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二十一世纪初，历时数年，厦门特大走私案查处中的种种悬念终于尘埃落定。涉案金额之巨大，牵连人员之深广，社会危害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

久久萦绕在我心头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对全党的谆谆告诫：“可能有这样一些共[chan*]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直面厦门大案的真相，重温毛主[xi]的这一段话语，别有一番感触，更添几分警醒。

当然，时代背景不一样了，阶级构成、社会矛盾、经济关系都发生了深刻的转换。但是，当今的共[chan*]党人面临的考验依然严峻。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格局的重组，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结构的转型，多种经济成分的竞争，多种分配方式的并存，激活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内力，也使种种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寻觅了许多新的机会，给一些意志薄弱的共[chan*]党人带来了许多新的诱惑。看一看赖昌星的发迹史，从晋江市烧厝村的一个农民，到厦门特大走私案的首犯，从玩“空手道”闯江湖到垄断厦门关区“走私权”，从黑色的，原始积累到非法的暴敛财富，从小打小敲的走私团伙，到分工细致、组织严密的庞大犯罪集团，哪一个环节的疏通、哪一个网络的编织不是以金钱作诱饵、以糖弹去攻关？不仅厦门大案，社会上一些专走旁门左道的暴富人群中，这早已成了“惯例”。

与当年相比，今天的糖弹早已“升级换代”，攻击的手法更是复杂多样。剖析赖昌星走私集团的“门道”，一是有组织、有预谋。不惜花上亿元建造一座7层“红楼”，作为拉拢腐蚀干部的重要窝点。常用“放长线、钓大鱼”手段，“前期投入、感情投资”，使一些腐蚀对象在关键时期和一些重要问题上心甘情愿为其效劳。二是范围广、层次多。上自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下至厦门海关东渡办事处船管科普通工作人员，打造了一条完整的走私链条。三是挖空心思，不择于段。赖氏工于心计，揣摩不同对象的性格、爱好和特点，从腐蚀对象思想道德防线的最薄弱之处入手，以票子、房子、车子、美色、赌资为诱饵，有的放矢，投其所好，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腐蚀面前，一些腐败分子道德沦丧，毫无廉耻之心，对赖昌星俯首帖耳，惟命是从。

当年的糖衣炮弹，主要是发自别的营垒，今天则更多地出自我们阵营内部，而且有种种时髦的“包装”。精心炮制者明知这是见不得阳光的营生，往往打出的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旗号；明知眼前这财富的积累与“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毫不搭界，于是就转而投身于一些实业投资，或慷慨向一些部门单位、一些社会公益事业捐助些许款项，以“洗钱”、“漂白”；明知自己走的是歪门邪道，就千方百计买取一顶顶“红帽子”，如“劳模”、“先进”、“优秀企业家”、“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等，编织一道道光环以欺世盗名。像赖昌星之流，东窗事发之前，那是怎样一种形象、怎样一股威风？我们的警惕性恰恰最容易在这里丧失。

还有一点与当年不同的是，当今党员队伍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与携带糖衣炮弹的攻击者，不再仅仅是一种被动的关系，所扮演的不再仅仅是一种受害者的角色，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方傍大官，傍大印，一方傍大款，傍大哥，权力与资本相互勾结，相互交易，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结成猫鼠同盟，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在厦门大案中因渎职枉法受到查处的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中，慕利而去主动下水者不乏其人。赖氏走私集团正是结成了一个包括当地党委、政府、公安、金融、海关等各系统要员的利益共同体，才拥有偌大的政治能量，使庄严国门形同虚设。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赖昌星经营数年的走私王国，自以为固若金汤，还是被一举摧毁，顷刻土崩瓦解。党中央铲除腐败的决心坚定不移，依法洁国的历史进程正加快向前。

当年，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抵抗糖衣炮弹攻击时特别提醒我们：“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近60年过去了，党和国家依然不可掉水轻心，麻痹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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