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风云变迁。说不完的话题，道不尽的情缘。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虽然是八口人，可在户口簿上却只有七口。因为大哥的户籍页总是被“注销”的。在我的记忆里，大哥的名字总是与“背叛”和“监狱”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母亲每每提到大哥，总是说：“他（指大哥）这辈子就是脱离不了牢狱之灾呀！”

此前，从父母的交谈中得知，大哥从小顽劣，经常背着父母逃学旷课，和一些不三不四的孩子鬼混在一起。十二三岁就因为聚众斗殴而进了“少年管教所”。出来时间不长，又涉嫌团伙犯罪而被判为“劳改”三年。因此，在我们兄弟姐妹的记忆中，大哥的童年，几乎与我们没有什么接触。我们也因为有这样的大哥，而感到心理压抑，受人白眼，被人歧视。后来与大哥见面时，也都在感情上存有隔阂，比较疏远，比较陌生。他在监狱的日子里，每次来信，不是要东西，就是要吃喝，气得母亲和爷爷总是骂声不断。“母爱是天下最伟大的”。恨过骂过之后，母亲还是尽力按着大哥的要求，给他准备一些食品和日常用的东西。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看见的大哥，是在当年离市区很远的劳改大队的接见室里。那时我刚念小学，七八岁的样子；大哥比我大七岁，也就十四五岁的年龄。那次见面，给我留下的唯一印象，就是难以抑制的眼泪。只见大哥身体健壮，浓眉大眼，非常英俊。因为是正在劳动，脸上有汗水，身上有尘土，身上的劳改服也灰白破旧。看到大哥的辛苦样子，我心想他一定吃了很多苦、遭过许多罪，一奶同胞的兄弟，能不为他心痛吗？于是，我心中的悲楚无法控制，急忙躲到门后，让辛酸的泪水痛快地流了出来。这时候，父亲也把带来的油茶面之类的东西交给了大哥。大哥在临走前，还笑着摸摸我的头，亲切地嘱托我多帮妈妈干活，好好学习之类的话。大哥的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从那次让我伤心的见面以后，我再也不愿意去“接见”大哥了……。

等我再见到大哥的时候，我已经念初中了。他刑满释放后，在家待了一段时间后，被街道办事处介绍到二道江砖厂干活。后来就有了我们的第一个大嫂；再后来，他们就结婚了，并马上搬到二道江砖厂附近的张家屯居住。

记得大哥搬家的那天，76岁的爷爷非常生气。因为爷爷的思想观念非常传统，他不希望大孙子结婚以后，马上就分居另过，怕周围邻居说闲话；不希望儿孙满堂的家庭失去天伦之乐；更不愿意让从小顽劣的大孙子脱离他的管教。大哥的家搬走了。本来就不大的屋子里，显得非常空洞和混乱。我看见爷爷和母亲都呆呆地坐在炕边，久久地不说话。我知道他们的苦楚，我理解他们的企盼。但是，我一个仅仅十几岁的孩子，还不能为他们化解这些忧伤和痛苦。于是，我默默地上学去了，连早饭也没吃。

那天晚上，我刚放学回家，老远的就看见我们家门前高挑着两盏电灯，高搭着帆布棚子，有很多人在昏暗的灯光下忙碌着什么。我还没有走近家门，就有个邻居家的大婶招呼我：“还不快点跑，你爷爷去世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的脑袋猛的一晕，觉得难以承受的紧张。“爷爷去世了。”多么可怕的事呵！于是，我赶紧挤进人群，在大人们的指点下，戴孝帽子、系孝带子，跪到爷爷的棺椁前，磕头行祭奠大礼。这时，大哥已经从二道江砖厂赶回来了，跪在爷爷的棺椁前，边哭边说了一些自责的话：“对不起，爷爷！是孙子不孝，把爷爷给气死了……”

听着大哥悲痛的述说，我的心中也涌起了对爷爷的无尽思念。因为大哥常年不在家，我便成了家中的长兄，凡事都要我承担。1957年以前，爷爷和后奶奶单独生活，住在“马家大院”的一间半草房，每天靠卖“山东大煎饼”维持生计。记得我每次去看爷爷，他总是用新烙的大煎饼卷上白糖给我吃，真是人间第一美味呵！

1959年，后奶奶去世后，爷爷一个人无法生活，我们才与爷爷同住。因为我们家是临街的“门市房”，所以，爷爷和妈妈就申请了执照，在家经营起了“经销店”。“经销店”烟酒糖茶一应俱全，再加上爷爷为人谦和、妈妈贤惠勤俭，左邻右舍的都来光顾，使“经销店”的生意还算“兴隆”。

我是家中的长兄，出力干活自然是首当其冲。每天除上学以外，大部分时间都由爷爷安排。特别是隔三差五的到烟酒公司去“购烟上酒”，一个百十斤重的“大酒篓”，全凭我和爷爷俩人搬上搬下，用一个四个铁轱轳的小推车，连推带拉地送去运回。爷爷当年已是七十五六的老人，我才是十二三岁的孩童，一老一小，也真是难为人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和爷爷有了深厚的感情。是他教导我要“三岁看小，五岁看老”，要从小立志，树立远大的人生目标；是他教育我“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要勤奋学习，出人头地，为国家建功立业；是他教训我“写字不描，拉屎不瞧”，要笔管对鼻梁儿，一笔落墨，不涂不改。只有身正心正，写出来的字才能横平竖直、端端正正、凛然大度；还是爷爷教诲我“打石不识纹，气死打石人”，干活办事都要动心思、勤钻研，努力追求“事半功倍”的效果……。爷爷当年的话，虽然只有只言片语，却让我铭记不忘，享用终生。我现在的人生准则、处世哲学、道德规范，包括我对书法艺术的浓厚兴趣，都源自爷爷当年的启蒙式教育。

爷爷对大哥从小就非常疼爱。尽管他屡受牢狱之苦，爷爷对他还是费尽心血地教化开导，希望爷爷的大孙子能够改邪归正，事业有成，将来能光宗耀祖。然而，多年的牢狱生活，使大哥的生活观念和认知理念，都与当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现实社会难以融合。特别是当年“极左路线”的社会政治环境，对“刑满释放人员”存在着很多偏见和歧视，使他们的生活处境非常艰难。据我所知，大哥天生拥有很高的艺术天赋。他的碳素人物肖像画非常有功力，马克思、恩格斯、齐白石等名人的肖像画，栩栩如生，与人物照片所差无几。一经挂出，很快就被熟悉他的朋友们买走了。每幅的价格都在20元上下，在当年已是很高的标准了。为了维持生计，大哥经常和做家具的木匠师傅合伙包活儿。大哥专门负责给家具搞手工烙花，花鸟鱼虫、山水风景、仕女人物，胸有成竹，技艺高超，被同行和朋友们所公认。后来，随着“阶级斗争”的政治氛围越来越紧张，对大哥的行动限制也越来越严格。他画的仕女图和“维纳斯”，都被说成是“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毒草”，多次被批判、被检查。对此，大哥因为那天性刚烈的脾气，从不认错、从不低头。因而也就招来了更加严厉的批判和斗争，遭到了更加严格的限制和报复。最后迫使他自暴自弃，再次混迹于社会底层，再涉犯罪行为而屡遭惩处。

大哥出狱回家以后，爷爷仍对大哥抱有一线希望。但是，爷爷对大哥的婚事持反对意见。爷爷经过与大哥的几番争吵，也没有说服大哥，迫使爷爷最后震怒地断言：“要想结婚，就搬出去另过，再也别回来！”

正是因为爷爷的当时气话，才导致大哥与我们分家另过，才导致爷爷的气大伤身、气绝身亡，才导致大哥在爷爷棺椁前追悔莫及的哭诉。爷爷去世以后，大哥仍然在张家屯居住，仍然在二道江砖厂干活。后来，大哥因有“三进宫”的“惯犯”罪名，而再次受他人牵连，又被判处有期徒刑，送到吉林省的石岭子监狱劳改。

在那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压年代”，犯罪家属依然受到严重的“政治歧视”。大嫂在大哥判刑入狱以后，抱着出生不久的孩子，根本无法独立生活，才被迫又搬回家居住。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日益紧张，大嫂也被以“犯人家属”的名义，“疏散”到市郊区的偏僻农村。后来，听说大嫂到监狱去与大哥办理了离婚手续；再后来，又听说大嫂与当地的一个农民结婚了；再再后来，就没有她的消息了。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国家迎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大哥的监狱生活也在我和三弟的积极努力下，提前减刑出狱了。出狱后的大哥，先在街道的小工厂里上班，后来与年龄比他大的第二个大嫂在一起同居了。一开始，大嫂在农贸市场摆摊床，卖黄烟、木耳之类的土特产；大哥重操就业，继续靠他的碳素肖像画和家具烙花的手艺来养家糊口。日子稍微宽裕了以后，他们就在头道沟门买下了一间小房，每天靠卖包子维持生活，日子过得也算舒心。

那时，大哥通过熟人又找回了自己的儿子，并有正常的父子交往。

就在大哥的日子渐渐安定、渐渐好转的时候，“天有不测风云”，大哥突发“心肌梗塞”，不幸于1993年的10月18日病逝了，终年51周岁。

回想大哥短暂而又悲苦的一生，让人非常憾然。在我的记忆中，大哥与我们聚少分多、乐少苦多，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分离和思念中渡过的。在那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年代里，我们一家大小都因他而倍受“牵连”。不仅升学、就业受影响，连口粮标准、细粮配比都有差别，至于入党、提干就更不能奢望了。我1971年参加工作以后，从1973年开始，就被工厂和机关列为“重点积极分子”。就是因为大哥的原因，“入党”的问题一直“考验”到1985年，才被正式批准为“中共党员”。在这十几年的压抑下，我对大哥也曾有过抱怨，大哥也对我表示过歉意。对此，我身为胞弟也深感理解，并默默地承受着。后来，随着人生阅历的逐渐丰富，随着社会生活的逐渐宽松，我们对世态的冷暖也逐渐淡然了，与大哥的亲情却愈加深厚了。特别是大哥病逝以后，使我们更加珍重兄弟姊妹之间的骨肉情谊，更加珍重人生年华的短暂历程。“把握今天，共享明天”，已经成为我们兄弟姊妹的基本共识。因此，我作为一家的长兄，在与妻子的积极倡导下，我们每逢节假日都要尽量找机会聚酒欢歌，以此来增进兄弟姊妹之间的血肉亲情。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