怀疑我是不是能够抵抗这一诱惑，在满足渴望的同时我是不是还能保持原有的沉默和低调，甘心做头上的一朵白云。那么，这是不是也和我提到的诗中的‘爱’有关呢？“旧墙”、“花朵”、“女孩”、“暮云”、“泪水”，这几个意象呈现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含蓄，而这种含蓄是不是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带动读者，足够深入他们的内心呢？这时候的‘爱’是一种模糊的理念，是隐性的。因为这时候读者联想到的只有作者自己，由一个个体联想到‘爱’完全是属于超现实主义，而这种超现实主义在一般的思维中是不存在的，那么读者这时体会这首的意境就模糊了。所以，诗歌意象的精确和纯粹一直都是我追求的方向，因为只有这样，诗歌才更大程度地体现出它的真实性，而不是一味的跟读者捉迷藏。

在书上我看到人们对顾城有这样一句评价：“用诗歌和爱成就了死亡”。读这句话的时候我莫名地就产生了一种强大的震撼。“诗歌”、“爱”和“死亡”，这描述的应该是一个悲情诗人，而不是像顾城这样的社会唯灵主义诗人，在他的诗歌中远远不是‘爱’字所能概述的，那么“死亡”仅仅是因为他的死？当然不是。起初，我对这句话反感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把“爱”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爱”象征着美好，“死亡”象征着阴暗，这两种意象完全是不能吻合的，但是人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理解，就自然有它的可行性。“如果大家都很世俗，为什么你要这样，保持点纯真，人生才会美好”。想到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顾城的诗归结为人生的追求，或许他的本意不是死亡，而他最后的死亡也许只是他诗歌的一次失误，并不是最终的结果。理解到这一本质现象时是我在写《爱与死》的时候，“我频频虚惊。肉体抵挡不住光芒/这个秋天一度泛着白光，爱与死被一笔带过/我时常选择哀悼，用悲痛裹住灵魂/从忧伤的某个细节开始根深蒂固/你掀开我的灵魂，从心脏的台阶一直往下/并不错过每一处要害，寻找不曾熄灭的花朵/而我已习惯你的摆弄，习惯在疼痛中成长/血液从生长到干涸，还要流过许多年代。”

“我的身体一直跟着思想游移，甚至经不起一点轻微的颤抖，我时常把深夜当做白天，我的手指在夜间总自觉地指向诗歌的源头。”这是我跟诗歌最亲密的对话。诗歌之所以如此深刻地深入我的内心，我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本身的重要性。诗歌是一种艺术，同时它又思维的体现。早在两千多年以前，诗歌之所以能够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精华，那个时代必定聚集着多数人的整体思想，而这一个整体便是所有诗人集体的结晶。诗人应该跟时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一个时代轻微地颤抖都应该是诗人捕捉意象的对象。作为诗人，他没有理由把时代的命运置之度外。

“我穿过阴暗的峡谷/终于回到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在一阵生命的呐喊中/拂去了曾经的风暴和暗伤/我将回到诗歌的内心/继续写着历史沉思的絮语/让那些弥漫过疼痛的文字/在白纸上洒尽全身热血/让那些无耻的悲哀和痛恨/都成为我们迸发的动力”（《诗人的意志》）。阿莱克桑德雷说过：“诗人充满‘智慧’，但他不能因此自傲，因为智慧可能并不是他的：那是一种不可知的力量，一种精神，通过他的嘴表露出来。他两脚屹立在大地上，一股强大的潮流就此形成，汇集在他的脚下，流遍他的全身而通过他的舌头喷泻而出。”

“内在和外在，两者结合为一体的写作手法，和一堆象征主义的诗体相比，他的诗维持了体面，在一个众多的诗歌技巧实验为标志的时代，慕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非先锋派，但是，他的文字却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是一位文友给我诗歌的评价。我想作为现代诗人，他的诗歌能够走在时代的前沿固然是好事，但是真正能够体现出一个时代精华的诗歌并非就是走在最前面的诗歌，能够审视整个时代时空的诗歌才是体现一个时代的精华所在。

另外，我诗歌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于情感的塑造。不得不承认我受戴望舒诗歌的影响较为深刻。人们形容戴望舒的诗歌美丽而富于情感，有亲切、柔美的抒情风格。当然，这并不是说我的诗歌风格和戴诗不尽相同，而是他诗歌诚挚而忧伤的感情感染了我。跟他的理想主义相比，我同样兼取了浪漫跟现实主义，并且崇尚悲剧主题。“人们不会询问泪水。就像我，不会去猜测死亡一样/我只是灾难中幸存的一只活鸟，那些迷离的疼痛/早已让我绝望。当我把最后的吻献给我热爱的花朵时/我离开了天空，坠向了地面。滴下血……”（《幸存者》）。在沉重的悲哀下我没有低下人尊贵的头，像一面旗子一样地忍受落到头上的磨难。人和理想，惶惶不安的人和无法实现的理想，还有那些真实爱情的欢乐与痛苦的生活的想象，都是我诗歌悲剧的主题。

诗人的苦恼、苦难和不幸永远应该只是诗人生活的一部分，那么有爱的诗人应该永远觉得自己是幸福的，而写诗差不多就是他灵魂的苏息和净化。

2008-1-12南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