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九五七》是山东作家尤凤伟历时三年写作而就的一部经典之作。看书名便可知道该书的写作内容，在中国，一九五七成了一个特定的概念，成了一个特殊时代的象征。那一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权利被完全宵禁；那一年，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被完全剥夺；那一年，知识分子的身心自由被完全控制。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是知识分子的一大浩劫，相对于文革而言，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更加惨重。时至今日，反右运动已过去半个世纪，人们不经意间便很容易的将那场浩劫遗忘，仿佛一九五七年是一个空白。在运动中幸存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入暮年，在这场浩劫中留下的伤疤，他们大多不愿再次回忆，每一次回忆都会给他们带来第二茬的身心折磨。而年轻的一代淹没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洪流之中，被物欲侵染的他们更不会关注与他们非常遥远甚至无关的反右运动。鲁迅先生在《华盖集•导师》中曾说：“我们都不大有记性。这也无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相对于遗忘而言，记忆显得更加珍贵。在当下的文学写作中，政治性过于敏感的话题常常是作家们逃避的素材。关于政治问题的写作会遇到许许多多无法避免的困难，这也是作家们对于反右运动以及文革望而却步的原因。因此，当代文学中对于这一敏感题材的写作少之又少，这更加凸显了《中国一九五七》的弥足珍贵。如果探讨尤凤伟写作《中国一九五七》的动因，那么可以说尤氏的写作缘于一种责任，一种对于历史不能遗忘的责任。在这一写作过程本身，尤氏便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罕有的良知。对于历史我们不可遗忘，对于苦难的历史我们更不可遗忘；遗忘意味着放弃对苦难深究的责任，更意味着放弃知识分子自身的特性——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

全书以主人公周文祥被打成右派并劳改九年的经历为主线，讲述了反右运动中一大群知识分子的不同命运，再现了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全书分为四部，分别叙述了周文祥在四个不同劳改地点的经历。在文体选择上，札记、日记、大事记、人物志以及对日记的注释与训诂，全部被应用，展现了作者多元化的文体选择。在叙述方式上，以回忆为主体，不仅有对过去的间接性回忆（第一部），也有对过去的直接性回忆（第二、三、四部）。关于小说的语言，吴义勤在《艺术的反思与反思的艺术》中如此评价：“尤凤伟的语言是一种蓬勃生动，充满变化、流动和野生气息的语言，口语与书面语、叙述与描写、俗语与方言、说明与追述、有声与无声……在他的小说中和平共处，在刻画人物、推进小说结构等方面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通读《中国一九五七》，每时每刻都可以感受到尤氏驾驭语言的功底之深，以及不断流动变化的语言技巧。另外，小说选择了一种冷静的叙述方式。作为一个写作者，尤氏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来写作的。长久以来，面对苦难中的知识分子，我们总是过于苛责，而忽略了特殊情况下知识分子们的特殊处境。显然，对于身处苦难中的知识分子，我们不能像通常意义上要求他们必须保持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与独立性——事实上，这正是他们的获罪原因。因此，在这一写作过程中，我们不可以用呼天抢地的热烈语言来控诉。尤氏显然做到了这一点，他仅仅用一种冷静的笔调将特定年代再现，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言论空间。无疑，这将是小说本身的巨大成功。

在近四十万字的小说中，尤凤伟刻画了不下五十位有名有姓的人物，他们多是被错化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同为知识分子却各自有不同的命运。在这众多人物中，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三类：一类以冯俐、龚和礼、李宗伦、李戍孟等人为代表，他们坚守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与道德底线；一类以高干、张克楠、李祖德、赵不仁、董不善等人为代表，他们是苟且偷生，甚至不惜以迫害他人来保全自我的堕落知识分子形象；另一类以主人公周文祥、吴启都、高云纯、苏英、张撰、陈涛等人为代表，他们属于向现实妥协的一类，表面上软弱却也保持绝不害人的道德最底线，基本上属于中间状态。在本书中，冯俐是一个最让人揪心的人物，不时让读者为其捏一把汗。相对于“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名言，冯俐显然是不识时务的，甚至说天真的。在周文祥被k大中文系以卑鄙的手段打为右派时，冯俐坚持要一个合理的说法，甚至只是一个道义的说法，可是她没有如愿。被强制劳改后，冯俐依旧坚持自己的看法，甚至不与当局合作，消极劳改。最终的结果不言而喻，与当权者对立，只能导致死亡。死亡，第一类知识分子的必然命运。第二类人物是特殊年代下造成的悲剧，也许他们原本不坏，但是在自身前途命运不可预料的情况下，他们毅然冲破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充当了他人迫害同类的帮凶。可以说，人类的自私本性主宰了他们。而第三类，他们是处于“不好不坏”的中间状态那一类，也是心理最复杂的那一类。这一点在主人公周文祥的身上表现最为突出。在k大，周文祥曾是一个有才华、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曾贴出k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并主编刊物《大地》。但是，当反右运动“忽如一夜春风来”，他立即陷入了矛盾、软弱、妥协的困境。在本性上，他没有泯灭知识分子的良知，但他的心灵已经被半强制半自觉的扭曲。他丧失了与现实抗争的斗志，这一点与他的女友冯俐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能说不是一个反讽。当然，周文祥曾试图抗争，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坚持。小说的第三部，周与陈涛、龚和礼在“御花园”陷入断粮断炊的困境中，龚和礼宁愿全身浮肿而死也不吃蛇，而周在挣扎许久之后自觉的随陈涛捕蛇而食。在很大程度上讲，周的妥协是现实残酷的结果，更是在这一现实下自觉的妥协。

谈到特殊情况下知识分子的选择，自然而然的想到书中屈原和渔夫的故事。故事出于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屈原至於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

面对浊世，屈原和渔夫选择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事方式，前者是保持高贵人格而死，后者是迎合恶俗时代而生。众所周知，《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一个为写作忍辱负重的典型。司马迁很崇敬屈原的高贵品格，但是，他更看重的是渔夫的忍辱负重。是死的意义大，还是生的意义大？很显然，两者有各自的意义，但又有很大的不同。死，是为了昭显不与恶浊共存的决绝；生，是为了在忍辱负重中寻求更大的生存意义。在《中国一九五七》中，冯俐和周文祥代表了这两种相反的选择。在那一代知识分子心中都明白一个道理：思想是气体，话语是液体，而文字是固体。也就是说，要想把这一特定的时代记录下来，必须要靠文字。而在当时，文字正是获罪的最大原因。冯俐写了很多，但是全部被没收。冯俐的不肯屈服，只能带来当局的“失去耐心”，最终走向死亡。但是，妥协、软弱的周文祥却留下了“不伦不类没头没尾的残言碎语”式的“假语村言”，留下了未来补足残缺记忆的可能。究竟哪种方式更有意义？

回过头来，我们在对反右运动本身进行反思，尽管这一反思无比的艰难。反右运动源于整风运动，而整风运动的开展目的是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从目的看，这一整风运动的开展无可厚非，但这一次的整风与一九四二年的整风不同，共[chan*]党已经成为执政党。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问题开始出现，人们对党和国家的意见越提越多，尽管出发点都是为了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但是在当权者眼中，人们的意见成了对党和国家的攻击。自然而然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只有知识分子才是握有话语权的言论者——被打成了右派。当然，其中不乏一些恶意分子假借整风攻击党和国家的权威，但这类人毕竟是少数。然而，统治者错误的估计导致了无以挽回的巨大灾难。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平反中，官方把反右运动的罪责归咎为扩大化。扩大化，短短的三个字，与“莫须有”何异？直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承认，知识分子的灾难往往与政治有莫大关系，政治往往是知识分子的死敌。知识分子就像空中的风筝一般，命运掌握在放风筝的统治者手中。

掩卷沉思，知识分子何德何能引起统治者的巨大关注呢？文以儒乱法，侠以武犯禁。知识分子手握话语权，又具有可怕的批判品格，统治者又怎会高枕无忧呢？其实，他们忽视了一点，知识分子本质上是极软弱的，话语权最终还是掌握在统治者手中。怕什么呢？想起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先生在上个世纪初呼吁“救救孩子”，这里借用一下：救救知识分子。

忆殇

两千零七年十二月四日晚

写于德州潘多拉网吧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