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她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在颁奖典礼上，她说到：“这项荣誉，我个人不配领受，今天，我来接受这项奖金是代表世界上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这项奖是对贫穷世界的承认。耶稣说：‘我饿，我冷，我无家可归。’通过为穷人服务，我就是为他服务。”没有比这更动人的话语了。

在领取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一崇高的奖项之后，她把奖金全部捐献，用来为穷人和受苦受难的人办事。尤为可贵的是，她向诺贝尔委员会请求取消了例行的授奖宴会，并把省下的七千一百美元赠与她所领导的仁爱修会。这一系列的举动足以使她成为二十世纪真正的世界级伟人。

她就是被称为“活圣人”的特蕾莎修女。

作家余杰在《压伤的芦苇》中这样描述她：“她不是手握权柄的国王，也不是富可敌国的总裁；她不是貌若天仙的演员，也不是万人痴迷的球星；她不是著作等身的学者，也不是聪明绝顶的天才。她只是一位满脸皱纹的、瘦弱文静的修女。”但正是这位“满脸皱纹的、瘦弱文静的修女”让整个世界为之感动，那些道貌岸然的学者们在她面前怕要无地自容吧。

特蕾莎修女生于马其顿一个偏僻的乡村，十八岁那年她来到了遥远的印度，来到了被尼赫鲁哀叹为“噩梦之城”的加尔各答。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六年，特蕾莎修女在加尔各答的一所女子学校任教。她所教授的学生几乎都是印度上层社会的孩子，这与真实的印度格格不入。一九四八年，特蕾莎修女脱下了修道院的制服，走上了特殊的人生之路。

余杰在同一篇文章中描述道：“在街头，这个瘦小的修女亲手握住快要横死的穷人的手，给他们临终前的最后一丝温暖，让他们含着微笑离开这个残酷的世界。在医院，这个受着病痛折磨的修女亲吻艾滋病患者的脸庞，为他们筹集医疗资金。她给柬埔寨内战中被炸掉双腿的难民送去轮椅，也送去生活的希望。她细心地从难民的伤口中捡出蛆虫，亲切地抚摸麻风病人的残肢……”选择这条路也就是选择了奉献，也就是选择了真正的崇高。这一切，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说起来也许很容易，但做起来呢？

在印度那些不避风雨的贫民窟中，特蕾莎修女播种了爱也收获了爱，她用自己的行动唤醒了人们心灵深处的爱心。她曾说：“一颗纯洁的心，会自由地给予，自由地爱，直到它受到伤害。”她用自己的行动见证了那句话——爱，直到受伤。

没有比这更伟大的人格了。

一九九七年九月，特蕾莎修女永远地闭上了她那双充满慈爱的眼睛。印度政府为她举行了国葬，成千上万的人冒着倾盆大雨为她送行。也许她会留下遗憾，也许她还有其他心愿，但能感动那么多人为她送行，死又何妨？一切都不必再言说，人们终会看清她的伟大。逝者已矣，但特蕾莎修女的精神却将永留人间。

关于人格没有比这更好的定义了。特蕾莎修女怀着对人们无限的爱而生，怀着对人们无限的爱而死，套用毛泽东为刘胡兰写的题词，当真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对于整个人类广博的爱使得特蕾莎修女具备了真正的人格魅力，能把他人的困苦当作自己的困苦，这是常人能做到的么？爱一个人容易，爱千万人难，更难的是坚持到死的一刹那。但特蕾莎修女做到了，她把一生为穷人工作作为一种信仰，并长久的执著遵循。她曾说一直希望能到中国为中国的穷人们服务，但没能如愿以偿，对此中国的官员们却反感的说中国好得很根本用不着一个外国的修女为我们操心。特蕾莎修女的伟大又岂是那些没心肝的官员们所能体会的？他们只知道为了自己的利益牢牢抓住权力不放，又怎会知道中国那些受苦难的人们呢？人格的高与低还用比较么？

与特蕾莎修女相比，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被称为“非洲之父”的史怀泽更是让人惊叹，惊叹之余又令人惭愧不已。在二十一岁时，史怀泽便立下了如此志向：“三十岁之前为研究学问和艺术而生活，三十岁以后献身直接服务人群。”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在学问和艺术上取得了他人一生都无法取得的成就。余杰在《巨人是这样生活的》中对此写道：“在哲学方面，他以《康德的宗教哲学》一文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康德研究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页；在神学方面，他对耶稣生平和圣保罗思想的研究，在教会中获得了崇高的声望；在音乐方面，他以风琴演奏家和巴赫研究者的身份留下了极其重要的资料。”这一切已让人们叹为观止，但这与之后的史怀泽相比却逊色的多。三十岁时，史怀泽不顾亲友的反对毅然学医，经过刻苦努力，八年后终于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刚刚领到学位证书，他便和妻子踏上了去加蓬的路途。那时，加蓬还未独立，中部非洲像人间地狱一般，传染病风行。但史怀泽毫不动摇，因为那里有太多人需要他的帮助，有太多的人需要他的爱。

史怀泽建立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对此曾说：“人必须要做到的敬畏生命本身就包括所有这些能想象的德行：爱、奉献、同情、同乐和共同追求。”正是爱、奉献、同情和同乐这些字眼让史怀泽变得无比高贵，他本着对生命最起码的爱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以他的行动给无数非洲的人们带去了生活的希望，也带去了健康，带去了生命的敬畏。对善与恶史怀泽作了如下定义：“善就是：爱护并促进生命，把具有发展能力的生命提到最有价值的地位。恶就是：伤害并破坏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这是道德上绝对需要考虑的原则。”史怀泽正是用他的生命爱护并促进他人的生命。

史怀泽是神学家，牧师，哲学家，音乐家，著作家，他透过作为一个医生的身份，将基督的爱传播给蛮荒的非洲社会，用他的身体，用他的行动，用他的牺牲，来传播了爱，这才是真正的爱的实践。

从特蕾莎修女和史怀泽的身上人们看到了真正的人格魅力，可是我们的生活中呢？人格魅力不在于一个人外表的美丽，也不在于物质的富足，而在于精神的高贵，在于对人类广博的爱心、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忧思、对人类福祉的追求……

上个世纪初国家民族危难丛生，众多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争民主、求自由，轰轰烈烈、死而后已。向往那个时代，那是一个血雨腥风的时代，也是一个众人觉醒的时代；是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时代，也是一个精神高度富足的时代。一代人牺牲了，又一代人复生了，代代相传而不休止，那是怎样一种时代！谭嗣同血溅菜市口，吴樾求易舍难杀身成仁，林觉民“为千千万万人谋永福”的决绝，那是怎样一种时代！可如今呢？余杰在《香草山》中说：“心灵的‘石头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危险的趋势。”我们已丧失了先一辈人的高贵，也已丧失了对于国家危难和民族苦难的关注，这正常么？

台湾李敖在争自由和民主这条路上矢志不移，九十六本著作被禁依然斗志昂扬。说李敖是文学家毋宁说他是思想家，在传播自由主义思想上他甘冒国民党之大不韪，冲破国民党报禁与戒严，在中国史乃至世界史上都堪称一绝。在第二次政治犯出狱后李敖对国民党展开了口诛笔伐，先后写过的书和办过的杂志有《千秋评论》、《万岁评论》、《乌鸦评论》、《求是报》、《李敖求是评论》等等。他在《乌鸦评论》发刊词中说：“我身处这样子的岛上四十年，虽然不见容于朝、不见知于野，但是独来独往的气概、‘我手写我口’的气魄，却老而弥坚。这次我出来办《乌鸦评论》，就是要在众口一声的时代里，呱呱大叫一番。我要痛斥政府的黑暗、政党的腐败、群众的无知、群体的愚昧、思想的模糊、行为的迷信、社会的疯狂、知识分子的失职与怯弱。……我绝不怕得罪人，也绝不媚世，台湾所有杂志都是媚世的，可是我就不信邪，我就是要办个‘谴责’杂志给大家看！”这种精神这种气魄这种人格魅力至今还有么？

决定一个人伟大与否，一个人的内在品质起着决定性作用。真正的人格魅力在于一颗伟大的心灵，具备了爱与同情，具备了对人类福祉的关怀，具备了对于国家民族的关注，也就具有了真正的人格魅力。

写于2006年3月5、6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