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男人再不想让套子束缚激情，勇敢地摘下套子，一条生命开始了走向诞生。

套子，是把双刃剑。

读契诃夫的名篇《装在套子里的人》，想起许多。岂止是沙皇时候的俄国，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人生的任何阶段，都是“一个别里科夫倒下去，千万个别里科夫站起来”。

套子，无穷无尽的套子，逃出一个或无奈，也或精彩的人生。

钱钟书说，婚姻就像一座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

婚姻就是个套子。人，男人，女人，都注定要在这个套子里进进出出，永无止休。短暂的人生里，一个人进出个一两次，就够了；顿悟之时，已无再次进出的勇气与力气。

套子，把人生套累。

古人云：“无规矩不成方圆。”规矩是个套子，没有这个套子，这个世界就真正乱了套。正如别里科夫所言“不晓得会出什么乱子”。然而，终究也不能太规矩，墨守成规会导致终无创建。没有创新，不思进取的社会更会是可怖。

套子，离了套子不行，套子太紧也不行。

有人说，“人生就像风筝一样，只有受到长线的牵引才能在天空自由翱翔，倘若风筝想挣脱长线的束缚，脱离长线，那它将掉下地来，被摔得粉身碎骨，面目全非，最终失去了翱翔蓝天的机会。”

这风筝的线，就是套子。有它，风筝飞得在高，也是受人牵制。然而，没有线，牵制固然不再受，却会不知飞到哪里去，或者一命呜呼。

看到套子，不免想起套子的反面——自由。要想自由，难免要受到一定规矩的限制，二者相辅相承。只有规矩，没有自由，人类的一切活动将会受到限制，思想将会停止。思想感情一旦停滞，就等于失去了灵魂。失去灵魂，与器械又有何分别？而只有自由，没有规矩，世界将会变得多么可怕！

鄙弃套子，抛弃套子，断线的风筝，就是下场。

郁闷、悲哀、无奈、迟疑、忧郁、焦虑、恐惧、自卑……都是套子。

当人从容笃定，淡泊明志，就会破茧成蝶，冲出了套子的人生，绽放出斑斓五彩。

古代的中国，“学而优则仕”。官本位社会，仕途是否畅达，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才华横溢的东坡终生仕途不顺，中进士后，贬谪不断，诬陷，诽谤，诋毁，一路被贬谪到了儋州（海南岛）。他没有取得传统意义上仕途上的成功，但没有黯然伤神，丧魂落魄，而是以一种“从容淡泊”的心境冲破了传统的“仕途套子”，看开一切，文学之路渐渐通向最高峰，同时也达到人生豁达不羁的境界。于是苏东坡过得快乐，豁达洒脱，随物沉浮，无所畏惧，朝气蓬勃，做了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

“下笔秀辞，扬手文飞”的张衡亦如是。他“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终生仕途黯；但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冲破了最高统治这装在读书人脑袋上的“仕途套子”，以一颗淡泊宁静之心，“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作浑天仪，造地动仪，令万世敬仰，成为世界上光彩夺目的科学和文学的双子星。

套子，可以套住人的肉体，但终究套不住人们的思想、精神与灵魂。

“七月派”诗人绿原，因“胡风案”入狱。但他深觉自己无罪，鄙弃这强加在他身上与思想上的“套子”，下定决心，不虚度年华，竟在狱中自学德语七年。德语是欧洲语言中最难学的语种之一，后来他竟能用他自学的德语翻译出版极难译的里尔克的诗、叔本华的散文和歌德的《浮士德》。他的《浮士德》译本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

他在失却人身自由的七年内写了唯一的一首诗《又一名哥伦布》和1970年在“牛棚”里写的《重读圣经》，既表达了坚强的意志，也蕴涵着深刻的体会和睿智的情思。对他在困苦中、甚至在灾难中的那种艰苦卓绝的精神，我们不禁会肃然起敬。

台湾政坛、文坛斗士李敖先生陷入国民党囹圄十年，但他并没有枯坐以至于精神崩溃，而是不断的思想，一旦出狱，马上文笔纵横，文坛政坛上战马嘶鸣，杀声四起。套子可以套住肉体，但不能套住思想、精神与灵魂。

毛主[xi]用浪漫与激情冲破了旧中国风雨如晦的套子，打下了天下，成就了新中国。

邓小平冲破了阶级斗争的套子，冲破了计划经济的套子，让中国的经济开始腾飞。

学校是一个套子，考试制度是个套子，但最重要的是冲破这个套子。

倘若冲不破就会成为牺牲品。油尽灯枯，惨不可言。每个人都要看到套子，利用套子，而不是被套子利用，让套子变成身体的一部分，被套子化，万劫不复。如别里科夫，人生已无意义。

八股文是个套子，套尽了天下英才的智慧与才华，把一个个变成了严监生，变成范进，变成周童生，变成匡超人，变成马二先生。

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在镇江金山寺，他问当时的高僧法磐：“长江中船只来来往往，这么繁华，一天到底要过多少条船啊？”法磐回答：“只有两条船。”乾隆问：“怎么会只有两条船呢？”法磐说：“一条为名，一条为利，整个长江中来往的无非就是这两条船。”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名利是套子。

屈原、王国维、傅雷夫妇以死的形式冲破了社会强加给他们思想上和肉体上的残酷的套子，司马迁、绿原、聂绀弩以生的形式冲破了社会强加给他们思想上和肉体上的残酷的套子；他们同样伟大。

章怡和在她的《往事并不如烟》中写道——

明末一个学者曾说：“人生末后一著，极是紧要。”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人生末后一著”，是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附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的遗书开头四句当是自沉原因的准确揭示。可以说，追求精神孤洁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以极端决绝的方式告别人世，都是为了“义无再辱”。诤言直腹的储安平也是这样的。他用死维持着一种精神于不坠，完成了一生的人格追求。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

可惜，现在这样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越来越习惯了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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