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先生毕生致力于在中国实现一个平均主义的乌托邦。毛先生的平均主义理想在他进入北京城一百年前，洪秀全创建的太平天国就已经实施。《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总目标是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与毛先生一直希望使人民公社成为基本核算单位，即一群人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如出一辙。洪秀全的理想社会，实践检验不过是纸上谈兵。而毛却义无反顾步洪秀全后尘。

毛先生的平均主义体现在男女服装一致；千百万人都骑自行车代步；每个家庭居住空间人均不足3平米，房价极低廉，人人都住得起；人民公社免费集体食堂伙食一律；取消军衔制体现官兵平等。这不过是平均主义的表象，也迷惑过一些外国游客相信平均主义的说法。

毛的平均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的根本目标。什么是共产主义？一个中学教师如是说：“共产主义就象地平线，你越靠近它，它就退得越远。”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无不向往毛指引的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美好社会。当时中国老百姓对共产主义的概念也只停留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样一个水平上。如果说毛泽东先生所描绘的共产主义蓝图，是一张兑换遥遥无期的支票，倒也未必。毛自有他独特的方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58年，由毛泽东倡议，中央委员会起草通过的新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总路线，加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称为三面红旗，是整个经济工作的核心。根据毛的设想，工农业要“两条腿走路”，要土洋并举。国家计划委员会因此调整了钢的生产指标，由原计划生产1千万吨提高到8千万吨，把希望寄托在用土办法全民大办小高炉的产量上。当时“15年赶英超美”的口号喊得山响。毛还深信用深耕和密植的办法可以使耕地面积减少到三分之一，同样的方法也能使粮食产量大增。果不其然，粮食产量比1957年翻了一番，收获3亿7千万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压力——粮食问题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对此，毛深信不疑。毛还宣称，只要打破右倾保守观点，粮食甚至可以翻5番，翻50番。于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响彻云霄。粮食问题既然不成为问题了，就决定在全国实行工农兵学商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毛相信用战争的方式也适用于经济建设，并确信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已是指日可待。

“这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夏天。外国记者热情地各自向国内报道：他们亲自在丰收的稻穗上，在密植的稻田上走动，稻穗能经受住他们的体重而纹丝不动。”（《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

这是“放卫星”的杰作。全国各省、市地方政府的弄虚作假炮制出经济复兴的神话，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是：新中国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大跃进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连续三年的困难时期，饥荒和贫困严重威胁着中国平民。传染病流行，儿童被遗弃。据统计推算，中国6亿人口减少了3千万。有2千万城市人口下放农村。农民挖草根啃树皮度日。官方对外解释这种困难现象是自然灾害，加上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专家等原因造成的。

大跃进的危害全面暴露出来，毛泽东先生不得不暂时放弃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设想，提出要调整人民公社。调整的任务当仁不让落在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三人身上，这“三驾马车”当时掌握党和政府的领导权。于是，和毛截然不同的农业政策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在许多生产队实行。然而，三级所有制的人民公社，平均主义倾向仍占上风。公社的富裕村和穷村的收入拉平，挫伤了富裕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出工不出力现象产生了，干好干坏都一样的思想盛行了。这是毛坚持政治挂帅的结果。

《毛泽东选集》收集了毛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中的重要著作。毛的论著五花八门，包罗万象，遍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工业、农业、哲学、教育等各个领域。毛的文笔流畅，成语典故迭出，论述头头是道，论证严丝合缝，论调充满乐观。但毛的见解往往使人瞠目结舌，毛的理论付诸实践，又往往背离初衷。例如关于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就说过：“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毛泽东选集》中共七届二次会议上的报告）

1958年5月，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上，毛先生推翻了两年前通过的按比例协调发展的计划经济，号召“只争朝夕”的大跃进。事实立即作出了与毛愿望相反的回答，中国陷入了经济生活全面紧张的困境。

1962年毛泽东在《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与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截然相反的说法：“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

言犹在耳。两年后，1964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准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预言“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的判断，提到“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中国经济建设在毛泽东先生忽快忽慢的理论指引下折腾了几十年，其结果有目共睹。

最典型的例子是文化大革命。毛以极端智慧把百万红卫兵发动起来乱中夺权，达到毛所预期的目的。但由于激进的红卫兵组织变得越来越桀骜不训，蹀血街头，武斗成风。不加以制止势必引发全面内战，这是毛不愿意面对的。于是，不得不把红卫兵统统赶到农村去。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最初目的是为了除掉酣睡在卧榻旁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依靠追随者和鼓动红卫兵如愿以偿击垮了对手，保卫住毛的统治权。然而，颠覆毛政权的恰恰是毛的亲信和失控的红卫兵运动，和毛的推断南辕北辙。

症结恐怕在于毛泽东的思维活动。毛的思维规律一贯是反其道而行之。1965年，林彪开始大量印制发行《毛主[xi]语录》。这本人手一册的小红书里有一条：“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所有的倒行逆施，无不遵循毛的观点——反其道而行之，什么事都跟资本主义国家对着干。

1963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前往农村纠正毛制定的《前十条》的激进做法。王光美领导的桃园工作组（河北省抚宁县）取得出色的成绩，当时称“桃园经验”》。毛泽东则树立山西省贫瘠不毛的大寨大队与之对抗。桃园村靠先进技术和贷款搞农业，大寨与之相反，靠政治挂帅、自力更生搞农业。大寨出现了奇迹。乱石丛生的荒山改造成为梯田，挖掘出灌溉的水渠。毛号召“农业学大寨”，朝圣者络绎不绝，党支书陈永贵一跃成为政治局委员。这就是毛先生反其道而行之的“胜利”。如果说毛仅是为了争强好胜，为了证明毛理论的正确，那就低估了政治领袖的超人智慧了。那时毛已认定刘少奇是个危险的对手，其起因是1959年庐山会议讨论大跃进失败的原因，建国前在毛周围形成的团结开始趋向破裂。调整时期，刘少奇“三自一包”政策如雨后春笋，传遍中国农村，毛泽东的思想受到挑战。特别是1962年1月，刘少奇在7千人大会上公开宣称三年困难有70%是错误造成的，彭德怀给毛信中说的话有不少是符合事实的，不能说彭德怀的立场有错误。进而指出反右倾是一场错误的斗争。毛也参加了七千人大会，并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但刘的讲话毛如芒刺在背。刘少奇威望日增，毛泽东忧心忡忡。大寨对桃园，不过是毛政治反攻策略之一。此后事实说明，1962年秋，毛有针对性地重新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发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1964年9月，毛否定了刘、邓制定的《后十条》，政治局根据毛的建议于1965年1月通过了新的二十三条决定。这个决定已不再是针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错误，而是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半年以后，文化大革命之火点燃，刘少奇、邓小平逐步进入毛精心设计的彀中。

富于戏剧性的是，1980年新闻媒体突然曝料，毛所树立的农业样板大寨，竟然是一个骗局，和大跃进时期粮食亩产多少万斤一样是一个虚假的宣传。报纸承认，大寨并不是依靠自力更生，事实上接受了政府百万元的补贴，得到部队成团劳力的帮助。大寨粮食丰产数字，也是当地政府的虚报。可惜事过境迁，人们已从梦魇中觉醒，对那真理谬误难以辨明的年代种种怪诞不经的现象已是见多不怪了。大寨的假样板，毛先生是否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受了愚弄呢？

毛的治国思想匪夷所思，他要用解放战争的方式来搞经济建设。毛说：“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我们总是胜利。为什么在建设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不可能这样做呢？”在反右斗争中，凡主张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人，统统被扣上了“右倾”的帽子。此后，再也无人敢提经济规律，导致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大刮共产风，还以为找到了通往共产主义的捷径。

大跃进中几近儿戏的土法炼钢，既荒唐又可笑，彭德怀斥之为浪费人力。

学制改革耽误了一代人的青春，使国家人才断层。这一代人被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所淘汰，因为他（她）们既不能文，又不会武。他（她）们的信仰受到嘲弄，代之于玩世不恭和愤世嫉俗。

文化界的改革世所罕见，所有的文化艺术偃旗息鼓，全国只有8个样板戏在舞台上蹦鞑。

学校教育堪与希特勒教育方针相媲美，全国大、中、小学学生人手一套《毛泽东选集》；纳粹德国全国所有学生都得到一本免费的教材——《我的奋斗》。

上述种种，无不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产物。毛的信徒也不示弱，反其道而行之的实践闻者叫绝。有些造反派提议，要求变更城市红绿灯信号，其理由是，红色象征革命，应该向前走，不能停步不前。

20世纪下半叶，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是借鉴了西方经济理论摆脱政治、政策的影响，引入数理化等新理论而大获成功。毛反其道而行之，加强阶级斗争和政治挂帅的理论，用政治、思想来管理经济，而不是用科学、技术。毛的观点，成为全国性政策。政治挂帅必然之果就是“宁要社会主义之草，不要资本主义之苗”。饥肠轳轳的国人哭笑不得。

耐人寻味的是，四人帮垮台后的80年代，邓小平再也不提“自力更生”，而是通过开放引入外资（文革时斥为卖国主义）来建设现代化的中国，尽反毛泽东经济建设之道而行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