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出自《论语》子路篇。孔子的解释是，做君主很不容易，所言必须慎之又慎，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无一事敢忽视，说出的话才不会错，岂不是兴邦之言。如果君主骄傲自大，臣子就投其所好，阿谀奉迎；直臣进谏则忠言逆耳。这样的昏君说出的话不丧邦才怪。阐明了决策者的言行关系到国家兴亡的道理。

建国后，有几件影响国家兴衰之大事，毛泽东的观点可以说是“丧邦”之见。

其一是，72岁老人马寅初，曾于1954年数次到浙江实地调查，发现人口增长率已超过20%的严重发展趋势，并在1957年2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新人口论”，受到毛的赞赏。同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发表马寅初的研究成果。两天后，毛作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对马寅初的态度来个180度的大转弯，由肯定到否定。说“人多是好事”、“人是世间一切事物中第一个可宝贵的”、“对于我国人口多，增殖快的一切悲观论调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等话，成为批判“新人口论”的有力武器，马寅初成了中国的马尔萨斯。还有一个钟惠澜，1957年他通过严格计算提出警告：如果政策不变，中国人口会在20年内达到10亿。他的遭遇和马寅初同样不幸。不幸的是，事实应验了两位科学家的预言。只因毛盲目的乐观主义，把中国引入歧途，从而导致严重的人口压力，种下可怕的恶果。

其二是宣传大跃进，扬言15年赶英超美如何可行而又合理，企图来个经济大飞跃，结果是一场大失败，数百万人死于饥荒和传染病肆虐之中。

其三是鼓吹文化大革命如何必要和有理，结果是一场空前大浩劫。据文革中有姓名可考的被迫害致死者有34766人。全国死亡人数40万人，一说85万人。邓小平说，文革后已为290万人平反。毛生命中最后的这场游戏，几乎真的“丧了邦”。

还有毛精心策划的反右斗争也是“丧邦”之举。有人统计说，1951年以来，先后有15次较大的政治运动，其中有9次是矛头直指知识分子。反右对知识分子迫害之凶烈仅次于文化大革命。反右是中国国运转向的标志，此后20年，国运每况愈下。反右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据当时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供的材料称，有10万“反革命分子”被逮捕，40万知识分子（占知识分子总人数的1/10）被划为右派（一说50万），这个结论一直持续到1979年。文革的核心问题是神化领袖，反右的核心问题是鬼化知识分子，或者说是臭化知识分子、丑化知识分子。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也是变化莫测，喜怒无常。1957年3月，毛在《在中国共[chan*]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仍然认为，在中国约500万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还谈到用“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和“以理服人”的办法来团结知识分子。并特别强调，对知识分子的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两个月后，在著名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就提出“钓大鱼”“锄毒草”之说。1957年6月19日公布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只有香花才准予开放，毒草则必须锄掉。而且付诸行动，追究毒草作者的责任。随后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宣称：“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同月，毛又提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的队伍。”（上述引文均出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抛出教育战线是由“黑线专政”被毛泽东圈阅，并上了红头文件公布之后，知识分子就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10年浩劫中，知识分子被当作臭老九，彻底打翻在地，一蹶不振。

知识分子被视为“只有三天革命性”的危险分子。毛泽东曾说过“知识分子是最骯脏的”。又说“书读得越多，人变得越蠢”。1965年毛就告诫其侄女王海容：“书别读得太多，读多了害人。”

毛对知识分子不信任，进而仇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几乎所有的有才能的知识分子都被各种罪名臭化了，他们本应对国家发挥的积极作用丧失殆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