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在刘小枫先生的观念里是西方知识分子在崇尚理性与宗教的世界里努力实现的一种精神状态，而“逍遥”就是中国士人所孜孜以求的最高境界，那就是个人精神的超脱空灵。

“拯救”与“逍遥”在许多时候，被人看成是中西知识分子最为根本的价值体现与冲突。

这样的冲突，还要说到“五•四”。“五•四”面对这样的冲突倒来的干脆，一炮就把似乎死朽的传统打得烟湮飞灭。然而问题来了，还是要面对。在价值冲突的两个不同意识形态环境里，中西诗学如何实现融通与契合，完成中国诗学现代性转换，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中与传统诗学的断裂，对西方现代诗学的偏至，在热热闹闹的当下“理论过剩”却也遭遇着尴尬，无形中单向度的诗学悄然风行。确然，梦醒着却无路可走。这个时候，文学在尴尬、诗学在尴尬，与之相伴的是知识分子在尴尬。“五四”以降，这种断裂的文化，断裂的诗学，在全球化语境下在劫难逃。然而这一劫难正如受难中的基督，终将复活，并以“凤凰涅磐”后新生的力量迎来黎明的曙光。“受难”尼采一语道破天机“是这个世界的积极因素”。西方的“基督”，东方的“凤凰”，不谋而合，走上了同一条路，——受难。同样笔者认为，中国诗学要获得新生，也将走“基督”与“凤凰”的道路，在受难中完成使命。然“基督”也好“凤凰”也罢都是在肉体的死灭、受难，而获得新生。而对当下，中国诗学将在知识分子的心灵上受难，而走向基督式的复活之路，这么一种受难就是国人走精神的受难之路。

中国士人背负沉重的肉身，将在精神受难之后，走向中国诗学的自由之路，穿越于中西，穿越于古今，形成新的诗学制度，启示当下，支柱当下，在中西诸种形态中既能“入乎其内”，也能“出乎其外”，让每一个士人心里都有一个神的存在。

“五•四”拉开了序幕，然而文艺复兴式的“受难”运动，并未在中国出现过。王国维、鲁迅、钱钟书……他们睿智的眼光，在“天问”之中，看到了中国诗学受难后新生的力量与冲动。

无论中西，无论“拯救”还是“逍遥”，笔者试想，将在“受难”运动中抵达涅磐，走向自由之路。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