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嫁进我家时只有十六岁，比爷爷整整小了一轮（十二岁）。

奶奶品貌出众，心灵手巧，还偷着跟堂兄弟们认了几个字。可惜奶奶的身世跟红楼梦里的探春一样，不是正出，是所谓的庶出，是太外公和家里的女佣生的，这在那时好象是女人的一块硬伤，再说太外公在奶奶四岁那年就去世了，从那时起，奶奶和她母亲在家里的地位比佣人好不了多少，只是虚担了个小姐的名头。那时稍微有点讲究的人家都还会给女孩子缠足，奶奶却是一双天足。

奶奶是由家里主事的大娘作主配给爷爷的，岁数相差大不说，更叫人可惜的是奶奶不是做爷爷的原配，而是填房，因为爷爷的原配妻子陆氏早在五年前因月子里得了热病去世了，用大娘那时的话说：做填房有做填房的好处，可以省下一份嫁妆钱，这年月家道又不景气……

成亲那天没有鼓乐鞭炮，也没有热闹的迎亲送亲队伍，只用一顶小轿从邻村把奶奶抬了过来，奶奶也只带了个随身的小包袱，接到爷爷房里，家里人一起吃顿比平常讲究些的晚饭就算完事了。奶奶唯一的坚持就是进门时得用红盖头盖着，爷爷掀开盖头看到奶奶的那一刻怔了一下，因为奶奶的美丽。

奶奶没有嫁妆，所以房里所用的东西都是陆氏留下的，其中有一大一小两只木箱，朱红的漆皮，铜制的铰链，两只箱子上又有一大一小两把铜锁，叫龙凤箱。这是只有明媒正娶的原配女子才有的赔嫁，奶奶是没有资格有这样的东西的。

奶奶在嫁来第二天早上，坐梳妆台前梳头时看到桌前屉里有两把钥匙，她伸出手想拿过来看一下时，爷爷抢先拿过去揣在了怀里，这一揣就揣了足足二年多。中间奶奶曾几次旁敲侧击的问及那两只箱子的钥匙在哪，爷爷总是装作没听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奶奶也渐渐明白了些原委，家里人背着奶奶或是隐约间会说些爷爷和前妻陆氏的事。爷爷和前妻陆氏原是情深意笃的，若依爷爷的本意，陆氏病逝后就不愿再娶，所以一直跟父母耗了五年，最终是拗不过传宗接代的意识极强的太爷爷太奶奶，才续娶了奶奶。奶奶明白，爷爷藏着那两只箱子的钥匙，终究是不能忘记前妻不想让自己取而代之的意思，也就小心的回避着不再问了。

奶奶嫁进我家后，就象顶着另外一个人名目继续生活，按照做填房的规矩，奶奶的娘家成了爷爷前妻陆氏的娘家，就连名字也被换成了爷爷前妻的名字：阿翠。刚开始奶奶还无法适应，听见叫“阿翠”以为是在叫别人，因此常常被婆婆嫌恶：“这人怎么这么木的？一连叫你几声都不知道答应。”幸亏爷爷看着可怜，时常会维护奶奶一二句。

那时时局动荡不安，我家也已是家道中落，太爷爷在邻近几个镇上开的几间铺子也因为生意不景气而陆续关掉了，所以除了田间干农活的，可以辞掉的帮佣都已辞掉不用，许多日常的家务活都要自己打理，奶奶一边勤勤恳恳的侍奉公婆，做饭洗涮，一边还要带着我大姑，也就是陆氏留下的女儿，还要做些针线活，一天到晚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

第二年春天，村里突然发起了麻疹，这在医学水平相对落后的当时是很可能有生命危险的。大姑也不幸被传染了，家里人都不敢服侍她，不到六岁的女娃眼看着就可能夭折，奶奶不顾大家的好意的担醒：“很容易传染的，一旦传染上了不被夺了性命也会毁了容貌，再说又不是你亲生的，你再疼着也不见得会跟你亲。”奶奶没听劝，她说：“没了娘亲已经够可怜了，哪能看着不管，我身体结实着，没事儿的。”一连十来的精心照料终于保住了大姑的生命，只是在脖子后面留了块麻子，后来大姑一直喊奶奶“姆妈”，虽然奶奶只比她大了十一岁。

一年过后不见奶奶的肚子有什么动静，太爷爷太奶奶就有闲话了，指桑骂槐的话也有了，开始还是偶尔，渐渐的变得时常起来。奶奶只能一包苦水往肚里咽，实情就是她和爷爷虽然同室而居，却分床而睡，根本没有夫妻之实，怎么可能……

我家前面有一座孤山，那时候山上驻着一小队的日本兵，缺吃少穿时便不时下到村里来抢东西。一日趁着天黑又下了山，村头的哨人疏忽没及时打锣提醒大家，东西还没来得及藏起，女人们也还来不及藏身，日本兵就已进了村。慌乱间奶奶从阁楼的窗口爬出去趴在了厨房的屋顶上，日本兵一进院子就看到了摞在墙边刚从田间收起的谷子，动手要抢，爷爷一看急了，那可是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刚一上前想要阻拦，“哗”的一下子，几个日本兵就端着刺刀对准了爷爷，嘴里叽哩哇啦说着听不懂的话，那时的房子都很矮，这一幕，趴在房上的奶奶看得非常真切。不知哪来的勇气，奶奶用房顶烟囱的烟灰抹了个大花脸，一闭眼从房檐跳了下来，居然还没有摔倒（可能亏得她那双大脚吧），下面的人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奶奶已经挡到了爷爷的面前，大声喊着：不要伤我男人！不知道是被奶奶的举动震住了，还是被奶奶的勇气感动了，几个日本兵小声耳语了几句后就退了出去。

几天后的晚上，临睡前，爷爷从怀里掏出两把钥匙交给奶奶，说：以后那两只箱子你用吧。奶奶接过来拿在手里仔细的看着，那是用铜铆钉铆在一起的两把钥匙，一大一小，大钥匙中间有一凹槽，不用时小钥匙正好可以藏在那个凹槽里。奶奶感觉那个大钥匙就象那晚爷爷搂着她的臂弯，小钥匙则是她自己，爷爷说那两把锁叫夫妻锁。

父亲是老三，奶奶生父亲是新中国成立那年，一次爷爷一边逗着怀里的孩子，一边看着奶奶整理着那两只箱子里的东西，象是不经意的说了句：如果用着心里别扭，就请人另外打两只吧，这两只换出来放到阁楼上去。奶奶拿东西的手停了停，没作声。

后来奶奶真的请人打了两只几乎跟那两只一模一样的箱子，还特意请铜匠照着铸了两把锁和两把钥匙，只是奶奶并没有把那两只箱子搁起不用，而是四只箱子一起用着，有时几把锁一起打开，等再锁上去时还会锁错箱子。

奶奶上年纪后也喜欢和别人一起出去烧个香拜个佛，那时我已会写几个大字，一次奶奶买回来一个烧香用的蓝子，先拿瓦片在地上写了个样，让我照着在篮底上写了“刘氏”两个字，那天奶奶好象特别开心似的，还偷偷告诉我别跟家里人说。但爷爷还是看见了，只是看了后笑笑，什么也没有说，以后也没再提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爷爷毫无征兆的安然去世，奶奶从那几只箱子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寿衣给爷爷穿上，一边穿一边说：去吧，她已在那边许多年了，你放心，过几年我也过去和你们做伴。

第一次制作身份证时奶奶已年近七旬，村里通知大家去镇上拍照，族里的一些老人都说不想去，因为拍了也没有什么用处，奶奶却执意要去，父亲就蹬着辆三轮送她。后来身份证拿来那天，奶奶拿在手里端详了许久，抿着嘴笑，我凑过去看了一下，“刘菊香—”我有些不解，奶奶指着那名字：丫头，那才是奶奶的名字。那天开始我才知道奶奶的本名。

奶奶走的时候我正在外地读书，没赶上见最后一面。回来的时候听家里人说：好象知道要走了似的，几天前便跟父亲说：东西都在那四只箱子里，没有上锁。后来又听帮着料理后事的族里人说：老人家四季的衣服鞋袜，日常的用品，自己的东西分门别类的归得特清楚。

二oo三年时，因为要翻造老屋，就和父亲一起整理老屋里的东西。奶奶生前用的那张桌子还在，桌上放着一个一尺来长半尺来宽的小木匣子，拂去厚厚的尘土依稀能见斑驳的朱红，父亲说小时候听奶奶讲过，那是她唯一从刘氏娘家带来的东西，是奶奶的母亲在奶奶出门那天偷偷塞在她随身的包袱里的。我轻轻的打开木匣，里面静静的放着四把锁和四把钥匙，还有那张奶奶一次也不曾用过的身份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