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北京城后的毛泽东发福了，胖乎乎的脸庞颇象弥勒佛，一副慈眉善目的样子。但他不经意说出来的话却令人毛骨悚然。英国作家约翰·加纳德在他的《毛泽东和他的接班人》一书里如是记载：“1958年5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赞扬秦始皇‘厚今薄古’。林彪当即插言，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毛回答‘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多个知识分子，而我们坑了四万个知识分子。’毛泽东这里指的是那些‘反革命知识分子’。有些民主人士把毛的政权比作秦始皇的政权时，毛咧着嘴笑着说他们这种说法太轻了，‘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

毛对秦始皇推崇备至。郭沫若早期著作《十批判书》中批判了秦始皇。1973年，为了批林批孔的需要，毛写了一首《读（封建论）赠郭老》一诗，诗曰：“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粃糠。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江青如获圣旨，立刻紧锣密鼓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把郭沫若推上了风口浪尖。同年9月23日，毛会见了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菲时就直言不讳地宣称自己就是“当今中国的秦始皇”。

林彪直接把毛看作秦始皇。《571工程纪要》中说：“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秦始皇。”“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美国记者弗克斯·巴特菲尔德对毛钟情秦始皇的论述颇有见地：“毛泽东本人喜欢将自己比作秦始皇，因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还修筑长城，焚书坑儒。尽管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也把他的政府办事风格比作艾森豪威尔的行政当局，但美国人决不至于退回到凯撒大帝或汉尼拔将军的时代去寻找灵感。”（《苦海沉浮》（美）弗克斯·巴特菲尔德著，张久安等译）

毛泽东的治国驭民术是否在秦始皇时代寻找过灵感，笔者不敢妄加评论。但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对乌托邦的见解可资参考。

“毛在北戴河讲话时建议恢复党政干部供给制，机关干部定期从事体力劳动，取消部队军衔制。工人和农民在公社过大集体生活，按师、团、营、连形式实行军事编制。每个公社都修筑公路，每个县平均有两架飞机。毛说：‘当然，并不是这样做本身都能实行民主，还要把马克思和秦始皇结合起来。’”（《邓小平》（匈）巴拉奇·代内什著，阚思静、季叶译）

这就是毛泽东“军事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令人费解的是，毛要借助秦始皇的什么“法宝”来构建这个乌托邦？

毛另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讲话是对鲁迅的态度方面。众所周知，毛对鲁迅的评价极高，誉他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1957年反右期间，有人问毛如果鲁迅还在，会怎么样？毛“沉思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引文见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

鲁迅的早逝是幸运的，他没有等到以杂文获刑的机会，象王实味那样因写《野百合花》而被处决；象邓拓那样因写《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扎记》而被迫自戕。鲁迅的早逝，保住了他人格的尊严，也使毛免于被后世说长道短。其实，早在1942年，毛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已经批评了鲁迅的杂文：“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这个批评与上述赞扬鲁迅的讲话时隔两年。尽人皆知，邓拓等人所写的杂文远没有达到鲁迅那样嘻笑怒骂、冷嘲热讽的尖利程度，只不过是温和地讽刺了一下时政，下场就极其悲惨。储安平因为一篇《党天下》，就导致“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恐怖结局。毛对鲁迅会网开一面？

秦朝天下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裁决。晚年的毛大体上也是独断专行。刘少奇就是这种体制下的牺牲品。指定接班人，是封建时代的做法。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将近一个世纪，毛还热衷于封建君主的传位制。老子既然能指定某个儿子接班，自然也能废除某个儿子接班，全凭传位者喜怒之间。林彪、江青的悲剧结局，仍然是陷落于中国历朝历代反复上演的皇位无序争夺旋涡之中。国体虽变，而体制不变，冒出反右和文革之类就不奇怪。秦始皇焚书坑儒，世称浩劫；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人称浩劫。两者相距两千两百年，冠名相同，决非偶合，古人和今人对浩劫都痛心疾首是可以理解的。

20世纪，我们遭遇秦始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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