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云何唾?唾不得作声。不得在上座前唾。不得唾净地。不得在食前唾,若不可忍,起避去,莫令馀人得恼”。
此为佛教小乘律《一切有部律论》里关于吐唾的一条戒律。周作人特别欣赏“莫令馀人得恼”这一句,认为是既发露了佛教的伟大精神,又体现了中国的恕道。
佛为大道,却对诸如如厕、放屁等看似微不足道的小节都有戒定。“云何小便?比丘不应随处小便,应在一处做坑”,读之令人忍俊不禁。笑后也对古人神经之纤细、感情之宽厚佩服的五体投地。
中国古人所言“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现在所说的“细节决定成败”,都在这部自古印度而来的戒律中得到了体现。
欲成大道,必重小节。古今中外莫不如是。
(二)
周作人论文极推崇魏晋文章之质雅可诵。“质雅”是文字优美,意境深远;“可诵”则是韵律和谐,节奏有度。
从美学的角度讲,节奏感是一个主客观的统一,是审美的重要组成。就人的生理活动看,人体的呼吸、循环、运动等器官本身的自然的有规律的起伏流转就是节奏;而从心理活动上说,当时的心境也可以左右自然节奏。当我们欣赏一首歌曲的时候,如果歌曲的节奏符合当时生理的自然节奏,人就会感觉到和谐和愉快,否则就会感到“刺耳”和“拗”。
节奏并不仅仅局限于声音,建筑、文学也有其节奏。
中国古典文学对节奏的把握尤为重视,古诗不需多言,不惟要求格式字数,对声韵平仄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近体尤甚。在文赋上虽然对韵律的要求稍低,但也讲究布局能够起承转合、有张有弛,读起来舒缓有度、摇曳生姿。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的近代文学对节奏的把握渐趋失控。闻一多一度高举“色彩美、建筑美、音乐美”的诗论大旗,周作人竭力推崇魏晋、贬斥韩愈都未能改变这种局面。
在心为志,发口为言,言之美者为文,文之美者为诗。究其根源,全在于心。
现代美学已经达成共识,中西方审美的重要差距就在于中国注重节制而西方侧重宣泄。“过犹不及”、“乐极生悲”这些妇孺皆知的成语都反映出了这种节制,因而中国大部分优秀古典文学作品都显现出一种含蓄深远的意境。或许是急于颠覆旧的文化传统,或是深受西方狂飙突进思想的影响,或是在当时动荡的政治气候下,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主将们矫枉过正,最终把中国文学引入了一个浮躁的误区。
当然,在这样一个整体呈现出浮躁的文化状态下,依然有沈从文、冰心、巴金这样的文学大师在默默的坚守着最后的一片净土。但随着他们的离去,中国还会有质雅可诵的文字么?
而文化状态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现实状态的最深层次的体现,是对国民生存状态最深刻的反映。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生存状态下,我们——这些普通人应该怎么去把握好自己的节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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