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春风又绿江南岸

如果说大唐盛世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最鼎盛的历史时期，以长安洛阳而闻名于世的世界大都市为中国赢得了无限荣耀和自豪，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历史的巅峰。那么南宋王朝竟以一个偏安江南著称的腐败王朝而一举成就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昌盛也是世界当时最大的国际大都市（杭州：124万人口，当时世界之最），竟然胜过昔日无比荣耀的长安洛阳，不能不说这是历史曾经拥有的奇迹。然则最令世界震惊的还是南宋王朝于钓鱼城射出的那一支箭（射死了蒙古可汗蒙哥），竟然改变了整个十三世纪的世界格局，奠定了十三世纪人类世界五分之四（今日欧亚非三大洲）板块的基本格局，这是何等威赫！然而漫漫风沙早已经把历史的辉煌尘封在枯黄的竹帛书简中的时候，天灾人祸伴随着血雨腥风却象一颗颗滚烫的盐巴，散落在历史的伤口上，铸成杭州古都于败亡巨痛之后永久的记忆。

很多事情，过去了就忘记了，很多事情，过去了却永远刻骨铭心。当我们走进今天的新杭州，谁也不曾想过，今日如此繁华似锦的现代化历史名城，竟是杭州历史上的第二次辉煌与腾飞。当年当杭州因三次失火而使数百年浩繁之地，日渐凋敝的时候，当战争的灾难在朱元璋和清兵野蛮的屠城杀掠中，由“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马可·波罗），一夜之间天塌雪崩，百万盛世的杭州仅剩7万人口的荒芜之地的时候，祖辈背山傍水幸存下来的子孙们，再也撩拨不起那种青山绿水的吟唱，再也不相信这过去岁月的人间天堂还会迎来再一次昂首挺胸，走向辉煌盛世之日。

历史的辉煌是在社会在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用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为真材实料铺就而成。创造一种辉煌好难，辉煌是在智慧与时空的磨砺中一砖一瓦堆砌起来的。从秦始皇南巡设县制称“钱塘郡”始，至南宋历经1400多年，才有南宋空前旷古的繁华。然而要毁灭这种繁华却在覆手之间。如果在昔日的废墟上重建往日的辉煌那就更难。那是一种抹平伤口，擦干血迹，医治创伤的基础上再兴建造，这其中的千难万难，岂可一言而弊之？

杭州古代辉煌来自于历代帝王的综合治理，来自于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的智慧与血汗的挥洒与结晶，来自于中原地区长期战争的灾难给江南提供的大好复兴与振作契机（东晋、南宋两次政治中心南迁），来自于江北先进的经济文化南移和民族融合的时代推动，来自于帝王贪图安逸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的历史效果的背离与错位（大运河的开凿）。从隋朝江南运河凿通到元朝京杭运河的南北直线开通，中国经济以带动内输为主体的民族经济发展模式，为江南经济的腾飞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从吴越钱王时期起，江南经济的发展就始沿着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城市商业发展的轨迹前进。而作为当时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四大都市（扬州、广州、明州、杭州），在特定历史时期，又为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杰作。

《隋书·地理志》这样记述：“杭州等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辏”。自隋朝大业六年（610）杨素凿通江南运河始，北通天津，西通河洛的杭州迅速成为江南货物集散地，重要的地理位置，促进了杭州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这时的余杭郡有户15380，人口逐渐增加，唐贞观年间（627-649）已有15万余人；到唐开元（713-741）发展到58万人，外贸商业发达的杭州，已与广州、扬州并翼齐飞。　

其实，杭州的鼎盛时期始于南宋。在北宋偃武修文、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经过南宋130多年的发展，到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由于江南经济的迅速发展，加之北方大量人口随南宋朝廷南迁,使杭州人口激增至124万余人。人口的增多，反过来又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南宋都市经济的繁荣，因其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的繁荣，南北商业的交流与海外贸易的强盛，而位居世界前列。据《武林旧事》（武林即今天的杭州，当时的临安）等书记载，南宋时的杭州商业有440行，各种交易甚盛，万物所聚，应有尽有。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有日本、高丽、波斯、大食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之有使节往来和贸易关系，朝廷专设“市舶司”以主其事。古代旅游业也在杭州蓬勃兴盛起来，以西湖风景区的妩媚动人，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当其时，整个临安城内自大街到坊巷，大小店铺“连门俱是”。五更早市喜迎东方白露；夕阳西下，夜市伴随晓月繁华。贪恋四更夜色，店铺酒楼歌舞楼台始静。临安外城数十里，也是店铺并列，交易繁盛。难怪当时陆游有诗云：“皇舆久驻武林宫，汴洛当时未易同。楼台飞舞祥烟外，鼓吹喧呼明月中。”都市繁华如诗所述也。南宋的皇室贵族于富丽堂皇之宫室，日夜酣歌宴舞，醉生梦死。瓦舍勾栏，唱杂剧，演百戏，玩杂技，说书讲史，比比皆是。所有这些如果没有高度的物质文化繁荣，能有如此奢糜腐败之态吗？

历史曾经的繁华随着南宋王朝的灭亡逐渐走向败落。元至元十四年(1277)十一月，当南宋谢道清太皇太后携六岁的小皇帝赵显献城投降而被押送大都（今北京）之日起，建都整整138年的南宋皇宫，或许是因为其富丽堂皇适应不了漠北蒙古人的游牧生活，民居不慎失火，致使整个南宋苦心经营138年的奢侈无比的皇宫焚烧殆尽。也许这些在马背在长大的蒙古人，还根本没有来得及领略江南宫殿文化的伟大与绚丽，也并没有因为在失去曾经帝都的豪华与雄壮的惋惜中吸取一丝一缕的尊重汉民族文化的历史教训，又于1341年4月，杭州再次藏身大火，自东南延至西北，近30里官民闾舍焚荡其半，总计毁官民房屋、公廨、寺观15755间，10797户38116人受灾，烧死74人。更有甚者，次年(1342)杭城第三次彻底毁于大火之中，共烧毁民舍4万余间，火灾之甚前所未有。至此，数百年浩繁之地，怎经得起如此三次灭顶之灾的恶魔吞噬，日渐凋敝已然，辉煌不再。如果说当年洛阳古城毁于董卓之愚昧野蛮，而今杭州古城之毁，或许是天意使然？

不管是天意还是出乎偶然，大火无论怎么残酷无情，也只能烧去用黄金白银和血汗堆砌的古都建筑，而战争与屠刀架在杭州脖子上的毁灭则是非人性的物毁人亡，这才是对中国古老文明的真正践踏。自秦统一中国设钱唐郡始，至五代两宋乃至蒙古元朝，虽然曾经有过南北朝五代十国的地方割据，虽然也来过黄巢、方腊、刘福通、李秀成等农民起义军统军入城，还有北方金兵挥旗城下，元军掳帝北上，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曾使这山这水枝枯色染，杭州之民，几乎不识兵革，不被干戈，藏弓息鼓，国富民殷。然而纵使百般祈祷，西湖山水犹厌言兵，这山这水这古城还是不可幸免地遭受着烽火狼烟的洗礼，用战争的创伤把昔日繁华与娇艳融化在残酷毁灭的深渊之中。

历史不会忘记：杭州人民第一次真正饱受战争苦难，当数1361年朱元璋举兵灭元横扫东南陈友凉张士城等东南群雄之时，徐达、常遇春攻杭城，把张士城于1359年重建的杭州城又一次毁于一旦，且残忍有加。据史载：常围城3月有余，各路粮道不通，一城之人饿死十之六七。待常遇春大军撤退，城中所剩之人又大半死于病疫。城毁人亡之状惨不可睹也。可以理解的是，为了推翻元朝，争夺江山，以农民起义军旗帜檄文天下的朱元璋本人，也许已经忘记了自己当年放牛要饭当和尚的窘迫了，才使得杭州父老乡亲如此家破人亡。杭州人民第二次蒙受战争苦难则是清兵入关之后，太平军占据杭州之时。清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忠王李秀成12月29日第二次攻占杭城，至1864年3月20日退出杭城，守杭2年3月有余。其间，采取一系列有利于知识分子、城市贫民和手工业者的优惠政策，促使杭州经济、文化在战乱时期稳步向前发展。当曾国蕃湘兵占据金陵之时，李秀成被迫退出杭州城，其时清兵入城，纵兵大掠，奸y*妇女，抢夺财物，均谓取之于“贼”（即取之于太平军——狗庇也）。可怜杭州之城，几番风雨之后，又遭如此洗城浩劫，尘沙落定之时，杭城81万子孙仅剩7万生灵。当年元军围城掳帝之时，蒙古铁骑以弯弓大刀横扫欧亚非人类五分之四地区的野蛮残忍也不曾对这数百年古都有过一丝一毫之损伤，大清帝国之丰功伟迹，竟然黄旗过处，城毁人亡，惨不忍睹。而今杭州城上空，每年三月阴雨天，一定还听得到那七十多万冤魂的悲鸣。这难道是能够用暴行二字可以控诉得了的吗？罄竹难书也！

有这样一组数字：公元1274年，杭州城区有民124万之众，这仅仅只是一个苟安江南的局部王朝。当历史前进到公元1864年，一代一代子孙繁衍将近600年后，杭州城区居民仅剩7万之口，这竟是一个一统大江南北的大清帝国，何哉？当年康熙炫烨皇帝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5次南巡杭州，临幸西湖孤山行宫之时，亲题“西湖十景”，其景址刻石建碑亭于此，难道咸丰皇帝没有看见？那么清雍正九年(1731)由大臣李卫疏金沙港，筑金沙堤，建三孔玉带桥而名之“玉带晴虹”，难道咸丰也没有所闻？乾隆十六年(1751)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皇帝5次南巡杭州，亲题“钱塘十八景”，而今有碑为证，并渡江钱塘，祭禹陵，视海塘工程、观潮而祭海神。难道咸丰也忘了？那么乾隆四十七年(1782)九月，乾隆帝将原康熙行宫(西湖孤山)“圣因阁”内玉兰堂藏书楼改建为“文澜阁”，并收藏《四库全书》一部。难道咸丰大帝真的不知道？如此草菅人命，血洗古城，岂是其列祖列宗乾隆康熙孝宗皇太后当年亲赐圣旨哉！

杭州本是山水明丽，世代清秀的古城，做梦也不曾想过竟然会遭受如此苦难：于内兄弟相残，血染西湖，于外倭冠侵凌，殖民奴役。为什么那高耸着的六合塔，可镇钱塘之妖，竟不能镇这千年古城的血腥之灾？雷峰塔下，法海竟为一善良白蛇娘子大动干戈，摆出一幅除妖安民的救世主模样，却为什么不去赶走那奸我妻妹，杀我爹娘的小日本鬼子？为什么那印度高僧慧理建灵隐寺以普度众生，却振救不了如此七十余万尸首异处的芸芸苍生？为什么又化解不了杭州拱宸桥边日本租界的民族耻辱？

光绪二十一年（1894），由于李鸿章北洋舰队军费都拿去孝敬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以一佛香阁清香潦绕，颐和园胜景迷人，而致使中日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李鸿章被迫与小日本签订《中日马关条约》，杭州首蒙其难，被辟为日本通商商埠，拱宸桥辟为日本租界。伴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洋务运动的兴起，杭州的近代工业也逐渐发展起来的同时，杭州的人民又在殖民地苦难中倍受煎熬。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刺刀与太阳旗于12月24日，分兵三路进入杭州，杭州又一次沦陷魔爪。8年的殖民统治，山寺悲鸣，西湖饮泪，久远的古都文明再次惨遭蹂躏。水深火热之中的杭州人民，如何又能想到在饱受改朝换代军阀混战的离乱之苦后，还会蒙受倭冠奴役之痛楚？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勤劳勇敢聪慧的杭州人民，不论是在和平的环境里建设家园，还是在战乱动荡的年月中自强不息，哪怕是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家园，奴役骨肉同胞的时候，他们也会艰难困苦中寻求生存与创造的希翼。就如当年隋炀帝修建大运河的时候，运河的落成之日，竟是隋王朝国破家亡之时。然而却在阶级矛盾激化的同时，大运河却在客观上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确保了中国南北民族的融合和经济重心的转移。当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杭州为通商口岸，以拱宸桥为日本租界的时候，资本主义工商业竟在这殖民与民族手工业的夹缝中迅速发展起来，聪明的杭州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迅速发展了自己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如都锦生的“杭州都锦生制丝厂”就是师日本之长技而最终战胜日本制绸工业的典范。

正如当年拿破仑战争给欧洲封建制度以摧毁一样，日本通商口岸的建立，外帝国主义对杭州的殖民入侵，真正意义上动摇了杭州腐朽的封建土地制度，加速了民族资本主义的迅猛崛起和教育事业的高速发展。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二十日，杭州知府林启在蒲场巷普慈寺旧址创办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为杭州创办近代教育之始。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十一日，林启在西湖金沙港创办蚕学馆，为我国最早的蚕桑学校，开浙江职业教育之先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沪杭铁路设站于杭，铁路贯城而入，实为杭州拆除封建城墙，彻底走向开放之始。今天的杭州：农业工业现代高科技技术如雨后春笋，以浙江大学为中国教育航母的崛起，带动古都杭州现代化高速进程，这一切不都是在昔日岁月的血风冷雨中奠定基础的么？

杭州人是幸运的。幸运的杭州人自当记得远古良诸文化复活之日，必定对杭州古都今日之经济文化的深远影响和经济价值走向的所产生的巨大的历史意义。虽然他们已经赢得了历史文化名城与中国大古都的历史殊誉，但是使他们祖辈传承的子孙们不曾想到的是，已经作古的吴越钱王们的地方割据政权，竟以纳土归宋的历史壮举在今天还会给他们带来莫大的财富，那曾经苟安江南，而以一局部政权而王临安的南宋王朝，居然竟是他们杭州人振兴经济，实现腾飞的巨大的经济支柱。许多历史的错误甚至是过去曾经有过的剐心之痛，如岳飞、于谦、张煌言（并称为“西湖三杰”）、秋瑾等都是杭州人民曾经的痛，今天都会成为经济腾飞的摇钱树，发财窝。甚至那些并未曾为杭州人民作过半点历史贡献的沽名钓誉之辈，也许在新时代的感召下，良心发现，借助今天新的时代契机而发光发热，造福杭州人民，如林和靖、严子陵们今天竟以他们一杯黄土，几点墨迹给杭州的子孙们带来无法估量的声誉和财富。春风又绿江南岸，曾经明月濯清辉。原来这是历史呵护下所凝成的这一方水土的灵气！

杭州有过昔日的辉煌，辉煌就是财富；杭州有过痛切心痱的悲凉，悲凉也可创造财富；杭州有过不堪回首的耻辱，耻辱也能召唤财富！历史本身就是一笔无穷无尽的财富，历史本身就是进步的源泉，历史本身就是后来者聪慧伶巧的甘露。如今杭州的每一步向前走，不都是依赖历史的厚重底蕴而自豪而骄傲地踏步腾飞么？今天773万杭州人民，赏西湖山水之名胜，诵奋进腾飞之篇章，谁能预测，这其中就没有钱婆留，就没有宋孝宗？当年忽必烈的铁骑能够踏遍江南，关东满清皇太极的长辫能够征服四海，难道江南的丝竹就没有吹绿漠北草原，融化松花江雪的一天？明天的杭州，就没有可能做一次四海归服，一统江山之大中华帝都之梦乎？

2007年12月31日凌晨草成于养心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