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畏艰险的华全双
华全双是当时妇女团年龄最小的女干部,她任西路军妇女团政治处主任时只有17岁。
华全双记忆中的战斗是十分惨烈的,她说:“梨园口一仗,西路军受挫,我们独立团负责掩护其他部队转移,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当时,马家军把我们围在一个山头上,狂呼冲上去,一人赏一个小老婆!情况万分危急,已经弹尽粮绝的我们便手挽手唱着《国际歌》,准备从后山悬崖跳下。正在这时,一发炮弹打在我们中间,我被掀下悬崖,恰巧我挂在了树枝上,这时我三处负伤,昏迷过去。”
苏醒后的华全双,已被战友们从悬崖上救下来。她带着伤在祁连山打游击,两个月后,负伤的她被敌人逮捕。华全双被押到刘云库老家青海互助县大柳村后,立志要回陕北。她终于做通了刘云库老婆的工作,在一个晚上逃了出来。路上,因野狗追咬而丢了衣服和干粮,她只好靠讨饭度日。出青海省边境时,遇到马家军的一个逃兵,假意相帮,带她们过了黄河。快到兰州的时候,那人露出凶相,逼她嫁人。华全双死也不从,她被卖给黄河边上一位姓关的纤夫当佣人。华全双一边当佣人,一边四处打探党组织的消息。听说兰州有八路就办事处,她就逃出来寻找,被姓关的追到,后来被警察关进监狱。华全双在狱中认识了共[chan*]党员林健。1939年2月,华全双终于回到了延安。
解放后,华全双在国务院五机部任保卫处处长。1988年8月,她和王定国等人重到西宁,出席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落成典礼,那些幸存的原西路军女战士闻讯赶来看她。回忆往事,大家失声痛哭。华全双挑了最好的桃子递给她们,说:“吃吧,咱们四川通江的桃子就这么好!” 这么多年为了革命在外拼命的女战士,终于品尝到了家乡的甜美水果。
矢志不移的吴仲廉
吴仲廉是湖南宜章人,1927年她在衡阳女子师范入党。1928年参加红军,在朱德率领下到了井冈山。她被任命为组织干事,给毛泽东做秘书工作。1932年,她被任命为红军总司令部直属女子义勇队指导员,和康克清队长一起工作。1934年,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全师后,她被任命为红9军敌工部副部长,随部队进入河西。
1937年1月,吴仲廉在战火中生下一个男婴,当地花园村的好心人王学文两口子收养了这个取名为继曾的孩子。不久,孩子的父亲红9军政委曾日三带领部队血战红柳园时英勇牺牲。
吴仲廉被捕后被押到西宁,在中山医院做苦工,恰遇遇到被她教育释放过的医生罗承训,在罗的帮助下,国民党青海省党部特派员李晓忠将吴仲廉、张琴秋、陶万荣带出了青海。与罗告别时,吴仲廉赠照片纪念并题诗:“西海困羁幽,赖君释楚囚,惜别添新恨,怀德永难休。”
但是,可恶的李晓忠却在西安将她们转交给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后来在周恩来的营救下,她们回到延安。
全国解放后,吴仲廉长期在司法战线工作,并与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江华结为夫妻。她终于找到了失散在河西的儿子并把他接回身边,后又将抚养儿子的王学文夫妇接到浙江金华福利院生活。“文革”中,江华、吴仲廉受到冲击,王学文夫妇生活无着落,回了河西。吴仲廉于1976年1月17日被迫害致死,死时只有59岁。她的儿子继曾(后改名吴长征)受牵连,成了黑五类。1976年,吴长征因事故死于上海无线电三厂。
忠心耿耿的何福祥
何福祥是湖北红安人,小时曾当过童养媳。1927年她参加了游击队并入团,1928年加入红军,曾立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1934年入党。妇女团成立后,她被任命为2营营长。
1937年3月中旬,何福祥向民乐方向撤退时被俘。当晚,敌人怕她们逃跑,将她们押解到冰河上冻了一夜。随后,在敌人押她们去西宁的路上,何福祥、李文英、李开英利用挑水的机会逃了出来。跑到一个村庄时,她们被十几条饿狗撕咬,李开英被咬得露出了肠子。何福祥将她背到一个山洞里隐蔽后,同李文英去讨饭,当她们返回时,发现李开英已气息奄奄。原来,她怕连累战友,已吞鸦片自尽。
何福祥与李文英忍泪离开山洞再次上路,路上,她俩多次被抓,总是想法得以逃跑。最后,她们在永昌、民勤、武威交界的三岔路口再次被抓,并被送进了武威监狱。马步青陆续将监狱里的女战士分配给他的军官做妻妾,何福祥被分给一个姓赵的副连长。她大闹不从,姓赵的只好将她送回监狱,后来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她逃出了监狱。她装成哑巴,曾逃到与兰州隔河相望的地方,但因敌人搜查紧,只好退回武威,在南山张义堡一带做苦工度日。
全国解放后,何福祥在当地安了家。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参加各项活动,当过不脱产的区妇联主任。1952年,一股土匪企图袭击区政府,何福祥听到消息后,背着5个月大的孩子,到区上报告,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后来,土匪放风要杀她,她坦然道:“我要怕死就不参加革命了!”
何福祥对党一往情深,盼望能早日恢复她的党组织关系。她几乎每年都要向党组织递交一份要求恢复党籍的材料,但都没有结果。1957年,老战友杨文局来信邀她到酒泉工作,她欣然前往,当了一名被服厂的工人。她还没有忘了每年递交有关要求恢复党籍的材料。
拨乱反正后,她再次向党组织提出申请。1985年2月,在一个令她终生难忘的日子,党组织同意恢复她的党籍,党龄从1934年算起,参加工作时间定在她参加革命的1927年。何福祥非常激动,多年的盼望终于实现了,她颤巍巍地捧出了积攒了数十年的200多元党费,交给了党组织。这钱,有面额一分、两分、五分、一毛、两毛、五毛的……攒得十分不易。她没有收入时,就以“分”来积攒;有了28元的工资,她还要养活两个孩子,她就按“角”来积累。她从不动用这笔钱,并告诉子女:要是我死了,党籍还没恢复,你们也要把这些党费交给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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