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姐添了孙儿，前天在城头山大酒店赈酒，我去随喜赴宴，与老家亲人们坐了一桌。端起酒杯的时侯，大哥说，该给娘叫个饭啊。我倏地一惊，又是天寒，不知不觉中，娘故世快一年了！

大哥说，这场喜事，娘一定会来的。大哥说得很自然，彷彿娘还健硕，只是居住在另一个地方，这时还正在路上赶。侄儿要喊服务员拿副碗筷来，我望着这噪轰轰的宴会大厅，制止了。是啊，娘就是来了，也耐不得这多烦嚣，也吃不得这些晕酒。

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居住在城市里的人或被现代科学薰陶过的人，不大理会这个了，而在乡下，也许是离自然更近的缘故，人们以言传身教的方式还有些纪述。譬如叫饭、烧纸、请神、劝亡……　这些事，在被科学洗过的眼球看来，是不通情理甚至愚昧的，但老一辈的人却为何恪守遵循，乐此不疲呢？我想，这好比一棵树，它虽然无法用文字和语言来记述冬雪秋霜，惟有用身体刻下年轮，来感激滋养它的春风夏雨。

朴拙的形式，恰是最真挚的表达吧。

娘的环秀姐

从记事起到娘去世，不知娘讲过几多遍环秀姐的故事，其实也不是环秀姐的故事，准确说应该是娘自已的故事。

娘的小名叫梅秀。她三岁时丧母、十岁时丧父，兄妹离散，寄人篱下而成人。娘的儿时朋友中，最相好的就是环秀姐。或许是苦命人相怜，环秀姐也是幼年丧母，两人便结了干姊妹。论年齿，环秀大了月份，娘喊环秀作秀姐，环秀也唤娘作梅姐。十八岁那年，一顶花轿把娘抬到彭家，秀姐也在前后出嫁。由于两个人都是孤苦出身，各自的婆家便成了姐妹的娘家。

二十岁那年，秀姐和梅姐都有了身孕，身子不重的时侯，隔三差五，姐妹总要聚聚，秀姐说“梅姐啊，若是各生男女，俺干脆亲上结亲，就做了亲家。”娘说“好啊！若是都生男女，就各拜干娘吧。”

十月怀胎，一朝临盆，娘奔死，儿奔生。乙酉年四月，托祖宗福祐，我娘顺利地产下了一个男婴，这便是我大哥。五月初，秀姐也该临盆了，娘却一直没有听到消息。娘问家里人，父亲便说“还没呢。怀十二个月的都有的。”直到赈满月酒那天，才有客对娘讲：梅姐啊，秀姐格去了吔！娘当时就晕了过去，醒过来哭了整整两天两夜，自此便断了奶。所以我大哥只吃过娘一个月的奶，是靠面糊糊喂大的。

秀姐是难产而亡的。秀姐生的是个女婴，但没等睁眼看看这个世界，这个索命的鬼便夺了她娘的命一起走了。

秀姐去后，我娘落落寡欢，勉力操持起家务。只是时常在梦里遇见血衣未干的环秀，还有她手牵的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女儿。

丁亥年，爹娘有了些积攒，在祖父的支持下，到彭家场小集上筑了三间草房，开起了茶馆，兼卖点南杂，生意也还红火。是年腊月的一天夜里，父亲进货去了，娘招呼了一天的生意，把两个小伢（这时已生下了我二哥，尚在襁褓中）安顿后便早早的睡了。由于一日的劳累，隔壁陈家燃放的“震天雷”（一种大个头的花炮）也没把她惊醒。酣睡中不知到了什么时侯，娘在梦里忽然看到环秀姐牵着她的女儿在跑，一边跑一边还在喊：“梅姐，快些跑噢，火来打！”娘也不知是在梦中还是醒着，朦胧里翻身挟起两个伢，慌不择路地就从后门闯了出来。回头看时，身后已是一片火海，大火早已封了前门。

一场火把辛勤创业的父母烧了个精光，幸好人还无恙。只是再也在街上呆不下去了，第二年春，他们便回到乡下，参加土改，老老实实地做起农民来。

娘每每说到这件事，都要唏嘘流泪，不是痛惜于改变她一生命运的这场大火，而是感叹于她与秀姐的生死情缘。是秀姐救了我们一家的命啊！娘的絮叨，从年轻到年老，直到离开人世。而每年七月半，我们在为故去的亲人烧纸帛的时侯，都会单独包一份，尊重地写上一个名字＿张环秀。

我的一次胸痛

大概在我十岁那年，某一天早晨起来，我的左胸有一处尖锐的疼痛。父亲母亲有些慌张，当然，在七十年代的农村，他们也只能用慌张来表达关切。娘垂下头来，问我是不是到哪些坟山野洼里去玩了？

耐不住娘的盘问，我忽然想起夜里的一个梦来。

我说，“娘，我昨天梦见个人来，白白的瘦刀条脸，还有络腮胡子，他逗我玩呢。”

“真的？”

“真的。”

娘一下子就楞在哪儿了，半晌，我分明看见她眼角有泪水溢出，却又急急地用围裙擦去。并且反复叮咛我：“莫讲给别个听啊！”

我已经到了懂事的年纪，隐约猜得到娘意会中我梦见的那个人了，他应该是我从来就没有见过的大舅。

高粱叶叶儿宽，哥哥做了官，坐地菊花轿，打地青洋伞……这首童谣，恰是1940年我娘的感概。那年的春天，离家十年的大舅回家探亲了，这给孤苦的梅秀带来了莫大的喜悦。而在小镇里，28岁的少校团副，怀揣着黄埔军校十八期的金字招牌，的确也八面威风。

三月回家，四月完婚，五月部队的急令就到。那年春夏之交，日本人打到宜昌，枣宜会战爆发，前线战事紧急。大舅告别新婚的妻子，打点行装归队。但人还只到枝城，宜昌就已沦陷，几番打听，原来部队的建制已打散、战友捐躯殆尽。无奈之下，他只得打道回家，落籍为民。

脱了军装，但仍是军官出身。经不住地方上串掇推举，大舅便承了保队长的职务，领一份薪水，带几个枪兵，每日里喝酒打牌，也算镇上的有脸面的人物。抗战胜利，内战又起，镇保队不知何时又成了“三乡联合铲共自卫队”，大舅也当然成了“铲共队长”，不过直到一九四九年湖南宣布和平解放，到底也没有铲出过一个共[chan*]党。

听说南下工作队要进驻了，一些自知罪孽深重的人都跑的跑逃的逃，大舅却依旧在镇上喝他的酒，有人劝他也寻些路子，他仗着酒劲还嘴硬：“共[chan*]党不是穷人的队伍么。一我出身贫苦，二我没做坏事，我就不信会把我怎么样。”

人终究被捕了。谁叫你是伪职人员呢，还戴了顶“铲共队长”的大帽，领了伪政府的俸禄，当然得为旧政权买单。这在当时，也是形势的必然。人关起来以后，起先还是叫旧职人员学习班，过了半年，说是敌我矛盾，转成逮捕，看押在澧县城。

那时看守所没有食堂，被看押人员必须由家属送饭。彭家场离县城有三十多里，而我的那位舅娘又是个小脚，弄饭送饭的事就全落在了我娘身上。每天鸡叫头遍她就起床做饭，鸡叫二遍就上路往县城赶，等到县政府时，日头就有三竿子高了，往返再回家，又已是临近黄昏。如此寒暑有一年多，每次娘问大舅几时得判，大舅就说：“我手上没沾血。要判，也就顶多三年，快了。”

事情的结果往往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好。到了1951年，全国“镇反”扩大化，大舅被宣判死刑，押赴彭家场枪决。临执行前，他对我娘只说了一句话：“我恨当时没死在宜昌！”

擦洗大舅尸体的时侯，娘已经没有眼泪流了，她望着尸体左胸那个黑红色的弹洞，感觉就是一块永不熄灭的红炭，烙伤了她的眼睛。

大舅的一生就这样毫无意义地结束了，他甚至连一个儿女也没有留下来，大舅娘改嫁后，在当时的社会景况下，也与我娘疏淡了往来。而在此后数十年的岁月里，留给我娘的只是屈辱和伤痛，她从不在别人的面前提起那个名字，甚至也不敢在自已的梦里梦见他，直到我的梦境出现后，她才有那一次附会的啜泣。

我是在大舅死了十几年后出生的，大舅也没有照片遗存。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大舅长得什么样，但自从那个梦境出现后，我就认定了那个形象。不觉又是三十多年过去，却仍然十分清晰。

娘在的日子，也没有带我们去给大舅上过坟。也可能是时间的磨洗，她也真正地忘却了那个去处。

过不了几天就是娘的周年了，我想回趟老家，在她的坟前磕几个头，烧一把纸帛。想想生命的珍贵，我的思绪一定会翻越黑虎山漫地的荒草，去寻找一段冷冽的朔风。

2007-12-16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