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人事厅126名公务员使用42辆公车，平均3人一辆，年耗200万元。厅级领导干部，人均一辆。（消息来源：2007年12月15日《北京青年报》）

“超级车队”引发的公务用车整顿正在陕西全省各级政府部门展开。

全国公务用车有百万辆，真正用于公务的只是三分之一。因此每年“两会”期间，“公车浪费”就成为出席代表们的热议话题。

这仅仅是浪费的问题吗？

陕西省政府的红头文件《关于省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购置和更新标准的规定》说明：正省级用车排气量在3·0升以下，厅局级用车排气量在2·0升以下。什么级别的官员坐什么档次的车是有明确规定的，乡镇的坐“桑塔纳”，县处级的坐“奥迪”，排上去就是“奔驰”、“宝马”……这是乱不得的，乱了就是“越级”，就要“整顿”。

这种“官级划线”在中国是有传统的。无论住房大小、出差补贴、生活补助、看病住院等等“官级划线”渗透到所有的生活福利领域。连阅读书刊都有区别，如收走邓拓的几本《大参考》，顿使邓拓失去做人的信心。

“官级划线”体现出官本位的特色，不但“内外有别”，“上下有别”，更多的是“官民有别”。

难怪生活在官本位氛围中的国人，看到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先生由于经济拮据付不起昂贵的房租而拒绝政府为他安排的一套宽敞别墅，宁可一家人挤在60平方米的宿舍里；看到施先生不用豪华的公务车，开着一辆老掉牙的私家车率领全家旅游而感到难于理解。

贵为一国总统，还存在“经济拮据”问题？中国百姓自然很难领会。而难于领会的事，在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比比皆是。如丹麦的哥本哈根，是全世界出名的自行车城，政府部长也是和普通公民一样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中国是世界有名自行车王国，别说部长了，有谁见过县长置“奥迪”于一旁而骑自行车上下班？

今年8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南京，不住总统套间，不去46楼贵宾餐厅，和普通客人一样到7楼吃自助餐。还自己捡起不小心掉在地上的一片面包放回自己的盘中。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访问成都时被每日4万元的总统套间“吓”坏了，连连摇头：“no，no！太豪华了！”拒不进入。

西方发达国家高官的平民化，缘于选举制度和财务制度的不同。譬如美国，官员都是选举产生，谁当市长，本市选民选举，上级不管，你摆谱当老爷，自有选民来罢免你。无论你是什么级别的官员，其花销都有严格的控制和监督。据说美国的市长出国考察，自己无权作主，要由议员投票才能决定。不象中国的市长那样有气魄，不仅能指定下级某人能出国，还能拍板只要邀请的贵宾能来中国访问，所有花费由中方承担。

所以西方国家的官员怕选民，中国的官员怕上级，真是一语中的！

中国当然也有很多约束规范官员的条文，为什么还胆敢犯规？如安徽黄山市屯溪区18个村的“村部大楼”都很气派，小的有一两千平方米，最大的是博村的“村部大楼”，有4500多平方米，只有8名村干部在办公，每个村干部人均550多平方米的办公用房。上级规定村级办公楼规模不能超过600米，如果要严加追究，也不过是“越级”导致的“浪费”而已。“整顿”后，该坐“桑塔纳”的还坐“桑塔纳”，把“奥迪”上缴了事。（2007·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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