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魔鬼的年代,能看见魔鬼,肯定是心魔作怪,丧心病狂了,才有出格的举动。那是一个病态的年代,很多人都狂热得无药可治。即使在我们小小的村落里,原来朝夕相伴的邻居,相处了几个世代,但有朝一日,他也会疯狂,像蛇一样,阴冷诡诈,变得陌生。即使贫穷依旧,即使人面依旧,但人与人之间划了界线了。
那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还没出来,我们的村子和我们的家庭遇到了灾难。村子里的人把矛头对准了我们家,把我爷爷放在了他们的对立面,我们家的墙,就成了他们揭发罪状的阵地,我们得低着头,面对着他们的指责倾诉和刁难,我们都得承认错误,争取他们的宽大处理。那是黑暗的年代。奶奶后来对我说,所有的人,都想往爷爷头上踩一脚,表明他们对坏份子的憎恶,表明他们的高尚和纯正。我们那个时候的家,在崩溃的边缘,所幸的是爷爷坚强,经历无数的批斗和游街示众,没有趴下,活着,成为全家人的信念。
在解放以前爷爷做过很短暂的军火生意。他仗着胆大,走出湘南山群,从武汉买回几枝“汉阳造”,卖给本地豪绅护院,或者维持治安用。家乡当时土匪猖獗,最多时队伍有三百人,在乡里杀猪抢牛,横行无忌。爷爷是否受到过土匪的威胁,他没说,谁也不知道。俺们家那时也不是富族,或是爷爷看不惯土匪的嚣张,而与乡绅结合吧。只是没想到,一个冲动,在后来发酵,成了灭门之灾的导火线。运动狂飙发起,乡村也热血沸腾,别有用心的,就造谣说我们家还有枪。那可是大事,足以连坐数人,可挖来挖去,也不见枪影儿。
党员同志们表现得特积极,一个劲的要我的爷爷老实交代,并且还采取他们想得到的手段,夜审啊,投监啊,等等,来证明他们判断的正确。曾是农会会长的爷爷怎么也想不到,同志们会这样来对付自己的同志。接二连三的夜审,爷爷都挺着,坚持着,想把话说清楚。可是,话说得清楚么?爷爷被判进监狱,坐了几年,没人告诉我。长辈们以为是他们一代的耻辱,不传给下一代了。但他们却也告诉我们,村里谁谁的父母,那时候表现得最积极,如何如何对待我的爷爷。我看到的时候,他们已冷静,成为正常的人了。
我对爷爷是没有任何印象的。我对爷爷的了解,来自父亲和叔伯邻居的讲解和闲聊。爷爷死的时候,我已经三岁,他已经获得新生。而我的出生,也带给他快乐。全村的人当时那么冷酷,欲置人死地而后快,而我却像新的叶芽,给爷爷带来了希望。他是那么的爱护我,想方设法的宠我,即使我父亲不小心烫我一点皮肤,他也会责罚父亲。当年别有用心的那个人只有两口子,没有后人,我出世以后,爷爷一直以为是上天对他的褒奖,而没后人的,是为恶过多所致。我是爷爷的宝贝,只是我还很小,三岁的时候,爷爷就撒手人寰,给我的记忆留下大片大片的空白。
村里人说,爷爷是爱我的,即使风烛残年了,也让我骑在肩膀了,带我游玩。
我却没有任何的记忆,甚至,没有记住爷爷的遗言,或者一个眼神。
矗在我面前的,只有一块冰冷的墓碑。
奶奶说,爷爷身材高,不粗壮,但扎实,独自上广东挑盐,千里迢迢,来去好几回。他做人,只认理儿,不认人,如果当年脑袋瓜不那么死板,也不会有人在背地里下黑手。我想,群众运动总得有个目标,爷爷就是他们的目标,不是能挽救的,因为那个时代都无可救药。爷爷只是一个小小的牺牲品,只有他牺牲了,才能有更多人的平安。爷爷没有举报任何人,坐监就坐监,他希望自己能承担,批斗在他身上结束。可是,爷爷没说,只说,某一次,爷爷快挺不住了,一个同志让他坐了下来接受审问。爷爷让我们记住,那个同志是个好人。
在我爷爷一生中,他或许最对不起的,是他的三儿,考上大学,因为他被收押,而被有权势的人冒名顶替,以至他的三儿一生抬不起头,在乡间过着散漫的日子。而在他的眼里,他遗憾的是,他埋没了一个国家栋梁之材。
而我们遗憾的是,爷爷没有享受过一天的幸福生活。爷爷死的时候,60岁出头,应该还能活上好多年。可是,当时的经济状况和医疗技术,只能让爷爷自生自灭。爷爷喜欢喝酒,一小杯即可满足,可那年代,吃饭都是问题,哪有酒?爷爷上山采回一种刺果,发酵后也酿出了酒。他苦中作乐,微笑着面对人生。尤其是有了孙子之后,他更是满足。而对那些不快和离奇遭遇,他从不提起。他开心的是,那个别有用心的男人死在了他的前面,按照我们乡里的风俗,这叫报应。或者,爷爷看到了这个因果,而放下了恩怨。
爷爷已经远去,可是他的故事一点一点的冒出来,关于他贩枪的传奇,关于他仗义执言的禀性,关于他好打不平的侠义,关于他上广东挑盐,都有了不同的版本,在村里流传。而人们也几乎忘记了,他们集体批斗我爷爷的往事。没有人道歉,也没有单位承担责任,我爷爷走出监狱,就走出来了,所有的事也告一个段落。湘南山群恢复以往的平静,在其他的一些领域里,开始你争我赶。
本文已被编辑[林秋菊]于2007-12-29 21:38:37修改过
-全文完-
▷ 进入欧阳杏蓬的文集继续阅读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