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的把握是从想象开始的，无论东方还是西方莫不如此，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东方和西方从同一个起点出发的思想却演绎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智慧。东方智慧强调通过某种观照或冥想的方式达到对终极真理的认识，西方智慧则注重通过感知和理性的方法用严密的逻辑和实证去获得真理。这两种智慧共同创造了人类的古代文明，但在今天，他们的命运又是那么截然不同。

东方智慧在中国所包容的东西非常复杂。我们知道，儒、释、道三教合一是中国文化的基色，佛教、道教以及儒家中的“天人合一”的说法恰恰都在体现东方智慧的玄妙。儒、释、道各有天地，细节虽然不同，但它们的精神取向是一致的，同时它们的思维方式也是相通的，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是认识把握世界的终极本质，并努力使自己和这种终极的认识归于一体,他们的求证途径就是精神的感悟，这种感悟成为东方智慧最高表现形式。

老子说：“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所说的“大音”“大象”就是“道”的存在形式，它是无声无象、虚静恬淡的。庄子也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孔子虽然很少谈天道，但还是认为唯天为大，天道可畏：“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在佛教看来，我们把可感知的世界分成各个部分是“无明”或者说无知：当思维受干扰时就产生了事物的多样性，当思维平静时，事物的多样性就消失了。种种以上这些认识并不以科学知识为经验基础，也不依赖于理性的分析和综合、演绎和归纳、抽象和具体形式与内容、现象和本质等等科学逻辑，而是通过神秘的直觉直接洞察世界最原始的本质，以一种相似性的认识接近真理。

东方智慧的感悟形式衍生出来的结果很都多具有不可解读的神秘色彩。例如：《河图》、《洛书》对宇宙的模拟：《河图》、《洛书》，简称河洛，是古代中国人对宇宙的一种神秘解释，是对宇宙的抽象模拟，它不仅是宇宙的时空模型图，又是宇宙的数学模型。不过，这种解释并没有相关的实证加以支撑，也没有数理逻辑的合理推论，但又无限接近我们今天对宇宙的认识。《河图》的传说大体是这样的，相传“伏羲”时期有龙马出现在孟河，其背上有斑点，二、七在前，一、六在后，三、八在左，四、九在右，五数居中。中位五象征五行金、木、水、火、土，中国人的祖先把１到９的自然数以五为中心，有规律地画出了模型，这就是《河图》。《洛书》传说则是在大禹治水时，有神龟出现在洛河，其背上有斑纹，模拟绘制出的图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祖先所传下来的《洛书》，戴九履一，二、四为肩，三、七为腰，六、八为足，五纹居中。九象征九宫，五象征太极涵五行金、木、水、火、土，中心点又象征一气。《洛书》取逆克之理，以阴克阳。《河图》、《洛书》把浩瀚的宇宙抽象成“黑洞”和“白洞”两种符号成，这就为中国古代八卦、阴阳太极的诞生打好了基础，也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产生提供了依据。《河图》、《洛书》产生了时空的概念。定出白天和黑夜的时间的本来形式，同时有了对时间的记录，在空间上把宇宙的四方八角都模拟了出来，给空间位置作了规定。将立体的宇宙空间简化成平面，对空间界面进行排比组合，并认识到宇宙时空的不可分割性。《河图》是对地球时间进行记录，《洛书》定下了地球上的上下四方，并对宇宙星云作了描绘。所以《河洛》被称为最初的宇宙模型。《河洛》产生了数的概念。出现了阳数和阴数（奇、偶），把阴阳对应关系用黑白符号和数字的形式规定下来，分成三个层次，按次序排成几何图形。《河洛》以五为中心，为后来的五行说的产生提供依据。《河洛》把宇宙中纷繁复杂的对象进行了抽象简化，所以《河洛》是超越时代的人类对宇宙的认识。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明初叶盛《水东日记》卷十记，周灵王子子晋,学仙,过七日,於缑山出现,已到晋朝,有诗：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琅琊顾东方，蓬莱不复现，东海起扬尘，沧海变桑田。其中，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两句，为世人所熟知，这种对时间、空间相对性的把握在今天只能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解释。按照相对论的说法，空间不是三维的，时间也不是独立的，两者密切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四维的“时——空”连续区，这样在某个观察者看来是同时发生的事件，在别的观察者看来可能是不同时的。而所有的测度，包括时间与空间的测度。都失去了绝对的意义。爱因斯坦认为人对时间的感觉是相对的、依赖于观察者。当观察者的运动速度可以和光速相比时，观察者运动的速度不同，他们按时间排列事件的顺序也不相同。对于一个观察者是同时发生的事件，对于另一个观察者来说却不是同时发生的。王子去求仙，丹成入九天。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现代解释就是那个仙山和王子原来所居的世界运动速度不同，从而造成特定的观察者的时空错乱。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包括莱布尼茨在八卦图形中发现了二进制等等，但我们还是不能认定，中国古代智慧的产物就是科学的成果。

2004年杨振宁博士在“《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的报告曾引起轩然大波，他的报告中中谈到近代科学为什么没在中国萌芽时说：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人类第一次把推演法规律化，对近代科学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而中国徐光启在翻译《几何原本》时，牛顿还没有诞生，可惜那译本在200多年间并没在中国发生应有的影响，所以推演法没在中国生根。他认为近代科学没在中国生根有4个原因，其中之一是《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没有发展出规律化的推演式思维方式，影响到近代科学没在中国萌芽。杨振宁博士这种说法是在对中国引以为豪的古代智慧的直接质疑，这种质疑本身具有血淋淋的特质，在以标准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玄妙的直觉和感悟毕竟不能创造财富，我们不能靠着冥想走向现代，整个世界被安在科学技术的车轮上滚滚向前，东方古老的智慧方式已经不能应对世界的变局，已经不能成为探知真理的可靠途径，在古代，人们还没有多少可以凭借的手段了解和把握世界的时候，直觉让我们和真理缩短了距离，可是在以科学为圭臬的今天，东方神秘智慧的式微就成为必然了。

但是东方智慧另辟蹊径表达人性的需求，有着独特不可言传的内在逻辑，无论在文化、审美、还有认知领域内都有它的价值。譬如以绘画为例：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及其审美，可以说在本质上偏重精神创造，追求神似，以人自由想象体现人的自由本质，借助想象，实现对生命超越，与宇宙的合一，从而进入超验境界。而西方传统绘画艺术一向注重部分与部分间的逻辑关系，具有明显的写实主义倾向，两者是不一样的，但两者又在互相借鉴，我们能够很容易地从西方现代艺术作品中找到东方古老智慧的痕迹可以作为一个例证，人类也可以在冥想的世界里超越世界，实现自由。

本文已被编辑[冰止乙醚]于2007-11-30 16:08:50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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