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似乎过于宽泛，例如《新华词典》的界定：“知识分子是指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这个定义让人觉得凡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大学教授是，各大企事业单位蹲办公室的人也是。这种定义对知识分子的门槛限定太低，以至于按照这个定义那些活跃在各大网站、报刊的明星们都成了知识分子。关于这一点，王小波深有感触：“我们国家总以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为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外国人却不是这样想的。我在美国留学时，和老美交流过，他们认为工程师、牙医之类的人，只能算是专业人员，不算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

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并不是平常所说的拥有某种专业知识或一技之长的专家群体。他们应该具备这样一些素质：不仅要关注自己的个性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还要有一种博爱的胸怀，对他人、对社会、对自然、对国家、对民族、对世界乃至全人类有一种文化主体意识的超世俗的责任感。任何一个社会里，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是整个文明存在与发展的中坚力量。

从古至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饱受了封建集权主义的压迫。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明清时期的文字狱，封建帝王们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从未停止过。在王侯将相眼里，“文以儒乱法，侠以武犯禁”，拥有知识、拥有头脑便会威胁他们的长久统治。于是，他们对读书人怀有不可抑止的敌意。他们以自身强大的政治力量压向知识分子们，以至于造成知识分子自身的沦落。万马齐喑的局面中，有几个人肯不顾个人头颅与热血多说一言？沉默意味着明哲保身，而言论则意味着五马分尸。三国时期辞赋家祢衡性格刚毅傲慢，因拒绝曹操召见并当众侮辱于他，终于被曹操假借黄祖之手杀掉。你敢说，我就敢杀，这便是统治者的逻辑。

明末清初中国出了几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如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他们著书立说，以自己的言行向封建帝王及其思想代表孔家学说发起猛烈进攻。尤其是李贽，他说汉代以下“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尔”（《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公然以异端自居。他崇尚真奇，鼓倡狂禅，揭露封建社会“无所不假”、“满场是假”的虚伪现实，反对儒家的泛道德主义，建立了以“童心说”为核心的新思想体系，对整个封建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大丈夫喜则清风明月，怒则讯雷呼风”，知识分子如李卓吾者，中国有几？

一八四零年六月，英国用枪炮将中国封闭的大门永久打开。从此，中国陷入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被侵略时期。开明的封建士大夫们（如林则徐、魏源）开始认识到天朝大国的愚昧无知，开始认识到西方新科技的先进。于是，为了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长远存在，他们纷纷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可惜的是，他们只是学习科技，而不从根本上动摇腐朽的政治制度，其结果只能是以无结果而终。

时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近代中国饱受列强凌辱与侵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们纷纷走出闭关锁国的象牙塔，在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冲突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一八九八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公车上书，向光绪皇帝力陈变法图强之刻不容缓。在傀儡皇帝的支持下，他们开始了为期一百零三天的戊戌变法。不幸的是，康梁没有认清封建势力的强大与顽固，结果一败涂地。最终，谭嗣同、刘光第等六君子血溅菜市口，为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运动画上了彻底而非圆满的句号。

先一辈知识分子的百般努力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在民族危亡之时，为国家为民族绞尽脑汁费尽心血，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大无谓之精神，至今依然令人肃然起敬，依旧感动着一代学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才应当是知识分子的选择。

直到二十世纪五四运动的兴起，知识分子们在探索道路上才终于引入正途。一九一五年《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创刊，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式兴起。那一代人，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办杂志写文章，宣扬科学与民主，提倡白话文，打倒孔家店。这一代人将累积了数千年之久的激愤一喷而出，对整个国家、社会、民族、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有两个人的功绩永远都不可磨灭，他们将随历史永久长存。其一是周作人，他在《人的文学》中说：“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人的文学”的提出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使人本主义纳入文学乃至整个文化的范畴之中，使传统文化深受洗礼，彻底摒弃了忽略“人”的文化。其二是胡适，他的最大贡献在于对白话文的提倡。“尝试成功自古无”，胡适偏偏以身示范，尝试写作《尝试集》，并取得喜人成果。虽然以今天的眼光看，《尝试集》或许并无多少可取之处，甚至说那根本算不上白话诗，而且其中不脱文言的痕迹，但它在当时所引起的轰动效应之大绝不亚于封建社会没落时产生的《红楼梦》。由于胡适的提倡，举国上下白话文写作之风顿开，对于西方文化的传播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从五四开始，中国知识分子们为建立一个统一、富强、民主的共和国做出了不懈努力，其中不少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及至建国后，思想上的左倾、右倾始终成为政治的主题，反映在思想文化界则造成了数千万乃至上亿人的受害与死亡。于是，只有封建时代才会有的万马齐喑的境况重又出现，知识分子们开始为了明哲保身而选择沉默，甚至成为反动者的帮凶。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错误发动的政治运动，它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无以计算，直接导致中国与欧美的距离拉大了几十年，丧失了最好的发展时机。文革对知识分子们的迫害更是无可名状，冰心、冯雪峰、楼适夷、沈从文、萧乾、巴金、季羡林……一个个风烛残年却饱受凌辱，干校里、牛棚中一次次被打被骂，这种灭绝人寰的压迫下，还有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么？文革前夕，老舍先生自沉于北京太平湖，以死作为抗争，发出了最无力的反抗，终成中国文化界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王小波在《知识分子的不幸》一文中痛心地说：“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何其不幸，这样的“年代”究竟是谁不理智？

文革中，许多建国前便名扬海内外的作家名流都走向了历史的反面，包括郭沫若、冯友兰、曹禺等等。其中以郭沫若为甚，他曾写出不少“经典诗句”，诸如《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xi]挥巨手/团结大进军。”粉碎四人帮后，郭氏甚至写出这样的诗句：“　拥护华主[xi]，拥护党中央。”《女神》时代的郭沫若哪去了？当年的气魄与胸襟何以建国后荡然无存？究竟是封建势力、北洋军阀、国民党可怕，还是迷途中的共[chan*]党可怕？相反，其子郭世英却走向了另一条路。因为坚持说出事实真相，郭世英被捕入狱，最终被折磨致死。面对自己亲生的儿子，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却束手无策。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究竟人们会记住父亲还是儿子呢？

可以说，建国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沦落，严重背离了五四时代先辈们所开辟的道路。面对强权政治，是选择迎面而上，还是侧身躲过？这恐怕是那时的知识分子们所考虑最多的问题。可惜的是，其中的大多数选择了后者。终于明白，王小波所说的“沉默的大多数”的确意味深远。虽则如此，其中也有不少人坚持了正义与良知，如上文所说的郭世英，还有写作《出身论》被害的遇罗克、宁肯头断身死也不违背良知的张志新，以及《新人口论》的作者北大校长马寅初、一身铮铮铁骨的梁漱溟。远一点说还有文革后写作《随想录》的晚年巴金，以及开伤痕文学风气的文人们。

时至今日，中国当代当得起大家的知识分子已寥寥无几。也许著作等身的学者多如牛毛，但是他们距离真正的知识分子尚有万里之遥。前文已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首先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一技之长，其次也是最主要的是要有起码的良知，要有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乃至全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与痛彻肺腑的悲悯。台湾李敖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五大毛病：拙于谋生、急于用世、昧于尽忠、淆于真知、疏于自省，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一直以为，代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即真正的知识分子）首先在大学。而大学在今日已丧失了上个世纪初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已经很少有人关注社会和民生，很少有人肯躲进书斋吸取人类文明精华了。学生如此，教师亦是如此，全然不顾自己的责任与使命。想想当年日本侵华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师生共愤，共同承受知识分子的使命，那是一种怎样令人怀念的时代？知识分子而今的沦落，是时代的进步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后工业化时代人类的堕落？是今日人们走向了彻底的“大同社会”？恐怕不尽然，报刊杂志上多有关于全国各大矿难的事实、关于农民工工资无法收回反被毒打的事实、关于西部儿童无法就学的事实……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们”，你们怎么肯无动于衷？

同时，中国也出现了许多尚有良知与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如号称“北大良心”的钱理群、北大怪才余杰、摩罗、毛志成、朱大可等等。他们不畏世俗艰险，不惜触犯权威，极力写出事实真相，揭露社会种种黑暗现象。终于，五四精神在他们手中重新得到传扬，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因他们的存在才不至于就此消失。

时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呼唤知识分子的再生，呼唤知识分子对社会民生的关注，呼唤知识分子继续“铁肩担道义”。然而，知识分子的再生需要文化的重新建构，我们的文化中缺少了太多太多宝贵的东西，比如良知、同情、悲悯、博爱等等一系列重要的精神质素。只有新文化的重新建立，只有从思想上彻底改变传统知识分子的五大弊病，才会有知识分子的再生。

2007年4月8、9日写于德州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