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最忆是杭州（三）——提壶沽酒觅残红——走近古都（四）

三、提壶沽酒觅残红

公元907年朱温代唐自立到公元1279年蒙古人忽必烈统一中国，历经370多年分裂割据的日子，有过北宋赵匡胤黄袍加身的蛮横与自信，有过吴越钱王纳土归宋的惊人壮举，有过岳飞精忠报国的可歌可泣，也有过陆秀夫、文天祥指南复国说惶恐的颠沛流离。在感受温馨豪迈领略凄婉悲鸣的时刻，大汉民族在《清明上河图》的繁华美丽中陶醉沉迷，在富甲天下的人间天堂里销魂饰骨。然而，不管北宋水墨画家宋微宗的《池塘晚秋》清幽秀美，还是南宋幼帝赵显“木老西田去，袈裟说梵文”的苍凉无奈，不论汴河上下，还是西子湖边，有宋300年（南、北宋两朝共300年——979-1279）的汉民族历史，在没有阿q时代的阿q精神的陶冶中走过了辉煌与叹息，用经济文化的腾飞与痛失帝王尊严的羞辱谱写了三帝（北宋微宗、钦宗，南宋恭帝赵显）被俘，客死“异国他乡”的历史篇章，给世人留下太多的深思与遗憾，给历史涂抹了太深沉而苍凉的悲壮。

当年，吴越钱王的列祖列宗们，满以为以钱氏吴越江山归宋，有如西汉南越王之赵佗“附土归汉”一样，会使大汉一统江山千秋万代，国泰民安。谁知这悖君子之道，于柴氏孤儿寡母之手改周为宋的赵氏北宋王朝，在不到150年的时间里，纵然拥有1·2亿华夏子民，竟不堪胡人一击，败走江南，苟安杭州。微、钦二帝在仓皇北顾的风雨漂摇中，成了不到600万人口的东北女真人（金）的阶下囚，受尽凌辱，惨死于塞北五国城。更有甚者，当蒙人南下窥江之时，曾经为一黄袍加身而置营救微钦二帝于不顾的赵氏高宗的子孙们，连乞求蒙师退兵，宁愿为元朝侄孙皇帝也不可得，“……嗣君幼冲，且在衰绖中。自古礼不伐丧，望哀恕班师，敢不每年进奉修好……”如此可怜哀求之至，竟嗅不到半点南朝后主陈叔宝举酒戏妃面对隋军兵临城下之豪气（当年隋军渡江金陵时，陈叔宝悠然奏乐侑酒，赋诗不辍，笑对侍从“齐兵三来，周师再至，无不摧败而去，彼何为者耶？”），可南宋的君臣子孙们连自嘲的勇气都没有，蒙人伯颜围杭之际，南宋朝廷一片混乱，文武百官在蒙古元军大将伯颜“……如欲我师不进，（尔等）将效钱王纳土乎？李主（十国南唐李煜）出降乎？尔宋昔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亦失于小儿之手，盖天道也，不必多言”的闪电雷鸣般的训斥声中销声遁迹。北宋靖康之历史悲剧又一次重演，致使太皇太后谢道清和宋恭帝赵显（时年六岁）献城就俘。记得当年（1275年岁末）杭州城危之时，谢太后张榜朝堂：“我国家三百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痛哉斯言，奈何南宋一代女政治家谢皇太后，带着幼帝赵显，束手投诚，北迁大都，客死异国他乡，死可瞑目耶！

“湖山一梦事全非，再见云龙向北飞。三百年来终一日，长天碧水叹弥弥。”这是北宋人邵雍《梅花诗》中的几句，是他对大宋王朝的预言，居然在他150多年后的南宋历史，竟被他一语中的。杭州是一首哀婉的江南小曲，是一壶陈黄的绍兴老酒，在温馨与刚烈中编制着悲壮与苍凉的历史。杭州古都，这本让人怎么也读不懂的史书，无论你翻开哪一页，跳入眼帘的都是遗憾与悲凉。我常在想，即或当年南宋王朝苟安东南，西有巴蜀钓鱼城之固，北有襄樊长江之险，南有天下之富，商贸通四海，市民逾百万，如此世界繁华大都市，宋金对峙107年而固若金汤，蒙元窥江之时，岂可一日而降元乎？

漠北尘起之时，“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的成吉思汗，在他的词典里，饮马江南只是南柯一梦，遥远无期的事。自蒙哥大汗南征之日起（1234年与南宋联手灭金），到最终灭亡南宋（1279年），整整厮杀驰骋45年，耗时之长久，乃秦始皇、刘邦、刘秀、扬坚、李世民等历代帝王统一中国所用时间之不及也。然而当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弯刀铁骑三次西征，以狂风暴雨般席卷俄罗斯、东欧以及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阿拉伯半岛大片土地之时，可谓所向披靡，何其疾也！奈何一江南临安久攻不下，甚至连可汗蒙哥也战死于巴蜀之钓鱼城，何哉？民族情结，铁血丹心也！1276年当其临安城破之后，为全城百姓生灵免遭荼毒计，巴蜀钓鱼城被迫开城降元，其时，坚守城池的32位将军集体自刎于钓鱼城，以示永不归蒙，其悲惨壮烈不正是中华民族情结的最好佐证吗？历史用鲜血这样写道：“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就是民族之魂，这就是百万雄兵，这就是万里长城！这就是金兵不敢越雷池一步而窥江南，漠北蒙古铁骑可一举席卷东欧西亚阿拉伯半岛，但45年之内却不可下榻江南的最好诠释！

北宋神宗之时，王安石变法以求富国强兵，大有北上抗辽，收复燕云十六州之势，有可为之时，却无收复之日，终究为历史创痛。南宋杭州时期，一次次座失收复中原良机，以雪靖康国耻，而最终身死国灭，何哉？却原来，可叹长门事，一次次佳期再误！

靖康蒙耻之际，正值国人义愤填膺之时，南北军民抗金热潮高涨，其时（1127）李纲上奏备战抗金、恢复中原之“十议”；宗泽主动修筑工事，募集军队于开封，联络义兵于河北，恳请高宗回驾开封，以图复国之大业。然而，高宗惟主和派黄潜善、汪伯彦求安是从，手诏：“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并即撤销李纲等职位，废除各种抗金措施，主动放弃中原，宁愿辗转流徙十余年（1127-1138），以东躲西藏为乐。致使宋军防线由黄河一线南移至淮、汉、长江一线，抗战形势逆转。助使金兵渡黄河，杀戮无辜，旋即占领西自秦州、东至青州一线之广大地区。国土沦丧，中原含羞蒙耻，痛失复国良机，宋高宗之过也，世代子孙当记之！当初他不但拒绝东京留守宗泽力劝其渡河北伐，还都汴京，振军威顺民意，以图收复失地之建议，而且怒而否定张浚“权都建康，渐图恢复”之归劝，不以置微、钦二帝生死之不顾为耻，而以南逃临安（今杭州市），沉迷于偏安一隅为荣。如此大汉民族之皇帝，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竖子不为国人不齿也！

在封建宗法专制时代，皇帝昏庸实乃国人之不幸，不幸之国人竟以“匹夫之责”奋勇抗金，誓赴国难，其诚至此，能不惊风雨，泣鬼神？绍兴十年(1140年)，金军大举南侵，岳飞，韩世忠等主战派将领在反击金军的南下中，克顺昌、下郾城，给中原人民带来了光复的希翼。岳飞军更是西取洛阳，东抵朱仙镇，直指汴京（离汴京仅45里之遥）。若一鼓而作气，靖康耻雪，金兵北向已如破冰之势也。然而收复河山，驱除鞑虏的美好愿望在高宗秦桧的十二道金牌中坦然无存，痛使岳飞“忍令十年之功毁于一旦”，高山作证，河海悲吟，张俊、杨沂中、岳飞等挥泪撤军时，可曾雷鸣闪电，树倒墙倾！“莫须有”三字，纵然排山倒海，岂可洗清岳飞父子精忠报国之冤恨？一纸“绍兴和议”以割地、纳贡、称臣之屈辱，张牙舞爪地吞噬江南民旨民膏，歌颂高宗秦桧空前绝后的伟迹丰功，悲哉，如此高歌，国人颜面何存？

年少读史，也许轻狂，与人侃谈，称颂郑和七下西洋的威武浩荡，却不知大明王朝朱棣大帝如此壮举之真谛。史学曾有异议：高宗如此误国，偏安江南，决非苟安故也。其中原委，也许同出朱棣一辙。明代文士文徵明为岳飞庙作《满江红》一词云：“岂不惜，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或许这正是宋高宗苟安江南，无心北伐的真实写照。建炎元年，太学生陈东、欧阳澈因上书请求高宗亲征北伐，迎回徽、钦二帝，高宗怒而斩其首。太学生张伯麟在壁上题词:“夫差，尔忘越王杀乃父乎？”结果被杖几十大板刺配吉阳，永不录用。这又能昭示世人什么呢？还有这样一段颇为人知的史实或可作为注脚吧。宋微宗在流放东北五国城时，写过一首诗《在北题壁》以言其孤独凄凉之感：“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其期盼南归之心戚戚也。1135年徽宗病死五国城，被金人作点灯油之料而浸泡池中，钦宗异常悲愤，思国之情如绞心之痛。1142年3月，正值宋金关系有所缓和之时，金特许韦贤妃由五国城归宋。临行时，钦宗挽住她的车轮，恳请她转告高宗：“若能归宋，为一太乙宫主足矣”。一代帝王之尊严已至如此，但求南归家国而已。然高宗即位后，迎回“二圣”不绝于口，“和议”交涉年年岁岁，迎回的仅是徽宗的梓宫和韦后，最终让钦宗饮恨于五国城的马蹄之下（被赛马践踏而死）。细读至此，心灵振憾，果真如是，岳飞不该“莫须有”吗？“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以此评价高宗，中肯否？

在南宋152年的历史中，宋孝宗堪为中兴之主。虽然锐意恢复，如北宋神宗一样，最终壮志未酬，却在“隆兴和议”的阴影里暗然死去，何也？其在位期间，勉农桑，尽地利，通货币，重商业，兴学术，崇理学孔儒，不仅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更使社会经济繁荣兴盛，民力渐增。同时决心改变高宗屈辱求和的国策，试图出兵恢复中原，光复河山。他首先为岳飞平反，随后起用抗战派将领张俊，恢复之志昭然，却原来闻鸡起舞一场空，最终兵败纳贡仍称臣，给世人留下太多的宛息与遗憾。本为一个风雨飘摇的王朝，又能经得起几番败柳残红？经过高宗秦桧二十余年对金之折腾摧残，抗金名将和主战派大臣杀、罢、老、亡，军心民气衰竭，焉能不败？何况纵有雄心壮志，为帝之时，上受制于太上皇高宗，下无贤臣相助之力，当断之时，则以太上皇有旨而姑听仍旧。纵使“寿皇圣帝（孝宗）之志，未尝一日而忘中原也，是以二十八年之间，练军实、除戎器、选将帅、厉士卒，所以为武备者，无所不讲”。连南宋仇敌金世宗也“每戒群臣，积钱谷，谨武备，必曰：‘吾恐宋人之和，终不可恃’，盖亦忌帝（宋孝宗）之将有为也”。可见宋孝宗在当时的社会感召力。历史留给世人太多的思考：一代本可有为之帝王，却在封建道德的忠孝礼仪的枷锁中，勃勃雄心之一代明君殒落于太上皇宋高宗的制约中，也许南宋王朝命数如此。庸人只恨不早死，好人却叹命不长。谁叫高宗太上皇于1187才以81岁的高龄去世，而宋孝宗却于1189年就让位宋理宗而万念俱灰呢？假如南宋太上皇高宗可以早死20年，那么中国的历史是否应该改写，大元帝国是否存在，那只有天知道了。只可惜“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抗金捷报已为陈迹，王师北定中原无日，家祭无须再告乃翁。

鲁迅曾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每一页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这是控诉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宗法制度对中国历史所铸造的罪恶。纵观腐朽的南宋王朝九代帝王，真可谓中国封建社会历代帝王群丑之大汇合，把昏庸无能、卑躬屈节，数典忘祖集于一身，除宋孝宗虽未成就功名，却也不失中兴之主而青史留名外，其余匀在犬马声色之余，或唱渡江北伐之歌，或行荒淫孱弱苟安之实。更有甚者，宋光宗干脆罢免主战派周必大、辛弃疾而不曾一日萌生北伐之念，任你辛稼轩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谁人会尔登临意？无论宋宁宗之“开禧北伐”，韩侂胄兵败身亡，还是宋理宗联蒙灭金，开门揖盗，挑起宋蒙战争，在远贤臣，亲小人的战鼓声中，自毁长城，这就是南宋王朝自掘坟墓的历史教训。

一人用而天下从，昔商殃强秦之谓也；一人用而天下亡，南宋平章贾似道之历史写真也！如果说有辱杭州山水之第一人，如果成就中国昏君吉尼斯世界纪录，当数南宋第六代帝王宋度宗赵禥。可以这样说，没有宋度宗，何来贾平章？没有贾似道，南宋灭亡何乃如此之速？

有人说南宋的灭亡是灭亡在自己人手中，此话一点不假。还有人说，自南宋大将刘整降元之日，便是南宋王朝走向灭亡之时，此言不谬也。先有秦桧之辈，后有贾似道之流，其国焉能不亡？据有关资料记载：度宗孱弱无能，而荒淫却甚于理宗，整天宴坐后宫，厮混妃嫔。宠信太师贾似道，从此不理朝政，军国大事任其处之。贾似道从此专横跋扈，目无天子，稍不加意，就以辞官相要挟，度宗唯恐其不辞而别，跪地挥泪以挽留。为使贾似道能长期留朝奉事，特授其“平章军国重事”，许他三日乃至十日一朝，且每次退朝之时，度宗必须离座目送，直至贾走出朝堂才敢坐下。当时朝廷只知有贾似道，而不知有宋度宗，“辇毂谁知有赵皇，宫廷也只说平章”，即贾似道专权之谓也。贾似道大肆淫乱，至使朝政昏暗，擅权无上，集百官议事时居然厉斥群臣：“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最终把南宋王朝送上断头台，贾似道之罪，罄竹难书！

一个腐朽没落王朝的灭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加速南宋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主观上是南宋统治集团的腐败和疾贤妒能，客观上是蒙古骑兵的凶猛强大。而贾似道的擅权误国和在对蒙战斗中屡立战功被誉为“真将才”的刘整将军被迫降元，则为加速南宋王朝的灭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今天可以客观地说，贾似道之专权，使南宋王朝失去了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完全可以收复河山，统一中国的千载良机。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之弟忽必烈进围鄂州（今湖北省武汉市），并准备进攻南宋都城临安。宋理宗惊恐慌张之际，派贾似道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屯兵汉阳（今湖北汉阳）以援鄂州。其时，正逢蒙古大汗蒙哥大军久攻四川钓鱼城不下，损失惨重。合州（钓鱼城）战役中南宋主将王坚和张珏等用炮石击伤蒙古大汗蒙哥，最后至死，由此拉开了蒙古草原为争夺大汗之位的艰苦斗争。忽必烈急忙回去争夺汗位，正准备撤军北上，当此之时，贾似道不思率宋军乘势追击，收复中原，一统河山，却主动提出和谈，擅自以宋理宗名义，以向蒙古称臣和赔款的屈辱条件求和。昏溃的理宗对前线战况毫无所知，还为贾似道回朝晋官加爵。憾哉，腐朽王朝若此，岳飞何在，张浚安存？陆秀夫、文天祥之辈，此时如若振臂一挥，大军北上，收拾旧山河，痛饮匈奴血，大宋王朝仅止三百年？又何须另立新帝，哀叹零丁说惶恐，沉尸崖山乎？

这就是南宋王朝，让人欲哭无泪，枉费了锦秀江南，玷污了三秋佳子，十里荷花。大宋王朝300年，一生屈辱一生怨，大地当纸，风雨作墨，如何写得出这大汉民族的悲与泪！想当年北宋联金灭辽而为金所虏，南宋联蒙灭金亦为蒙人所降，历史如此相似，本乃同母亲生！北宋澶渊之盟以胜求和而称臣纳贡，南宋以绝对优势求和而赔款称臣，卑躬屈膝代代相传！文恬武嬉的赵匡胤子孙们，当年黄袍加身的霸气而今安存？想当年赵匡胤从后周柴氏孤儿寡母手中夺得天下，而今蒙古元朝帝国亦从谢氏道清太皇太皇孤儿寡母手中夺得龙袍玉玺，难道这就是历史的轮回？也许只有这样才叫历史的公正？

妒贤嫉能、党同伐异、陷害忠良，这是南宋王朝无药根治的绝症。不说贾似道坐观襄阳之败而不发一兵一卒，“望断援兵无消息，声声骂杀贾平章。”惨烈的襄阳战役以誓死守城的大将吕文焕被迫投降元朝而告结束，致使元军直逼杭州的门户彻底洞开。更不说1275年蒙古军破襄阳顺江东下芜湖时，贾似道于民怨鼎沸中被迫引13万大军抗元，结果惨败丁家州（安徽芜湖），致使主力丧尽，把南宋最后一抹晚霞掩进了浓浓的秋风黑夜之中。而这一结局并非贾似道此时有回天之力可以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自刘整遭人陷害无奈降元自保之时，则是决定南宋必定灭亡的历史命运之始。刘整于1261年降元，正值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蒙古大帝汗位之时，也值元兵南下受阻，无可奈何江南而灰心丧气之际。其时刘整归元，忽必烈大喜，任其为夔府行省兼安抚大使，赐银一万两。可见刘整在元军中声威赫赫，影响巨大。可以这样说，刘整从坚定忽必烈的攻宋信心，到确立攻宋战略（弃巴蜀，下襄樊，顺流而东，直取杭州），精心策划逼迫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打开通向南宋的大门，训练水军彻底消灭南宋军队，善始善终帮助忽必烈灭南宋而统一中国。我们说，背宋降元，于义不容，而其情可恕；献策练兵，助元统一中国，结束中国370多年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功不可没！宋有如此人才而不用，自毁抗元长城，其国焉能不亡？

沐浴西湖山水而都杭州138年的南宋王朝（建朝共152年，南逃11年，陆秀夫、文天祥南下而立二帝共3年），是一部神秘的传奇。从有朝之日起，如果说宋高宗为王位之故而撰“泥马渡康王”的诱人故事，那么，南宋第七代皇帝恭帝赵显，则是历史的误会，让他蒙受太多的苦难，演绎出惊人的历史传奇。面对即将覆亡的南宋王朝，年仅五岁的宋帝赵显何来回天之力？也许从朝臣们那张张焦灼与惶恐的脸上，从老祖宗谢太皇太后的告朝堂书上，童稚未泯的黄口小儿在玩乐之余，也许已经隐约看到了一种不祥的命运将要降临到他的头上。当初陈桥兵变，太祖黄袍加身时，何曾想过后周禁宫里的孤儿寡母，如今，三百多年后，同样是孤儿寡母，同样面临亡国之危，这才真是赵匡胤始料不及的，就算是一种历史的报应，柴氏孤儿寡母也该瞑目了。所不同的是，幼帝赵显的身世与离奇却为中国历代帝王填补了一段历史的空白。

公元1276年3月，杭州古城春和景明，西湖苏堤绿柳垂波，正是昔日赵显贪玩赏花时季。而今恭帝却随谢太皇太后、母亲全太后及旧朝随从被押离临安，逶迤北上，数月至大都（今北京）。从此揭开了大宋王朝第三代被俘帝王的流浪生涯。被元世祖忽必烈降封为瀛国公的南宋恭帝赵显，1282年12月，又迁居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石别苏克），在漠北的沙风苦雨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自己过去至尊的地位和眼下屈辱的处境，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懂得亡国之君的凄伤抑郁与无奈。公元1288年，18岁的恭帝为避元世祖杀身之祸，请求出家吐蕃而习佛法，成为一代高僧，法名合尊。在清苦孤寂的庙宇，终日以青灯黄卷为伴，习藏文，究佛法。以佛门学问僧，而任萨迦大寺的总主持。为了传播汉文化，他将汉佛经典译成藏经，《百法明门论》、《因明入正理论》等经文问世，扉页云：“大汉王出家僧人合尊法宝”，从此奠定了赵显藏族佛学家、翻译大师的历史地位，不谙治世之道的南宋亡君，竟成为一代佛学大师，奇乎？其神秘的传奇故事也许正是后来江南才子、中国现代音乐美术金石掾刻艺术家、中国第一位luo体艺术大师李叔同（弘一大师）弃文从佛所尊为鼻祖之故吧。

“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这西域高原的逸兴，在青灯黄卷的周而复始中，滋生出江南水乡梅妻鹤子的情怀，54年何曾作过帝王梦的一代高僧，竟在文字狱的冤曲中，被一生隐姓埋名的西湖林和靖而萌动凡心，结束了他35个喇嘛春秋、47年凄风苦雨的俘虏生涯。时间是1323年。纵使雪域高原的佛史学家们再为其喊冤叫屈，一缕孤魂尚不知是漂浮在珠穆琅玛、还是蒙古高原，至少醉生梦死的江南离宫别院里，应该找不到他灯红酒绿的灵气。纵观恭帝一生，从南宋皇帝沦为元朝降臣，从汉学儒君成为佛门高僧，从江南天国迁居江北幽燕，从蒙古高原定居西藏屋脊，以一汉民族之子孙，与蒙为伍，与吐蕃共生存，如此传奇，岂能用一可悲可叹而怡情乎？作为中国历代帝王第一奇人，是南宋王朝的耻辱，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承，那便是汉、蒙、藏文化传播交流的功臣。

提壶沽酒，难述杭州古都的历史伤痛。惜春常怕花开早，更何况落红无数！300年赵氏王朝的历史长河，可曾也掘地黄泉，群英相见，述说北海风霜，西藏古刹，崖山蹈海？故国春秋曾记否，当年神气，亲封“违命候”？“踏花归去马蹄香”，而今故国堪回首？黯然追忆，雕栏玉砌应尤在，“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