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原指明代之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文体，称八股文，即考生做文章，必须由8个部分组成。这8个部分是破题、示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末股。不单这样，还规定后4段中，要有两股排比对偶文字，加起来也是8股。这种呆板的文体，是禁锢人们思想、限制自由发挥的一种僵化的文章形式，把隋朝以来设立的“开科取士”制度限制的更严、更死，使封建时代的无数文人入泥潭而不能自拔，痛苦不堪言。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对此有极为生动传神的描述。电视连续剧《雍正皇帝》中也有一段由雍正皇帝亲自主持殿试的镜头，那一个个按《四书》、《五经》敷衍答题的考生，由于长时间的案牍劳乏，心神极度进展疲惫，竟接二连三匍然扑倒在地的情形，恐非过于夸张。

诚然，封建时代的文人，通过科举考试“金榜题名”获进士出身而入翰林、而出相入将者，不乏有真才实学者。但八股取士的那一套东西，实在害人不浅。因此，共[chan*]党在延安整风时期，将党内存在的生搬硬套、好求虚名，讲话写文章空洞无物、夸夸其谈的文风也视为八股文一样的东西，称它为党八股，列为清除对象。然而，八股这种东西，后来让我们体会到其生命力非常之强，从封建社会脱胎出来的中国，很有适合它生长的突然条件，所以它能像野草一般，生了铲，铲了又生。其最旺盛期自然属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天下文章都统一于一种形式、一种腔调。如每篇必引导师语录，打头必以“四海”、“五洲”或“东风”、“西风”句子概括形势。其他诸如文章内容材料不得任意取舍，文句表达必须抹杀个性，词语组合甚至形容词的使用都有固定模式可套等，总之一切都做得如八股文一样，必须照字描红，玩八股游戏。那时写文章是最没有意思的事，跟受刑似地让人难受。

现在当然不再有这种情况，但八股的东西至少可以说还有市场，如果我们将其代表的那种不讲实效、只图虚功的形式主义作一番延伸，就不难发现其八股的流布随处可见。比如现在各级机关发文特别多，为什么会多呢？就因为发文已成了机关工作习惯、思维惯性。有许多工作部署，其实讲的差不多是完全一样的东西，但就是每经一级机关，必得发文将所讲的东西再重复一遍；有许多领导的讲话材料，本来都围绕一件事情，但偏偏要张三李四王五分别来讲，而每一位的讲话材料又都必须印发下去，如此一来，文件岂能不多？不但多，到了基层，已经是厚厚一叠了。文件多，处理文件的功夫必然就多，它实际上经常成了领导干部的主要工作，不仅浪费掉许多时间，而且实际发生的效益往往很低，因为空话、重复话太多。

除了文件八股，还有会议八股。不知何时起，开会也成了我们的主要工作方法。有许多工作布置和对情况的了解，本来一个电话、一份传真就可以解决的，却一定要通知下面坐火车、飞机来开会，一次会议动不动就要花费十万、数十万元，原来要解决的问题却十分简单（且不说那些根本没有问题要解决，或根本不打算解决什么问题的会议）。而相当多的会议，又形成了基本的套路，先把讲话稿印发给与会者，然后主办者、领导者在台上照本宣科，下面的人则一边对着稿子听。中间还会安排些漫无边际的讨论，结束时照例称“此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代表们讨论时发言热烈”云云。照例另外还请得有上级领导会见、作批示和合影留念等。“文山会海”为什么年年讲减，又年年减不下来，反而有增加的趋势呢？就因为它在一些人的脑子里已经固定化了，程序化了，仿佛没有谁去计较它的实际效益，或者干脆说它已经不和实际效益发生多少联系了，纯粹是为文而文，为会而会（且也不说那些为其他目的而开的会），它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思维的一部分。进一步说，这岂不是连思想都八股化了吗？

思想八股化的人，是不愿开动脑筋的人，是喜欢墨守成规，喜欢维护旧形式、旧办法的人，哪怕这些旧形式、旧办法已经变得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变得与时代和社会发展不相和谐了，他们仍不愿将它丢掉，理由是过去一直就这样做的，或从来别人都是这样做的，为什么要改？久而久之，更是乐于其中了，完全是麻木了。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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