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走进老红军的家门，在二零零四年四月的上旬。

清明刚刚过去，天气开始转了暖，空气中不再有直直的刺入骨髓深处的那种寒冷，只是风时时的淘气，卷着黄沙，裹带着山西特产的乌金———放肆的将沙土和煤末一起的迎面送到每个人的脸前，钻进每一扇窗的缝隙，任谁都绝无躲闪的可能。

那个时候，我应邀参加了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拆迁工作。大约因为我和这家公司的老板和老总都颇为熟识，人还没有报到，就安排了一个很有些权利的职位，居然带了一个“组长”的头衔，具体负责一片有着接近二百户居民地片的拆迁补偿工作。其他城市我不清楚，但是我们这里，似乎还没有哪一家公司能风平浪静的将拆迁的程序完成，这其中有很多还动了“真格”的，至于因为拆迁上访的，堵路的，更不算什么新鲜事情。

鉴于人身安全的考虑，拆迁工作中一项不可回避的“入户”程序，就尽量要做到三人以上结伴，一来是人多口杂，红脸白脸唱起来，也好互相照应，另一层意思其实就是防止吃亏。这些到现在还被列入“旧城改造”的地片上，看着不起眼，实际上卧虎藏龙，三教九流，冒出什么人物来都不新鲜，也无须大惊小怪。最最紧要的本领，是学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了不人不鬼的，说胡话”。

拆迁进程的秘密，其实就在人和人斗心眼，看谁能“将”得住谁。做为一个省会城市，因为拆迁屡屡引起人民群众的群情激愤，时不时的还要“闹”出点动静不算小的事情来，是颇受管理部门重视的。一份拆迁补偿方案，经过几稿到十几稿，甚至几十稿，一张拆迁许可证，经过几个月，甚至跨上几个年被批准，根本不稀罕。这其中有没有其他奥妙，法律讲究“谁主张，谁举证”，我两眼摸黑，无证可举，况且也轮不到我“主张”，就一心一意的以为，如此慎重，都是因了保护“被拆迁人”这些“弱势群体”的利益。

之所以把“被拆迁人”是“弱势”加了引号，实在是亲历了这么一次“战天斗地”的过程，才觉略微领教拆迁的难。按照公开的补偿方案，货币给每平方现居住房屋的建筑面积金额，是可以买到二手楼房的，而且并不计算这其中现在的“公有性质”，和二手房的“私人产权”的差别。另外，为了鼓励拆迁户尽快搬迁，通常还要有一万元以上的“搬家奖励”，再就是为了鼓励拆迁户的所谓“一次性安置”，那些不回迁、一次性用“货币”结算的拆迁户，会另外有一笔算得可观的“奖励”———这笔奖励基本可以换来十到二十平米左右的二手楼房。也不包括房地产开发商私下研究好的“底线”。

我自己是既有过被拆迁的经历，也有过拆迁别人的经历。在我了解到的情况中，其实到现在还住在需要改造的“旧城”里的居民，在现在房价高居不下状况下，最切合实际、又比较经济的改善住房条件的机会，就是自己居住的片区划入“旧称改造”。也许是我平时听人们盼望拆迁的话多了，对这项被房地产公司倍感头疼的程序，在起先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十分的棘手。

尤其是刚刚发布了“拆迁公告”，按照规定，先做为期一周的展示，我们不过是先入户，熟悉熟悉情况，和大家混个脸熟，并不十分牵扯具体的细节。只是感觉得出来，大家一样的热情里有真有假，一样的冷淡里也有真有假，做好了“看谁逗出谁的真面目”的准备。

第一次接触，印象深刻的住户里，就有老红军。

老红军的家住在九号院的最深处。九号是个大院子，外面看去只有一个窄窄的院门，其中却还分着前院和后院。前面的院子相对大一些，住户也相对多，但都平平常常，并没有特别的情况引起注意。连接前后院的也是房子，东西各有一间，分属于两户人家，这两间房子建得既坚实又美观，是属于私人翻新过的公房，估摸情况，他们的经济状况还过得去，但是房中的陈设又过于简单，不是经常有人住的样子，一边的一间里挤了兄弟两家七口人，另一边的房子里挤了弟兄三个各自带着老婆和娃，都是闹闹吵吵。这样的两家人，都没有“选举”出“主事”的当家，只是待搭不理的应付，成了我心目中的“重头戏”。

从这么两间房子中间穿过去，就是后院。后院一共有着三户居民，其中两户都不在这里居住了。一户是已经迁居外地，这里只是祖产，发来了传真，凭证件算多少是多少，没有人力陪着时间和精力争多争少，倒痛快。另一个是孙子继承了爷爷的房，现在在外面读书，也并不懂深浅，委托一个舅舅来操作，也是见人不敢开口的主，好打发的很。心下暗喜，只要不人为的克扣他们也就是了。

剩下的一户就是老红军的家。

门打开，迎面而来的首先是一股没法形容的味道。那种味道，我长了这么大是第一次领教。只确定它一定是多种味道混合以后的派生，而绝对不会是单一就可以存在的精灵。屋子是一道细细的窄条，老红军只点亮了一盏最小瓦数的灯泡，看不出深浅。

我也并没有想要看清楚的心思。

我只想尽快脱身。

老红军和他的老伴，一家两口住在这里，据说，他自己已经年过八十，老伴也已经七十出头，不过，行动还算方便，生活一向自理。老红军的“别墅”，似乎也难得有外人驻足，突然有几个人造访，老两口格外的热情起来。老太太急忙忙的找了茶叶末子，泡起了热茶，将一把椅子，用布头抹了又抹，自顾自的招呼过落座，就打开了话匣子，还急忙忙的从黑黑的巷子深处，找出一个色彩已经斑驳了的宝盒。

盒子的前方，上了一把锁头。小小巧巧的一把锁头。盒子本身色彩斑驳，那把锁头却是光亮亮的，居然有些光可照人的意思，里面一定是他们时常把玩的宝贝。我暗自好笑，居然寂寞到要在第一次上门的客人面前，兜出自家的底细了。

盒子打开，老红军的老伴就自觉的退到稍微靠后一点的地方，只在老红军的身后，屏气凝息，看着老红军，抖抖擞擞的，从里面拿出一枚又一枚的勋章来。

从那个盒子里，一共取出三枚勋章，依次来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按照老红军八十岁的年龄计算，我宁愿相信，他只是抗日战争起，成为了一名“小八路”，而不是走过半路长征的“红小鬼”。尽管我的祖辈里，在两个党派的队伍中，甚至算到各系军阀中，都不乏沙场上的将军，多多少少听到过一些从前的故事，略略知道，在那个时候，其实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的，而且发展到哪里都无法一定的说对说错。但是我还是极力回避着，不让他把话头拉回到太遥远，我并不想弄清楚他究竟于中国人民的独立和解放事业，有着多少次血战的功劳，在那次“保家卫国”战争中，究竟写下过什么样的辉煌。

老红军的眼里，依稀放射出一种光芒，似乎可以将他昏暗的小屋照亮，一直明亮到和在出升的太阳照耀下一样灿烂。他全神贯注的神态，也似乎是回到了当年的岁月。只是不知道，他看到的是血战的沙场，还是沉浸于最后胜利的喜悦。

我们急忙说着，还有好多户都还没有来得及去呢。忙啊。

老红军的思路被打断，他的展示也只好告一段落。

老红军的老伴对我表现出格外的与众不同的关爱，“一个女娃娃，居然是这么些后生的头头。好俊的摸样，居然还这么能耐哩。”我们站起身后，她走过来拉起我的手，一双粗糙的手涩涩的揣摩起我的手来。始料不及的我一时没有找到拒绝的借口，也就只好任由她惊讶的赞不绝口，表扬起我标致的摸样，还有那细腻的皮肤。

只是，对于她猛然间回过神，想起来的茶水，我急忙忙的抽身快步走出门去。无论如何，也不想沾那些用“染色体”杯子，盛着的热情了。

拆迁工作正式开始之后，我们小组一直扮演着各个地段“领头羊”的角色，居民搬迁的速度，简直可以用势不可挡来形容，负责拆房的队伍在这里的活动最频繁，也就渐渐的熟悉了起来，原本只是照过面的关系，至少已经可以改写成“酒肉朋友”。

在忙碌中，在众人的围绕中，在许多的恭维中，忙于应付托着关系找上门的各路神仙，我已经彻底忘记了老红军。

第二次进老红军的家，是九号院的其他住户终于搬空，那连接前后院的两家“滚刀肉”，也终于在“威逼”和“利诱”的软硬兼施下，得了些并不使我们为难的好处，用一副赚足了面子的摸样，兄弟结伴，夫妻搭伙，各自带着各自的娃，又回常住的地去，过正常的生活。拆房队的头，就打来电话，问到“这么两间房，怎么个拆法？”

“怎么了？什么叫怎么个拆法？有什么不一样吗？”我有些奇怪的问。

“你最好还是来看看。”

在我前往现场的路上，才猛然想起，在这么两间“豪宅”的后面，还住着老红军和他的老伴。若是按照常规的那样，将几间房子不显山、不露水的拆成自然状态下，可以不留把柄，还要着实妨碍其他“不合作”住户的出入，这么两位老人，大约也就只好住了“禁闭”。

好在这个院子，也就只剩下他一个“顽固分子”，网开一面，总比闯出些大祸来要强。但是，他为什么就没有了音信？既不合作，也没有条件，这种沉默，倒是拆迁最怕遇到的主顾。

然而，现场的情形却比我预想的要复杂。拆迁的现场，照例是有着来自公司的高层领导坐镇指挥的。挂着总指挥名衔的自然是老总，但他要关照的是全公司的事务，周转于两个工地的现场，也要应付一些不得不应付的场面，没有特别的情况，只是掌握进度，了解情形。具体负责工作的副总指挥，却不知是如何在照面之前就开罪，以至于一直的设置些“小麻烦”，彼此弄到不愉快。这一次，居然也正撞在枪口上，领导风度翩翩，也在现场观摩着。

当我说出这房只要掀顶上两个洞，就足够，领导发出一阵冷笑。也是难怪，这个决定是冒着极大的风险：我们从前的拆迁经历里，就有住户杀了回马枪，弄成了“二次入住”的既成现实，不仅住进了从前的房，而且加盖出两间简易屋子，最后竟然开价到万元一平米。这种简单破坏可能引来的后果，自然不是薪水所能补偿，这个乱子实在是惹不起。

而且，并不知我底细的领导，依然执意的找着我的把柄。

唯一的办法，就是请老红军尽快离开是非之地。

但是，他又为什么不给一点消息。我全然陷入被动，第二次走进老红军的家。

家中特别的味道，因为有些准备，鼻子的鼻炎第一次起到了正面作用，也减少了反感的情绪。

恼火的是，老红军的态度依然如故，只是将他宝贝着的军功章，一枚一枚的排出来，一枚一枚的把玩，依旧是看到那些军功章就放射出的光芒的眼神，试图找出细说一枚一枚里面所收藏故事的机会。

对那些故事，我也依然如故的并不感兴趣。我所关心的，自然是他把玩这些军功章，于今天的事有些什么牵扯？老红军的背景里，可会带来我的权限所不能满足的要求？而必须面对“面不和心也不和”的上级，是我最不情愿的结果，跳过他直接去找更上级，对我来讲，虽然方便，却以为要算做一个败笔。

老红军的热情也依然如故，又难以想象里面设着埋伏。

第二次的见面，依然一无所获。

到了第三天，老红军突然捎来口信，说是下午要我上家去，和他的儿子具体面谈。而且据捎话回来的人讲，老红军竟然格外的高抬我些，点名要我“必到”，大约是以我为“大权在握”的“大人物”。终于要知道他的条件，虽然是个喜讯，却也忐忑不安，他的革命经历会不会让他提出额外的要求，而我们所谓“既修路，又建房”，那个对拆迁来将最有力的“道路拓宽”，也只是为拿到地皮不得以的付出和附加，和“政府行为”截然不同，为军功章买单，当然也就有限。

见到老红军的儿子，意外的感觉和第一次进入老红军的家门相比丝毫不逊色。他儿子大约五十岁左右的年龄，皮肤粗糙而黝黑，穿着一身上世纪九十年代什么工厂的工作衣似的“服装”，神情紧张，浑身上下都写满了羞涩，站在我这个大姑娘面前，更是手足无措，眼神拼命的躲避着我的目光，说话也结巴起来，除了木讷，找不到什么词还适合于他。

在很长时间里，我都没有听明白他艰难着想要表达的意思。于是，一边应付着和他搭着腔，一边动起了自己的小心思。以老红军的资历，至少应该是个党员，做到什么级别的领导岗位上离休才对的。当然，那个时候革命不分高低贵贱，也有一些到了企业的老革命，改革开放以后就一落千丈，在各方面都和那些依旧叱咤风云的战友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就象面前这个老红军，和他儿子这个样子的生存状态，似乎只听说在偏远的农村里有，在这样的城市里，还是第一次见到。

直到他儿子，这个五十岁左右的大男人，红着脸将一张纸放到了我的面前，我才回过神来，仔细的看着这张他们全家搬来的“救星”。这是一份老红军单位开据的介绍信，里面介绍了老红军的革命履历，也介绍了老红军的其他一些状况。革命胜利后，老红军就服从分配到了这个电影院，做起了一名普通的员工，收票巡场，到后来退休。退休这个词是最让我纳闷的，即便老红军果然经过了无数次战争的洗礼，还是没有觉悟到要进步成一名光荣的党员，也应该是离休才对。离休和退休的待遇，绝不是相差这么一丁点儿。如若是那样，他应付起电影院不紧气以后的生活，就完全是两个样子。

当然，那纸介绍信里也说到了老红军的住房。无非是因为单位经济效益不好，没有照顾好老红军的生活，也无力照顾好老红军的生活。请我们尽可能的给予关照。按照字里行间的意思仔细揣摩，似乎老红军的革命历史已经有许多找不到见证人，唯一可以证明他的，就是他珍藏着的三枚军功章。

关于老红军的革命历程，我更没有验证的兴趣和必要。我所要知道的，是老红军的一家，对这个“尽可能的给予关照”的说法，究竟抱了多大的指望？这个里面没有一步“改天换地”的狮子大开口？

可气的是，他们虽然老实木讷，却也不知听了谁的“教导”，学会了不一下子就交出底线，而是要先探我的口气，或许他们以为这样就争取到“主动”了。

应付这样的老实人，让他们主动一天两天，心理更平衡些，其实根本“坏”不了什么事，这个院子搬出去的住户也还不至于给演出“祸事”来。

第二天，我再去老红军那里的时候，他已经在把玩着那三枚军功章。在他看着军功章的眼神里，那种可以照亮一切的眼神，似乎开始黯淡和呆滞。老两口还是带着不自然的热情，让摸不着头脑的我一时不敢话往正题上引。

到了终于和“自己人”在老红军的家里碰了面，从他们的表情暗示里，想来是昨天晚上发生了一点事情。

做为全组唯一的女孩子，虽然挂了一个“组长”的头衔，晚上入户做“骚扰”的工作，通常我是不参加的，而是享受着早一点回家休息的特权。尤其是那天，又下了一场雨，本来就拆得到处是土，更是全成了泥，天又显得黑沉沉的，我搭了公司的便车，安排两个人去看看老红军，若是有需要的东西，明天一早给捎了来，总之，不要让他们因为院子的杂乱再摔交什么的，一来自己过意不去，二来给一些找借口闹事的人以把柄。

出乎意料，那个对头上司，大约早了解到情况在路上等着，和他们一起去了老红军的家。

而且，他对老红军一口否决了我关于“军功章”当然会考虑的承诺，明确的说，那个和房子是两码事，说我那么应承是因为对工作不熟悉，不称职。最后，干脆的表了态：在房子的拆迁上，军功章什么都不值！

不晓得他是故意和我闹别扭，还是当真就这么决定的？

三天之后，老红军的儿子主动找到了办公室。他找到了一套二手房，价格却要得比市场上高许多，而且一口价，怎么也不肯让。我听了好笑，换了谁和他做交易，大约也不会让价的。问清了房子的地址，大概了解一下情况，安排了一个人专门负责给他们“谈判”，这个时候，他终于说出了搬迁的条件，他们实在拿不出钱来补贴买房的费用，如果有一些差价，希望能看在那几枚军功章上，在拆迁补偿款上给照顾出来。

我回答他说：“这个要看差多少。那些军功章当然会考虑的，但要看具体情况。”

对他来讲，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印象。毕竟老父老母都已经那么大年纪，他却一直单过，这里条件即使不好，也应该接到自己那里照顾。见他一副老实摸样，说一句话那么难，否则一定要好好挖苦、讽刺他一番。

经过几次接触谈判，房子的价格终于定了下来。成交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价位上。再仔细的算过了老红军的旧房子，我将自己手里可以光明正大动用的所有权利都加了进去，和新房子的价格只差三千元。我毫不犹豫的说是可以成交，也可以给老红军回话了，他的条件，我无条件答应。让他对那几枚军功章，继续充满美好的回忆。

说这个话的时候，我是考虑到了我从前忽略了的一点情况。在这些老院子里，都有住户自己加盖的小房子，或者用来做厨房，或者只是用来放一些杂物。这些按照明文规定不给补偿的“建筑”，其实也都要让所有人心理平衡才可以谈得拢。去了老红军家里几次，我都急着要摆脱他屋子里的味道，疏忽了他的自建部分。只要随便有一点，以我的这点权限，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他安排好。

可是，当我兴高采烈的再次走向老红军的家，拼命的找去，也找不出一间还没有被破坏的“违章建筑”，老红军原来一直严格的住着政府分配给他的公房，并没有加盖出一砖半瓦。

和老红军有过接触的领导，对老红军也有了格外的关注。听说老红军要准备搬家，居然又一次的下了基层，还要去了所有的详细资料，大约也是经过了仔细的计算，心里有了数。到我和老红军签定补偿协议的时候，审核部的负责人无可奈何的对我说：“郑总说了，以后你的协议交上来，要一家一家的去丈量，检查。”

然后说：“这个协议，你先拿着，我们去过现场以后回来你再交。”

我知道，他是好意。而且，这个协议如果是有人去现场，还真要重新签过。因为他那间自建的小房子，在现场是无论如何找不出来的，只不过是我在这张纸上给他“盖”出了三千元而已。

到了现场以后，审核工作的重点到了房屋的丈量上。因为再重新签定的协议里，我的借口是老红军的住房实际面积和证件面积不符，按照实际丈量面积给予补偿。

当然，我实现安排好了参与配合审核人员丈量的人员，并且给了必要的“培训”。审核组安排一个人到现场，他只能或者掌握量尺的头，或者掌握量尺的尾。若是他掌握头，那我们就多报二十公分的长度，若是他掌握尾，那我们就将头让出去二十公分做开始。

当然，我还清楚，审核组只安排一个人下现场，一来确实是人手紧张，二来一定也是要成全我的意思，想来在这件事情上，是支持我做手脚的人要多一些，而且他确定我可以想得出主意，这样既可以避免公开的冲突，又可以尽快的安顿好老红军。审核组的负责人参加过几家公司的拆迁，早就提醒我要注意老红军的安置。这种情况，平时没有人搭理，一旦出了什么事，不论大小，都会冒出一群人来主持正义，那个时候，不管怎样，错就都是具体办事人的。我一定是首当其冲的一个。

复查结果再次上报之后，审核组的负责人转来一个无可奈何的消息。说是领导看了结果，虽然因为他的资格老了些，不好意思直接说什么，但是做了一个他也没有料到的决定，就是要亲自下现场，再做一次审查。并且很为难的对我说：“我能帮你的，就是不再安排别人去了。他们不好和领导不配合，这次我自己去。”我笑笑对他说：“那就好。我这里也不安排别人去了。我自己去。”

到领导终于安排出时间，亲自到了第一线，我和审核组的负责人一人拿了量尺的一头，我在头，他在尾，领导亲自盯着终点上的数字，看了良久，转过头来对我说：“不要放手，我过去看看。”他的眼神里含着将取得胜利的笑意，扬扬得意的向我走来，我则迎着他的目光，用一种带着轻视和嘲笑的目光他，当他走到离我很近的时候，我猛然将手一松，量尺呼啸着弹出去，一圈一圈卷曲着躲回那个有着硬壳的家。他被这突然的举动和声响惊了一跳，楞在了当地，我却放声的笑起来，响亮的抱着歉，对面不公开的“同伙”大约也没有料到我会这样，安静的等待着新的指示。

老红军和他的老伴却似乎是感觉到什么，一向看着身体还算硬朗的他们，靠在一堵墙上，瑟瑟的发抖。领导大约也怕出事，气愤愤的向门外走去，说是“回去再说。”我向发抖的两个老人承诺说：“收拾收拾，三天以后，公司派一辆车，给你搬家。”已经走到门口的领导回过头来，用带着权威被调戏后的恼火瞪着我，我又回敬他一个挑战的笑容。

两个小时后，老总的电话将我“请”到他的办公室。用平和的语气问着我道：“怎么，当年请你写份入党申请，你说那么多怪话，现在为了一个老红军下这么大的力气打报不平？”我笑着说：“并是单单因为他是老红军，是他的追求已经太简单了，我觉得没有办法打破了，所以才得成全。”停顿了一会，我继续说：“我就是要给。”接着拿出两次做出的协议来，摆在老总的桌上。老总看着问：“还有一间小房子啊？怎么这次不见了？”我回答道：“还没有来得及划上去呢。”说着用笔赶忙着在上面急忙忙的建设了一间小房子，我知道，老红军可以拿到比我的承诺再多出三千元钱的补偿了。

看着老总亲自在上面签了字，我拿起生了效的协议，接着问：“对了，三天以后给老红军搬家，我要一辆车。”老总抬头看着我：“这个和郑总申请就可以了。这里不是有一辆工具车的吗？”我带着赌气的口吻说：“就是不和他要车，才跟你开口。不帮忙算了，我找老板从别的公司调一辆来。”老总赶忙说：“还没有怎么呢，就要告状啊。谁说不帮了，给你从那个工地调一辆车来好了，借你一天使唤。”

郑总在旁边的沙发上，铁青着脸，一言不发。

我顺利的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了老红军的搬迁问题，九号院终于被拆成了一片平地。

三天后，老红军搬家的时候，我见到他的儿媳妇，拄着单拐，也是一副老实摸样。见我走到哪里，她也走到哪里。一直到搬家的车开了走，还是跟在我的后面。我回办公室的路上，经过一个公共厕所，她一把将我扯了进去，伸手掏出一个红包来，又不知道该怎么给，拿着红包递出来的手，就停在半空中，嘴轻轻的张合着，却听不到声音。

我看着她笑了笑，说了一句，用不着的。转身走掉了。

这之后，关于我和这家公司老板和老总的菲闻就满天飞了起来。公司里大概人尽皆知。再然后，当我完成当初应承地段的任务之后，拒绝了再协助其他地片工作的安排，领取了一笔丰厚的薪水和奖励，决定离开。想想帮忙老红军搬家的同事说的话，他们的新家虽然也是二手旧房，却是在一家很有规模的小去里面，又是一楼。他们用老总成全出来的几千块钱，又填补一些，在阳台上开了一家日用品的小买铺，他那个老实巴交的儿子和儿媳妇和他们住到了一起，以后也算有了生计，而且也可以有人关照了。还说，老红军特意让他们捎话来问我好。

我不知道，老红军的住房敞亮了以后，他再看着那些军功章，还有没有从前那样的光芒了。但愿阳光的明媚不要掩盖掉那些光芒和寄托吧。他那个老实过了头的儿子，也没有办法想象能不能“经营”好这么一间小买卖。但愿他们当真从此生计有了着落，至少在老红军的残年。

我要离开的那天中午，老板特意安排时间停留在现场。到了下班时间，约我吃饭，“好久不见你表哥了吧。今天中午和许市长吃饭，一起去吧。”

身后，郑总和一干猜疑不休的同事，瞪起了大大的眼……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