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几点了？”经常可以听到有人问。

记得曾经学过一篇英语短文，一位先生赶火车，到车站后发现时间还早，就到处闲逛，逛了半天估计时间差不多了准备返回，一看手表，时钟仍然指在原来的地方——表停了！而时间没有停，火车开走了。

在我上学的时候，钟表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仍然是奢侈品，所以对时间的把握，主要是源于经验的判断，比如观日升月落、听金鸡报晓等。

小孩子一般瞌睡大，爱睡懒觉。然而我们小时候家里穷，偏偏就有做不完的事，懒觉常常是没得睡的，在读书的同时，早晚还得帮家里做些事情，比如放牛、割草、打猪食等。

早上妈妈喊我们起床，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有时候我们嘴里答应着，一翻身又进入了梦乡。等妈妈再来喊时，脾气就大了许多：“还不起床，太阳都晒屁股了！”意思是时间已经很迟了。现在我们形容人家晚起，仍有这样说的。

后来升学读高中，学校离家18华里，靠双脚每天来回走。早上起床没有闹钟就是非常严峻的现实。幸好，我还有一个“有利”条件。

从我懂事的时候，我父亲就一直卧床不起。他得的是慢性支气管炎，每天晚上咳嗽得厉害，有时几乎整晚不睡，即使偶尔睡一会儿，也是醒得特别早。于是父亲就让我大胆地睡、好好地睡、放心地睡，不用担心睡过了头。他说他就是闹钟，他会准时叫我起床的。

我每天深夜枕着父亲痛苦的呻吟入睡，天不亮又从父亲的呼唤声中醒来，几乎天天是摸黑出门。

母亲在她的床前放着一只藕煤炉，每天鸡叫第一遍，就把煤炉打开帮我热饭、热菜，鸡叫两遍，父亲就会把我叫醒。

父亲叫我，我不管有多睏，都必须在第一时间毫不犹豫地爬起来，洗脸、漱口、吃饭，在鸡叫三遍之前就得背上书包走人。

从家里到学校，18华里弯弯的乡村小路，得走上一小时三十分钟。如果遇到沟沟坎坎一飞而过、连走带跑的，则一小时二十分钟就足够了。

虽然住得远，因为有了父亲这面活闹钟，我很少有迟到的时候。

有一天我睡得正香，突然被父亲急切地唤醒。父亲说：“儿啊！快起来，天大亮了！”父亲说他一时睡过了头，才听到鸡叫时天已大亮了！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来不及洗漱，用开水泡点凉饭囫囵吃了，背起书包就往外冲。

四野里一片寂静，一轮明月挂在西天，照得大地一片雪白，路上没有一个行人。我走啊、走啊，走过了大概6华里路程，月亮西沉下去，天色越来越暗，最后竟然伸手不见了五指！

此时我远远地看见前方有一堆篝火亮着，我凑了过去，原来是几个赶早的路人，他们见天色尚早，索性燃起了篝火，等天明了再走。约莫过了半小时左右，度过了黎明前那段“最黑暗”的时光，东方露出了鱼肚白，附近农舍里的公鸡此起彼伏地叫了起来，天才真正地亮了，我们灭了篝火，各自赶路。到校时才六点半钟不到，校门还紧闭着。

公鸡报晓也偶有误报的，特别是下半晚有月亮的时候。一旦报错了，鸡们是不用负什么责任的，等真的黎明到来时，他们照样唱得开心，叫得热闹，丝毫不会为自己的错报而羞赧。

有了这一次失误，父亲以后叫我起床时就格外谨慎了。偶尔也有为了让我多睡一会儿叫迟了的情况，这时我就会埋怨他，甚至发脾气，不吃早餐背起书包就起狂奔。

我当时少不更事，不知道这会给我的父母亲带来多大的压力！

后来母亲跟我说她当时老是做同样的一个噩梦：梦见我起床迟了，发脾气，不吃早餐，也不带中餐，背起书包就走。母亲于是慌忙提着饭盒跟在我的后面追呀追，却怎么也追不到。追到半路上就有一头疯牛拦去了去路，一对弯弯的犄角朝着母亲直顶过来……可怜我的母亲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被从梦中惊醒！

后来父母想办法给我买了辆旧自行车，虽然时常出故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但毕竟比每天走路要好一些。

父亲仍然每天叫我，只是起床的时间稍稍推迟了一些。从家里到学校，骑自行车大约四十分钟左右。根据父亲的要求，我每天临出门前摇一下铃铛，放学回家进屋前也响一下铃铛，这样父亲即使躺在床上也知道我是否已经出门，是否平安回来。

高三的那一年，姐姐出嫁了，姐夫送姐姐一块钻石牌女式手表，姐姐转背就送给了我。从此，父亲盯着这块表，准时叫我起床，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起床过早或太迟的情况了。

带着姐姐送给我的手表我考上了大学。上大学之前，我把手表留给了父亲。身患重病的父亲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就是盯着这块手表，数着这分分秒秒，打发他那一个又一个的不眠之夜。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结婚时流行的三大件：单车、手表、缝纫机。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手表渐渐普及，已成寻常之物。随着社会的进步，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在时间的掌控上手表渐渐地退出了主导地位。

现在，人们个个都随身带有手机。即使没有手机，但不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随时掌握时间。在任何一间办公室、任何一个家庭及任何一个公共场所的墙上，都有挂着石英钟，住在长沙火车站附近的，甚至都能听到钟楼上传出的悠扬钟声。

“现在是几点了？”如果有人问。

这个时候会有人到墙上寻找，会有人忙着掏手机，会有人本能地抬手看手表，当然也会有人抬头看一下天上的太阳，然后肯定地告诉你：中午十二点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