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不会忘记

踏上漫漫西征路的红军女战士约有1500多人，其中妇女团1300余人，前进剧团100余人，后勤各部门还有一些。她们中大多数人的命运，不外乎牺牲、被俘、流落，能回到延安的毕竟是少数。据1984年甘宁青三省妇联的调查，散落在三省的女战士仍然有400人左右。无论是她们中的生者和死者，都有一段悲惨痛苦的经历。我们不能忘记她们，历史也将铭记她们。　

董葆华女士在《文史精华》2005年第4期上发表了题为《历史风物——史海存真》的文章，记述了一位西路军女战士的悲惨命运，从这位女战士的痛苦经历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幸存下来的西路军女战士在以后的生活是怎样的遭遇和磨难。

那是三十多年前作者在青藏高原上，邂逅了一名孤苦无助的红军西路军女战士。因为作者也曾有过一段特殊的军旅生涯，使她对这位女战士给予了特殊的关照。下面，我们来听听董葆华的叙述。

30多年前，我在青藏高原上国防科委所属的某军事基地从事密级很高的专业技术工作。工作性质的特殊，保密纪律的严格以及地理位置的闭塞，让我养成了爱独自散步的习惯，每周一天的假日，几乎都消磨在欣赏着高原风光的悠然漫步当中。

与部队一河之隔的傍山小村是个回、汉、藏多民族聚居区，以回族为主。那里解放前曾是西北军阀马步芳的老巢，社情非常复杂，不少残匪隐匿其中。我们曾多次在执行特殊任务时，发现异常信号弹划破夜空，警卫部队也在大规模搜山时，发现过不少疑点。对此，部队不得不制定严格的行为规范和保密纪律，尤其对特殊岗位上的女军人更有诸多的“不许”和“严禁”。所以，多年以来，我与一河之隔的当地老乡没有任何来往，只知道那是一片贫穷落后的山村和一群身份复杂的村民。　

那是一个夏日周末的傍晚，我走出营区，沿着部队围墙外蜿蜓曲折的山边小路散步。欣赏着大自然赏赐的天然美景，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这时，山坡上蹒跚走下一个背柴的跛行人，由于柴捆太大，人太小，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庞大的柴堆下安了一个不堪重负的小轱辘。好奇心让我走近一看，背柴的竟是一位衣衫褴褛、瘦小枯干的白发老妇人。在离我几步远时，她已筋疲力尽地连人带柴歪倒在路边，人起不来，柴也放不下。我赶忙跑过去扶她坐起来，费了很大的劲才帮她把柴捆从肩膀上卸下。我看到一张乞丐般肮脏、苍老、极度虚弱和营养不良的脸，那呆滞的眼神中传达出一种让我心悸的悲哀。我想她一定是饿坏了，忙从上衣口袋里摸出几块大白兔奶糖，剥去糖纸，递到她手中。谁知她竟不知此为何物，一脸茫然地看着我不敢吃。我只好把其中的一块糖放进嘴里当面示范，她这才急快地把我手中所有的糖抓过去一起塞进嘴里，大口嚼咽起来……可能是奶糖的味道让她好奇和满意，也可能是糖分补充了一点她过分消耗的体力，咽下最后一口甜液，她满是灰尘和汗水的憔悴不堪的脸上现出了舒心的笑容。　

见她精神恢复了一些，我用放慢了语速的普通话和野营拉练时学会的几句山民俚语，加上手势和表情的配合，总算弄清了她的身世和遭遇。原来她竟是流落异乡几十年的红军西路军一名女战土。当年被西北军阀马步芳俘虏时她才14岁，现在只会讲一些简单生硬的汉语，但“我是四川人，当年是红军”和“行行好，帮我找找部队吧”这两句话仍然说得非常清晰。我想这一定是她多年来念念不忘的结果。　

因为了解这段历史，更因为西路军将士们的慷慨悲歌曾带给我巨大的心灵震撼，我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位从失败和磨难中走来的英雄。我认真地倾听着她声泪俱下的诉说，心中流着苦涩的泪。　

说到被俘时的惨状和被俘后遭受的种种屈辱，她激愤的声音又尖又利；说到极度伤心处，就撩起又脏又破的衣襟擦着浑浊的泪水号啕大哭。遗憾的是，我的问话她都能听懂，而她那些满腹辛酸的诉说，我却有很大一部分听不太懂，只能从听懂的部分了解到：被俘以后她被转卖多次，最后被马匪的一个连长掳去做妾，受尽折磨和凌辱，几次自杀没死成，几次逃跑又被追回，直到打瘸了一条腿……　

问到她的现状，她哭得更加伤心，她说那马匪连长死后，她拉扯着一个儿子艰难度日。如今儿子长成人了，儿子却因她年老体衰和“马匪小老婆”的身份百般嫌弃、虐待她。吃的是前一年冻坏在地里的烂土豆，住的是四面透风的牲口棚，每天规定不砍够多少捆柴就不给饭吃。她边哭诉，边抬起脚来让我看，穿在脚上的已经不能叫做鞋了，只是一双完全磨没了底的勉强能挂在脚上的鞋帮，脚底板因常年山路的磨砺已经看不出本来的肤色，几乎与深褐色的山石融为一体。她流着泪撩起上衣给我看，胳膊上、背上满是一块块、一条条青紫色的伤痕，她说有儿子打的，也有村里的坏人打的……　

看着眼前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老人，听着她声泪俱下的哭诉，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巨大而又深刻的悲哀。即使我们之间没有语言障碍，我也不知道面对这位本应是驰骋疆场、立马横刀的一代女杰，本应是受后人尊敬、爱戴的“红军阿奶”。现在，我该说些什么，又能说些什么?　

我为她们的遭遇深感悲哀和不平，我愿尽我所能帮助眼前这位劫后余生的“红军西路军女战士”。待她稍稍平静下来，我一字一句地告诉她：“以后每星期的这一天，部队晚饭号吹过之后，你都要在这儿等我。确认她完全听懂之后，我扶她起来，帮她把柴背好，目送她蹒跚远去。那一夜，我噩梦缠身，苦泪横流……　

第一个星期约定的时间到了，我像地下工作者一样，走迂回线路避开旁人，匆忙赶到那条傍山的小路。当时，我这种擅自与外人接触的做法是有违特种部队军纪的。但我没法忘记那悲惨、凄厉的哭声和那哀哀无助的眼神，我不想当什么扶危济困的善人，只想尽我所能给那位在屈辱中走过半个世纪的白发老人一点心灵的慰藉和实际的帮助。　

赶到约定地点，她已经等候在那里，不知道是不是多年以来“希望”二字对她已经遥远陌生，突然出现的变故令她不知所措和欣喜万分，她苍老的脸颊上竟然现出了一抹淡淡的红润，眼神中那种年轻人才有的兴奋和梦境般恍惚的复杂表情又一次让我的心重重一颤。我把预先准备好的10个馒头、3双球鞋和几件便衣，还有两个苹果一起塞进她怀里。老人突然双膝跪地，大哭不止。我怕被流动哨兵听见，更怕被出来散步的战友们看到，急忙连拉带抱把扶她起来，把衣物、食品分藏在柴捆的不同位置，以免被她恶魔般的儿子发现。　

临走时，我反复叮嘱她：“记住，以后每星期这一天的这个时间，我都在这里等你。条件是你不许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她频频点头，连声应着“啊勒，啊勒。”(明白的意思)。那一刻，我看到了她眼中无以复加的喜悦和期望。　

第二个周末，我因紧急战备任务滞留在工作区不能赶回。我心中充满着担忧和自责，特种部队的特殊情况随时都会出现，当时怎么就没有考虑在内呢？我担心老人会在约定地点久久等候，更怕一个久久徘徊在营区附近的老百姓会引起哨兵的怀疑。要知道，那是一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整整一个星期，终于等到了第三个约定时间。我像赶赴情人约会一样，背着一大挎包精心准备的食品和衣物，心急火燎赶到约定地点，等啊等，直到太阳落山，直到小路上已伸手不见五指，她没有来。从那以后每个约定时间，只要我没有外出执行任务，都会风雨无阻地等在那条小路上，遗憾的是，整整等了半年，再也没有见到她的身影。　

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到夕阳晚照的周末，我都忧心忡忡、魂不守舍。如果不是特种部队近乎苛刻的军纪约束，如果不是部队驻地社情的极端复杂，我一定会到那些山村农舍一家家、一户户去找、去问。但是我不能，我只能在梦中为老人祈祷，向老人道歉。本想尽自己绵薄之力，暖暖她的心，救救她的难，谁知她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像不留痕迹的风和空气一样，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般，只留下我心中沉甸甸的问号和永难弥补的遗憾。　

我很感谢董葆华女士给我们纪录了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西路军女战士的悲惨命运。应当说，献身于那场战争的女战士是英雄，幸存下来的女战士更是英雄，她们同样为中国的革命和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她们更值得我们关注。

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说心里话，我的心好痛，红军西路军幸存的英勇将士，许多没有战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却屈死在自己人手里，这个教训比西路军的失败还要惨痛。这是一段不该忘记的沉重的历史，共和国的旗帜上同样有她们血染的风采。(全文完）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