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淡妆浓抹总相宜

有人曾说：杭州古都因西湖而名世，西湖因杭州古都而生辉。其实，西湖之美，不仅因古都王者霸气而增色添彩，还在于山水怡然，在于传奇神秘。相传很久以前，仙女玉龙和金凤在银河边偶得一块白玉，甚喜，便一起琢磨，不知饮露茹霜多少年月，白玉终于变成了一颗璀璨的明珠，这颗宝珠照到哪里，哪里就树木常青，百花盛开。不料被王母娘娘发现，派天兵天将夺之，玉龙和金凤赶去索珠，王母不肯，争执之间，王母不慎手松珠落，这颗宝珠漂泊人间，竟然自通灵气似的选择了夏禹南下治水、舍其余杭（“杭”是方舟）之地而栖之，变成了波光粼粼的西湖，玉龙和金凤也随之下凡，化身玉龙山(即玉皇山)和凤凰山，永远守护西湖。尽管这是文人的一种心灵修饰，传奇神话也难免有令人置疑之处，然而今天王母娘娘若看得见杭州人民喜得如此山水名胜，应该憾中有喜了。

其实，杭州西湖本是与钱塘江相连的一处海湾，后来由于钱塘潮汐的冲击，泥沙在两个岬角淤积起来，逐渐变成沙洲，把吴山和宝石山的沙洲连在一起，形成了一片冲积平原，致使钱塘海湾和钱塘江分隔开来，变成一个内湖，西湖由此诞生。西湖之名始自唐朝，后北宋苏东坡谪守余杭时，留下“欲把西湖比西子”之诗句，故又雅名“西子湖”。今天我们无须品评当年王母娘娘是否真的与玉龙金凤争抢明珠之事，因为西湖的天然美丽和历代明君志士（吴越钱王、白居易、苏轼等）对西湖的治理，西湖风景甲天下才会让热爱生活的人们编写出如此美丽的传说。在杭州西湖岁岁年年风雨的洗沥中，秀美成为其永远不变的主题色。天下西湖三十六，江南最忆是杭州，欲把西湖比西子，谈妆浓抹总相宜。

杭州，好一片神奇的土地！在这神奇背后所蕴藏着的申明大义的悲壮，是吴越钱王留给杭州的万世骄傲，苍凉凄婉欲哭不能则是南宋王朝留给杭州历史的千古训示。当我们合上杭州历史上曾经承载的王者霸气的历史画卷而纵情山水的时候，断桥残雪后，平湖秋月时，无论是十里荷花，还是三秋桂子，无论是以六合之塔而镇钱塘，还是以灵隐禅寺而普渡众生，邀风品月之余，杯羹狼藉之后，自然会勾起我们许多美好的回忆。不管是梁山泊祝英台的故事带给世人对真诚爱情的慨叹，还是许仙与白蛇娘子的缠绵，让天下人性的完美而产生对法海的无比憎恨，起码，梁祝传奇已经千古流传，家喻户晓；而雷峰塔与水漫金山的故事又何尝不是微风拂处，妇孺皆知？千年等一回的呼唤，又陶醉了多少朝朝代代的痴男信女！

传奇为山水悄然增色，山水因传奇而频添秀美。钟情山水的世人们，在千古传奇的沐浴中自己又给自己编制着一首首悲壮动人的歌谣，一曲曲凄婉苍凉的绝唱。如果我们有心，将杭州历代名人为杭州而谱写的千万歌谣别而类之，真可谓经史子集，叹然而泣，拍案而奇矣！

自大禹一路走来，背负行囊，停泊涂杭的人们，如钱塘之潮，有一线潮步步卷来之壮丽，有狂风怒吼吞噬天下生灵之险恶，有潮打潮头悄然退却之后的恬静与宽容。无论是杭州故里，还是迁客骚人，只要沐浴西子湖水，领略潮起潮落，大凡仁人志士，不管是否出入凡尘，匆忙人生，还是阁楼歌舞，古刹清灯，悲壮惨烈，云淡风轻，朝晖夕阴之际，晓风残月之时，只当长风击鼓，湖海抚琴，雷电高歌，壮哉，悲也！轻柔，逸乎？

巍巍矣，华夏文化礼仪之邦。以儒家思想教育为修身养性的古代杭州志士们，以忠君报国为坚定不移的人生信仰，致使西湖山水才于淡雅之中凸现出惊天地泣鬼神的雄浑与悲壮。诚然，儒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宗法教义，使愚忠往往与悲壮相连。在西子湖边，岳飞墓虽然长年沐浴山清水秀的灵气，但“莫须有”三字所凝固的大汉民族赵氏王朝自身息武修文所带来的怯弱，于无可奈何之中，又何尝不是辛家轩陆放翁之辈中原北望，华发早生的一种注脚？而今长眠于西子湖边的儒家武将岳飞厚积于世人的不仅是忠君与报国，也决不可单纯以民族精神概之。他是一种儒家大一统君主教育思想理念在有识知识分子将领中的集中体现。而这种封建愚忠的思想教化往往又使一代又一代心系庙堂的志士仁人，屈死在明镜高悬的朝堂之上。明成祖朱棣时期，杭州人不会忘记“冷面寒铁”的浙江按察使周清，其察杭期间为杭州人民正纲清源，为民作主，受民爱戴。也就是这样一位廉政刚直的清官，却因奉诏逮捕锦衣卫指挥纪纲心腹时，遭纪纲诬陷致死，朝廷之上，周清怒斥明成祖的一句话如万箭穿心，而今在目：“臣奉诏擒贪恶，奈何罪臣？”临刑前他厉声呼号：“生为直臣，死当直鬼！”大义凛然之壮举栩栩如生也。如果封建朝纲因儒家治世理念而不屈死几个忠臣，那么封建社会的人肉筵席应该会万世昌盛。要不然，饱读儒家诗书曾经留洋日本的一代女侠秋瑾何至于不去闺房剌绣，而非要去参加同盟会，组织光复会而起义反清乎？假如当初秋瑾也如沈秋水一样，游闲杭州之西湖，居小楼而友山水，抚琴弦而饮朝露，怎么会在1907年光复会成员徐锡麟被安徽巡抚恩铭的亲兵残忍地挖出心肝炒食后，她还毅然仿效谭嗣同：“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遣散众人，坦然留守大通学堂，坐等抓捕，英勇就义于绍兴城的“古轩亭口”。只不知鲁迅笔下华老栓的儿子果真吃下她的人血馒头么？麻木的时代麻木的世人在儒家麻木人民的教化中，不以我血荐轩辕，以唤醒“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人，“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浑浊，何时才能世清道明？这也许正是今天西子湖边西冷桥南端之秋瑾墓给世人的警示！“江户矢丹忱，重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痛哉，孙中山先生如此泣血之挽联！

儒家治世思想本是无懈可击的，有如世人之读《红楼梦》，情操不同而感悟有异也。岳飞周清乃至秋瑾为信仰而奋斗，却惨遭荼毒，何哉？世清则明，道顺则通，根治于激浊扬清开明盛世之先进文化之土壤，其报国信仰，才能根深叶茂，利国惠民。世浊道浑之时，任你西湖山水再艳，儒释道并举，也难成其救国信仰之方舟。再多也只能为其挪出一方寸之地，使其灵魂得以安息。

其实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人生价值观，正是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的精髓。正确对待忧患，上不负天，下无愧地，也正是西子湖畔历代志士为后来者用智慧与血汗镌刻的图腾。吴越钱王射潮疏湖，白居易、苏轼疏湖筑堤，而今白堤苏堤春风得意，绿柳弄波，不正是杭州人民对他们造福于民的一种眷念么？当其时，吴越钱王受制中原，立志待明君而纳土归附。其中承受了多少历史的负载！而白乐天苏东坡则因朝堂受阻，以负罪之身而知杭州，心中自有许多不平之事，然则大丈夫立世，处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把痛苦吞进肚里，把欢乐笑送世人。进退忧乐，乃君民之忧乐也。以如此旷达胸怀立世，白苏二堤于万世风雨漂摇后，能不平湖秋月，柳絮飘香！

老祖宗曾训示说：大丈夫立世，当雁过留音，人过留名。杭州人民应当记得：当年都锦生英年早逝的时候，“杭州都锦生丝织厂”的职工们为年仅45岁的都锦生举行了特别隆重的葬礼,人们用他生前创制的织锦工艺，特地为他连夜饮泪敬织了一幅织锦肖像，以告慰都锦生实业救国、抗日为民的爱国情操。1915年，当举国上下掀起反对袁世凯卖国“二十一条”与抵制日货运动时，都锦生向新婚妻子倾拆心中遗憾；“作为一个生长在西湖边的中国人，却无法像织绸缎一样将西湖风景织在锦绣上。”自嗟叹之日起，立志努力为实现梦想而奋斗。1926年秋，在美国费城国际博览会预展大厅，一幅唐伯虎古画织锦《宫妃夜游图》赢得了国际盛会的金奖。织锦中人物栩栩如生，长袖带风，人们惊呼此乃东方文明的绝妙珍品！都锦生在博览会上的成功，以其爱国挚情，终于圆其“锦秀中华”梦，其时仅隔十一年。

“师夷长技以制夷”，实乃清未魏源林则徐曾国蕃等改良志士们的梦想，多少仁人志士为此流血牺牲。而今都锦生以此作为他实施“实业救国”的重要步骤。当国内第一把“西湖风景竹骨绸伞”的诞生，以绝对优势击败称雄一时的日本钢骨洋伞时，连日本街头也出现了“中国绸伞热”。在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苦难时期，一个浙江甲等工业学校机织科毕业的学生，第一次把中国的民族丝绸织锦工业推向了世界，第一次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军阀割据的战火硝烟岁月，让中国在世界的经济舞台上昂首挺胸，不正是西子湖畔喝西湖水长大的都锦生之功么？

物华天宝必定人杰地灵，这一方水土是不能用语言可以名状的。只说杭州这块肥沃土地哺育出为中国人扬媚吐气的民族实业家、科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们，就足以让世人刮目相看。古代科学家、文学家沈括，活字发明家毕升，中国现代桥梁专家茅以升，人口学专家马寅初，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家杭立武，教育家、义士周士涟，物理学家钱学森、路甬祥，遗传学家谈家桢，园林学家陈从周，光学专家蒋筑英……这都是西湖山水为中国滋润着的宝贵财富，他们才是中华崛起，腾飞世界的脊梁。从他们的身上，所透视的已经不是人生价值所能承载的儒家思想理念的范畴，他们是在大一统的中国脊梁上让中国龙抬头的历史主人！如果我们再用心数一下历代文学、艺术、学者于杭州之集大成者，则如朵朵灿烂的鲜花，光彩夺目，试与天公欲比高。如：白居易、苏轼、周邦彦、俞樾、丁敬、龚自珍、袁枚、洪升、陈端生、夏衍、高阳、梁实秋、马一浮、章太炎、盖叫天、郁达夫、鲁迅、茅盾、吴昌硕、潘天寿、黄宾虹、蒋梦麟、苏曼殊、戴望舒、陈叔通、徐志摩、施蛰存、张抗抗、王安忆、金庸等，真可谓大海汪洋，数不胜数。这些古、近、现、当代文化名人用他们超人胆识和渊博学识以及高超的艺术表演才华，把杭州妆扮得美丽迷人，五光十色。他们是我中华民族当这无愧的宝贵财富。

岁月有阴阳，事物有正反，名人亦然。作为积极入世，敢为人先的历史风云人物的另类，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人生价值观，则只能在消极避世中去寻找些许世人所认可的价值和财富。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也许这些看似高雅隐忍而处世的深层之处，透过那种让人感动和超越的魅力以及感召力的背后，似乎会让人们领悟到一种时代的隐痛历史的悲凉。我们今天从林和靖、严子陵、李叔同等人的身上，在真隐与假隐之间，可以嗅觉到部分答案。

以梅妻鹤子而沽名钓誉的北宋处士林和靖，一生避世无为，隐居杭州孤山，以植梅放鹤为乐，其《山园小梅》诗中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被誉为咏梅的千古绝唱。虽然林和靖（逋）不满于当时宋真宗“天书封禅”的历史闹剧，痛恨当时朝政之腐败，然而隐居孤山，却并不是一个遗世绝俗之人。我常在想，为什么林逋死了以后，一个于社会无尺寸之功的隐居孤山之文人，致使后来的宋仁宗皇帝还亲赐谥号，称他为“和靖先生”呢？难道仅因为他名气太大，曾被士大夫们所敬重和钦佩？如果有一种设想，当初林和靖以其声名而联合天下之仕人，一举揭穿宋真宗皇帝当年为了挽回自己在异族战争（宋辽、宋夏）中失去的威信，暗令大臣王钦若假造帛书置于宫门和泰山之上，欺世盗名地上演一场“天书封禅”的鬼把戏，那么，历史上还会皇帝亲赐“和靖先生”吗？恐怕比岳飞“莫须有”更惨十倍百倍乃至万倍！作为一个封建文人，虽然没有能力遏止社会的腐败和无能，却不去努力抗争以尽一份济世之力，继而采取隐忍避世的消极人生态度，实在与当时以建功立业为最高人生准则的儒家礼教背道而驰，于君不忠，于祖不孝，何以隐士自居？更何况他本也结婚生子，却以虚传终身不娶无子为荣，其植梅养鹤之举，实在难避欺世盗名之嫌了。

如果说林和靖隐居孤山，实为不隐。那么，东汉严子陵“垂钓富春江”，则正如王世贞《钓台赋》讥云：“渭水钓利(姜太公)、桐江钓名(严子陵)”。严子陵作为封建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作为长安太学毕业的高才生，竟不能遵循封建儒教立德、立功、立言之行为准则，终身隐居杭州桐庐之富春江，满腹治世经伦伴他老死终身，何哉？

纵观严光一生，前者拒绝了王莽的高官厚禄，后者拒绝了刘秀的景秀前程。反穿羊裘，垂钓富春江，因而博得了世人“（刘秀）江山不在（严光）钓台在”、“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崇高赞誉。更让后世今人流连忘返于“严子陵钓台”（赵朴初先生手书），争而观之书坛泰斗沙孟海先生“山高水长”之墨宝。然而费解的是，年少有志求学功名于长安的严光，为何同学刘秀前后四次相邀而不就呢？我想从刘秀与严子陵的亲笔书信中也许可以找到一点珠丝马迹：“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鸿业若涉春冰，辟之疮疮须杖而行。若绮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颖水之风，非朕所敢望。”一国之君求贤若此，即或当年严子陵才华在光武帝之上（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而今光武帝也实在给足了面子，“惟此鸿业若涉春冰，辟之疮疮须杖而行”之句实在发自肺腑，视严光为东汉复国治世之主心骨，然而最终不就，果真是“箕山颖水之风，非朕所敢望”乎？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年不事王莽，也许远见卓识，而今不事刘秀，岂士大夫所为哉！如今不事刘光武，当年何必读长安？“百战山河血未干，汉家宗社要重安。当时尽着羊裘去，谁向云台画里看？”忽然想起春秋时期晋国功臣介之推来，介之推带母归隐乃重耳之错也，然则严光垂钓富春江，又谁之过？难道真如范仲淹所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功于名教也”哉？非也。正如后世一上京考取功名之秀才过严子陵钓台，题诗云：“君为名利隐，我为名利来。羞见先生面，夜半过钓台。”应该是比较中肯的评价了。“一着羊裘不蔽身，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严子陵归隐钓誉之情概当如此。至于更深沉的历史原因，肯怕连历史学家也不敢妄测了。

“二十文章惊海内”的李叔同则不同，他年少风流，中年皈依佛门，可谓真隐。作为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李叔同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启蒙者，作为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作为中国第一个开创luo体写生的美术教师，李叔同以其卓越的艺术造诣，先后培养了一大批诸如著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优秀艺术人才和历史文化名人。遥想当年，一曲《送别》撩拨了大江南北成千上万少女情怀，唱痴了多少天涯海角游子。“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凄迷阴柔、哀而不伤，在舒缓旋律的感召中，以新“阳关三叠”而感动和激励了多少中华仁人志士，踏上建功立业的征途。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品位高雅，世人称道的文化教育大师，却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皈依佛门的不归之路。西湖山水应该记得，1918年，当中国社会还处在黎明前的黑暗的时候，李叔同终因世俗难容于心而毅然披剃于杭州虎跑定慧寺，同年九月，受县足戒于杭州灵隐寺，从此成为一名诚心向佛的“比丘”。为了弘扬中国佛学，静心披阅《四分律》和唐代道宣、宋代元照的律学著述，杭州玉泉寺则成了他闭关静修，研习戒律的场所。从此断绝尘缘，超然物外，云游四海，与晨钟暮鼓同行，以心修律宗禅理为乐，由中国一代艺术大家的李叔同脱胎换骨而成宗教大家弘一法师。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他一生为世人留下了咀嚼不尽的精神财富，他是中国绚丽至极归于平淡后充满了传奇色彩典型人物。太虚大师曾为其赠偈：“以教印心，以律严身，内外清净，菩提之因。”赵朴初先生评价大师的一生为：“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1942年弘一法师圆寂后，杭州著名学者马一浮先生挽诗云：“苦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读诗如见其人也。李叔同以其遁入空门，为弘扬中国佛学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给性情中的世人留下了一道永远解不开的谜团：当年东渡日本寻求真理之时，“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何等壮怀激烈？可而今，“离亭外，一帆风雨，只有人归去。”昔日绚丽至极，何乃至此，其隐何为？

李叔同一生绝然不同的两种人生境界，无论是积极入世之光彩耀人，还是消极避世之弘扬佛学，已经无法用人生价值和社会财富来衡量。进则除旧布新，开历史文化艺术之先河，退亦收集佛史，创制中国佛学戒律。“一壶浊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真让人有一种久品不归之感。然而当李叔同从日本带回的妻子在他皈依佛门的无情抛弃中惨然消失的时候，其抛妻敬佛的隐忍行为，无论从佛学“救人一命，胜造七极浮屠”以及从道德观念“性本善”的角度来说，实为热爱生活的世人所不容也。与此相反，杭州两名古今留芳的名妓南齐苏小小和现代西湖名优沈秋水对生活情爱的执着追求，足使李叔同汗颜。

在今天西湖西冷桥畔，有一“慕才亭”，是为南齐名妓苏小小埋香之处。这位技压群芳的才女，甘落风尘却又红颜薄命，而历代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沈原理、元遗山乃至徐渭等对其赞不绝口，特别是徐渭《苏小小墓》诗云：“……自古佳人难再得，从今比翼罢双飞……恨不颠狂如大阮，欠将一曲恸兵闺。”对其纵情声色是颂誉有嘉了。我想，古今之世人之所以倾慕如此，概其以“不醉今生愧作人”的及时行乐的纯情理念而赢得了天下文人墨客的赞赏，才色动情故也。致使“几辈英雄拜倒石榴裙下，六朝金粉尚留抔土垄中。”而今世人尤叹“千载芳名留古迹，六朝韵事着西泠。”一个十九岁的才女，纵然才色娇人，却在封建道德四书五经三从四德的训示中，以流落风尘为荣，以纵情酒色为乐，让鸿儒大豪折腰，作为美的化身而流芳百世，何哉？记得余秋雨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与这种黯淡相对照，野泼泼的，另一种人格结构也调皮地挤在西湖岸边凑热闹。”实乃苏小小之谓也。作为西湖名人的另类，尤其作为女人的另类，也许正是站在纯情、唯美的角度来看待人性。“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食色,性也”。正因如此，才会引得儒家鼻祖孔子由衷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就是历代文人雅士赞誉苏小小的原因吧。不然，今之世人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一丝半点苏小小济世之功了。然而在世人对种纯人之本能属性赞美的同时，却忽视了人性的二重性。人的一面是孔孟程朱道德标准作为立世牌坊，另一面则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本能与欲望），男女亦然。只不过这道德牌坊就象一只笼子，制约着人本能的自然欲望膨胀。苏小小不明这个理，虽然惜春如命，却自己毁了那只无形的笼子，也只有赚得风流伴芳坟了。

世人多赞苏小小，我却独钟沈伊人。在西湖“孤山孤绝谁肯庐”的放鹤亭对面，有一栋十分雅致的“秋水山庄”，这是1904年创办上海女子蚕桑学校并还担任过《时报》的主笔的史量才先生特为其爱妾沈秋水修建的。作为晚清上海滩一个小有名气的艺妓，她给世人所召示的则是爱恨鲜明，家国为重。仅如此就不知要高出苏小小多少倍了。如果我们对西湖西泠之坞长卧的苏小小尚有眷念之情的话，那么一曲《秋水伊人》，应该会让你肝肠寸断，叹然悠思。“……更残漏尽，孤雁二三声……”，痛亡夫，声声泪，面对西湖，望穿秋水，不但唱不尽沈秋水对亡夫史量才（抗日民主人士，1934年11月被国民党杀害）的深深眷念，“往日的情景，只留下眼前的凄情……”，更难唱尽其“来世阴间不做小”誓死争取女人平等地位的心声泪痕。其凄迷悲凉独守终身的爱情故事足使西湖山水悲情，大地垂泪。尤为可风之处，则是她以贞洁修身，以滋善济世，垂芳千古。当我们再忆1934年国难深沉之际，沈秋水慷慨捐赠西湖“秋水山庄”为杭州“尚贤妇孺医院”和上海史公馆为“育婴堂”的慈善壮举，就足以深深折服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世人，由青楼而爱国的人生轨迹，如北宋名妓李师师一样，已经不是红颜薄命女子以品德和操行可以盖棺定论的了。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杭州之谓也。反而意之，热爱这一方水土的人们，无论穷达尊卑，于世通时顺之际，必使这一方水土熠熠生辉。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我曾惑之。山水因人而美，人之纵情而山水醉，岂有未辟之山水而晓世人哉？杭州山水甲天下，西湖滟丽醉春秋，皆因苒苒物华，芸芸众生也。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相聚如此，或叱咤风云，或激扬文字，或轻歌漫舞，或黄卷清灯，如渔舟唱晚，如马踏花香，无论是凄婉悲叹，还是丝竹轻风，淡妆浓抹之处，江南又绿之时，岂有不宜于山水哉？山水之醉，人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