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姑，快看，谢老师来了！”和我同班的侄女兴奋地说。

我定晴朝通往我家的大路望去，真的，从我们学校调到了公社广播站并任公社团委书记的谢老师骑着单车正朝我家走来呢。他来我家干什么？找我哥——他原来的同事吗？现在正是播音时间，他怎么有空呢？

我正胡思乱想，他的单车已停在我家地坪里。“哥还在学校有事呢！”我连忙停止胡思乱想对他说。

“我今天不找他，是专程给你送通知来的。你考上了一中，高兴吧！和你一起考上的，还有玉妹子。”不一会儿，哥回来了，父亲也出完集体工从地里回来了，他们都为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晚上，高兴劲过后，我发现父亲愁眉不展，因为他不得不替我添置一些寄宿用的必需品，也不得不东挪西借，为我筹措学费。

事情发生在我十五岁那年，我还没到过县城呢，虽说县城离我家不足二十公里，所以，尽管父亲愁眉不展，我还是兴高采烈：我终于有机会去县城了，因为一中就坐落在县城的北门。

八月三十日，是我到一中报到的日子。这天，父亲终于把一切都替我凑齐了，且叫母亲大清早办好饭菜。不到七点，我们就吃了早饭。父亲担着一口小木箱和被子蚊帐，二嫂提着缝纫机头，我们一行三人走到了公路上。不过，我们没有到离家不到500米的汽车站去搭长途汽车，虽说那时车票只要五毛钱。为了省钱，父亲早就跟公路对面一个姓陶的熟人约好了，搭他的车去县城。

我们站在公路上等啊等啊，等到八点，又等到九点，终于等到那家人吃了个酒足饭饱，又等到那熟人单位的司机喝够了茶，慢腾腾地来到了公路上。看到我们三人要搭便车，他满脸不高兴地坐进了驾驶室。父亲赶忙扶我上了敞蓬车厢，还有一个人从另一侧爬到了车厢里。父亲接着匆匆忙忙地把我的箱子、被帐递了上来，然后，就想爬上来。就在这时，呼的一声，车子开动了。望着车下的亲人，我直想哭，但又只有干瞪眼的份。就这样，我怏怏不快地站在空荡荡的车厢里，望着那堆东西，不知怎么才能赶到学校。

十点不到，车就到了县城，停在大饭店旁边。我一声不吭地下了车。在另一位搭车人的帮助下，卸下自己的物品，搭着一中的迎新车到了学校。

快吃中饭时，父亲和二嫂赶来了。原来，他们没有搭上便车，只好到车站花一块钱搭长途汽车。

一见面，二嫂就问我：“缝纫机头呢？”

“上车时我又没拿！”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就在我匆忙拿东西上车的时候，她把缝纫机头递给了另一侧上车的人。下车时，我只顾自己，根本不知缝纫机头也在车厢里。父亲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你知不知道，因为你，我一年的工白出了？”二嫂急得脸色惨白，顾不上我那乱糟糟的床铺，和父亲商量了一下，一声不吭，丢下我就走了。

下午，太阳偏西的时候，他们又出现了。二嫂告诉我，他们连中饭也没吃，急忙搭车赶到长沙建湘瓷厂，找到那位熟人，才知道，他把缝纫机头寄在车站旁另一熟人的家中，因为他那时追着我喊也没喊应。听了这些，我才如释重负，感到我们只是虚惊一场。不过，由于我的粗心，还是害得父亲白出了半个月的工。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第一次上城的经历还历历在目，不知早去天国的父亲还记得他的小女儿在念叨此事不？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