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优秀的民族，必然会有辉煌灿烂的文化，而绚烂文化的创造，又离不开一群智心卓越，品性傲人的文人。或许文人只是曼妙文化创造者中极小的一部分，然而正是这一小群专以读书重教，修身养性又胸怀治国平天下的文人才把文化的底蕴提升，把文化的内涵拓展，把文化的境界升华，最终创造出一个富有生机，充满活力而又蓬勃向上的文明。是以文人在文化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文人的智力，性情与品质又直接地影响着文化的内容和韵味。不同的性情和信念的文人对文化的拓展起着不同的作用，正是由于这种不同的性情才创造出不同风格的作品，并凝聚在同一种理念的周围于是包罗万象而又迥然不同的文化就缓缓地形成了。中国的几千年的文明如此，文化也亦然。

在探求中国古代文人的情感历程和人生轨迹时，竟然发现了一个很沉重的问题：在几千年的历史风貌中，文人竟只是扮演了一个并不起眼的角色，他们只能在戏曲的角落的幕布中藏着，偶尔掀起的幕布里也看不见他们的面颊，零星看到的只是衣服或布鞋，他们登不了主台只能躲在舞台的暗角。而文人的命运也不是自己做主，他们的命运在历史的长河中跌宕起伏，如同一叶在风雨中摇曳的浮萍。

文人身上自有文人本性的烙印，而这烙印，也是困扰国文人几千年的人生问题：是出仕还是归隐，出仕这早在两千多年前孟子就在《大学》一文中做了明确的回答“治国平天下”，中国历代的读书人苦心经营了十余载甚至数十载，为的不就是有朝一日在政坛上施展自己的才华，以达到安邦定国的目的的吗？但历代的文人在漫漫求索途中依稀出现了在“出仕”道路之外，竟然还有一条小道可行，那就是“归隐”。“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林”，在隐居的闲暇，著书立传，游历山泽，饮酒赏月，渐而步入了‘修身齐家’之途，不亦乐乎！

在中国古代文人整体文化人格形成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支持这种文化人格和政治道德的理念。而这种精神支柱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之际，在封建士大夫阶层逐渐形成之际，周朝的一些没落奴隶主文人在遵守‘克己复礼’主张敬重周天子之时，又告诉了诸侯要尊君守道保境安民，礼贤觅能。在大声呼吁恪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之道时，他们又身体力行游说诸侯，宣扬他们的政治理念和学术观点，进而来影响和改变当时诸侯纷争天下无宁日的局面，在这群没落贵族文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孔子。孔子在年轻之时，就曾在鲁国政坛上活跃着并担任了礼官等职，在任期间又积极向鲁君阐述自己的为政之法，但并不是很成功。在孔子垂垂老已之时，又领着自己的门生周游列国，推荐自己的“仁”“礼”纲要，然在战乱的年代需要的是血与火，铁与甲，需要的是杀伐，武力，“仁政”几乎无从实施。孔子在处处碰壁后回到鲁国，广招学徒开坛讲学，编著古籍，自成一家之言，以“讲学”和“立传”将自己的思想留传了千百年。故孔子是中国古代第一文人，而他的“治国平天下”之学说更是对后世文人产生了巨大的动力和压力，进而造就了中国文人人格和精神道德上的多样性。

如果说孔子的“出仕”思想鼓动了历代王朝读书人积极参与政治施展报负，孔子以自己的言论感染和号召群英的话；那么中国历史上飘飘然站出的五柳先生，他却是以自己的行为去引导着读书人去追求一种“退隐”生活，去劝导文人们寻找“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淡和闲适的情趣。东晋名士陶潜的价值取向悖逆了孔子的“出仕”思想，他在他的“修身齐家”，“寄情山水与田园”的途中愈走愈远，并最终开启了“出仕”大流中一条清彻的“入世”甘泉。然而他在开辟这条清流中却经历了痛苦的人生诀择，潜自名门之后，本应效仿祖父、先父入朝为官，辅佐君王，虽门庭衰微亦犹如此。可官场上倾轧和争斗，朝局的动荡不定，君王的昏庸无能迫使得他屈才下就，委命下吏，折腰权贵，阿谀奉承。这是一个具有文人风骨的仕人所不耻的，陶潜于是挂印封金，辞官飘影而去，把自己置身于田园东篱，农桑渔樵之间，过着小隐隐于林的清静生活。于是就出现了快炙人口的《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等著名篇章，且传唱至今。陶渊明是中国古代文人中的另类，穷而后工，他在追求独立的价格尊严和人文精神时不经意打开了中国文人另一扇命运之门。后世的文人把他开辟的这道清流越拓越宽，内涵也变得越来越深刻。北宋初年的“梅妻鹤子”林和靖，隐居于西湖，寄情于梅花和白鹤,忘情于漂缈虚幻的西湖水；北宋中叶的欧阳修“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流恋于清泉幽谷，置身于名川大河不知返矣！

如果说“出仕”与“归隐”是中国古代文人最为常走的两条道路的话，那么中国古代还有一种人走的是徘徊于这两条道路之间，在“仕”与“隐”之间举棋不定，内心矛盾不已。最为明显的是南宋的辛弃疾和明中叶的王阳明，他们以仕人与武将的双层身份在朝廷上去寻求自己的一席之地，以便报国平天下，恢复中原，天下大治。然而官场几经沉浮时，他们才明白，原本自己在朝廷的一席之地已被小人奸佞取代，自己只能远离朝堂，外仕流官。但自己不甘心，仍旧“思君思国思社稷”总是幻想有朝一日朝廷能起用自己，为国效命，可每次盼来的总是失望和打击。在打击中求索，在逆境中思虑，转移内心的痛苦与悲哀，化成悲愤慷慨的文字，转变成深奥晦涩的“心学”。斗转星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逝去，留下的只是白发苍苍，面目凝重内心忧愤的老昔。仕途的暗淡和同僚的倾轧，使得辛弃疾和王阳明在“出世”的途中转变性情，过着“半仕半隐”的生活。可以这样评价他们：他们是中国古代文人中命运最为坎坷的一群人，一生走在隐与仕的道路上忍受着痛楚与煎熬直至油尽灯枯，行将末路仍未能壮志酬成。

有一小部分人总会受到命运之神的青睐，中国古代部分文人命运也是如此。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理性去权衡文人与官人的双面角色。为官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敢于为民请命，替民服务；为文就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以自己之行为为“文人”这个概念做最后的诠释。但他们受到传统正统的儒家学说影响太深，以至有时做出一些令人难以理解和诧异的行为。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做官时恪守礼义，推崇廉政和孝悌，无论是在京为官还是做封疆大吏时都勤勤俭俭，不肯以公济私；在治家方面，他更是严格要求家要勤动手，自己躬亲农桑，以劝勉家人。在为人方面，更是令人惊奇，是理学的新领袖，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光是一部《曾国藩家书》就让后人研究一辈子，在军事上他是一代大师，然而正是这位有着极佳官声和人品的儒者却残酷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屠杀了一些苦难中奋起抗争的人民为了朝廷的安危屈杀了天津的教众，使得自己背负了沉重的骂名，承担了人臣的忠君之念。

在清末民初之际，更是有一位文人以自己的博学才气和人品征服了世人，他的《人间词话》成为了后世文人对宋词的最佳评述。他就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王国维先生在词曲、音律等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在待人接物、教徒讲学方面他也做得极端认真。在他享淮盛名，名利双收之时，他却在自己五十岁生日这天沉身于颐和园湖中，只留下了几句哀凄楚的遗言：五十之年只愿一死。这位在大清亡国十多年后仍留着长辫的学者以自己的死来为一个末落已久的王朝做着最后的殉葬，目的只是表明自己仍对忠君爱国，以死殉国的心迹。

唉！悲哀，感慨、幽怨、无奈，中国古代的文人们啊，为什么你们偏偏就和政治朝廷结下了一生不解的结，即使九死不悔。愈挫愈奋，身在朝堂则忧江湖之险恶，在江湖则思君王之安危，社稷之长久。孔夫子大声疾呼以拯救民风日下的天下，挽救不古的人心，鞍马劳顿不辞辛苦；五柳先生喜好结庐人境，车马无喧的田园耕采生活，虽清贫穷苦然乐此不疲；林甫居士衷爱梅鹤，终生不娶不仕，只因“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美景；稼轩雅士悲凄愁苦，临江长叹，却仍无缘兴起直捣黄龙，还我河山的壮举，纵使秣马厉兵，英勇杀敌换来的只是君王的猜忌和佞臣的轧贬；阳明先生平叛忠君，保国安民，不还是青灯一盏，黄卷数沓，做了个上下求索的理学家吗；纵然曾文正公左右逢源，官运亨通，广结人缘，权倾天下，可最后仍不是被民间戏谑为“曾剃头”，骂为崇洋媚外吗？他留下只是作为一个文人的数卷全集，还被后世文人纷纷拜读，效仿，称颂；最令人惋惜与追叹的还是作为一个彻彻底底的文人王国维，他的愚忠思想留给后世之人的只是摇头与无奈，而他的死给后人们的是一种扑朔迷离，凄婉哀怨的悲剧之美感。

文人，隐者，仕子，居士，官人，雅儒，但愿你们在历史的长河中永生吧！在模糊的人生角色中交织与扮演心力交粹时请安息吧！

本文已被编辑[梓尘]于2007-12-2 7:29:39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