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曾经对一位想要探访他的英国记者,说过一段大意是这样的话:“看了《围城》后,你可能会像吃了一只鸡蛋那样,觉得不错,但是,你又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这话很经典,可惜过去,我仅仅是觉得钱先生这话风趣、幽默,比较好玩,一直没有往“高格为文,低调做人”这个层面上想。
前些年,我自己就像那个好奇的记者一样,对自己喜欢的作家,充满了无限的热爱和向往。很想在生活中,近距离领略一下这些“下蛋母鸡”的风采,比如贾平凹、莫言、苏童、刘恒、王朔、余华等等。1999年去鲁院学习的第一次生活会,我就迫不及待向礼平老师提出,能否将王朔老师请来,让大伙见见?然而王朔先生是不好请的,所以直到今天,我也没能得以亲见。后来从朋友那里得到刘恒先生家的电话,出于敬爱,也就毫不犹豫的将电话打了过去。接电话的是位女士,客气,但是缺乏热情:刘恒不在家!然后又说了两句什么,就把电话给挂掉了!
鲁院学习后期,受南阳孙先生之托,我去总后看望周大新兄。因是老乡,言谈之中自然就有了更多的随意和亲切。大新兄是个百分之百的好人,那么忙,但是一当听我说,鲁院学习的老乡,想见见那些身在北京的河南作家,大新兄就满口答应了我。那次我还特意提到了我所喜欢的刘震云先生,他的《塔铺》《单位》我刚刚看过,感觉很了不起,如果能在北京亲眼见到刘震云本人,那该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震云先生的单位,就在鲁院旁边,坐在五楼的大教室里,便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中国农民日报”这几个大字。大新兄给了我震云先生的电话,本来我以为在日后某一个聚会的时刻,大家一定可以见到。但是很遗憾,这个美好的想法,最后还是被在鲁院的一个老乡朋友给搅黄了。这个老乡朋友的确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他在电话中邀约的口气,实在是太直接也太过鲁莽了。那话有点像是命令,听上去好像人家刘震云非得见我们不可。震云先生明显表露出了“不高兴”的意思,有了这个不妙的插曲,我就不敢再跟大新兄重提聚会的事情了。我那老乡朋友很不高兴,他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写了几个好小说吗?其实,说实在话,名人的忙,是我那老乡朋友所无法理解得了的,因为他自己一直还没有做过名人。以他的心性,如果有一天他做了名人,恐怕连我,也很难见到他了。理解万岁吧,这是心里话。不管怎么说,我很理解那些名人,尤其是震云先生这样的大名人!
后来,因为喜欢,我几乎读完了刘震云先生的所有作品。印象最深的是:《温故一九四二》《一地鸡毛》《故乡相处流传》和《故乡面和花朵》。前些日子,我又重读了《一地鸡毛》和震云先生的新作《我叫刘跃进》,感觉虽然不是非常的好,但是对于作者笔下所呈现的这个世界,却是有了一个比较宏观的全新的理解。
评论家摩罗先生说刘震云写出了现代生活的卑微无聊,同时又展现了历史生活的残暴恶毒,我认为摩罗先生的论断是准确的,其实说千道万,现实也好,历史也罢,我认为,在刘震云先生的眼中,喧嚣的生活永远都是一地鸡毛。就像《一地鸡毛》中开篇的第一句话:“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小说最后,小林“梦见自己睡觉,上边盖着一堆鸡毛,下边铺着许多人掉下的皮屑,柔软舒服,度日如年。又梦见黑压压的人群一齐向前涌动,又变成一队队祈雨的蚂蚁。”这种十分表浅的意义述说,恰到好处地揭示出了芸芸众生的生存本相。这就是震云先生在一篇创作谈里所说的:“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要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并不严峻。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
再看刘震云先生的新长篇《我叫刘跃进》。小说的主人公刘跃进是个进京打工的河南厨子,厨子丢了个包,包里装着他的全部财产。刘跃进找包时,又捡到一个包,包里有一个u盘,牵涉到另一生活圈的几条人命。u盘和欠条,丢包和找包,羊和狼共舞,也可以说,是一头羊无意中竟然闯进了狼群,按照常理,狼肯定是要吃羊的,但是小说的最后,刘跃进这只可怜的羊却促使了几匹狼的自杀,所以刘震云说:一地鸡毛,一地喜剧!然而,如此平庸琐碎无聊的生活,它所上演着的,都是怎样的“一地喜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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