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你们好！

今天，我应王教授之邀，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讨论诗歌问题，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件很光荣和很幸福的事情。王教授是一位治学严谨、成就卓著的学者，一位始终为我所尊敬的先生。你们得自他的真传，学有所长，这难免使我的讲述变得尴尬和困难。何况，我又是在谈论自己的写作！本来，我想讨论一下当代汉诗的部分精神缺失这个问题，既然朱院长和王教授指命我汇报自己的创作，我只能从命。但是我想：当一个诗人不得不谈及自己的创作时，大概最谈不好自己创作的就是诗人自己。所以汇报之前先请大家宽容和谅解。

第一，关于我的诗歌理想

汇报我的诗歌写作，我想有必要首先汇报一下我对诗歌的基本认识，或者说我所理解的诗歌本质和诗歌精神。这个最基本的问题经过了若干争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么，根据诗歌事实并综合各种观点，对诗歌的理解各不相同的人，是否可以大致地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诗歌的本质在于抒写和译解生命情感，生存体悟和在世经验。换句话说：诗歌正是最特殊和最直接地关系着生存感受和生命精神的艺术。

如果这样的认知大体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能对更难阐述的诗歌精神做出如下的笼统和概要的理解：作为人类所有意识和行为指向的最高境界，所谓诗歌精神至少包括对人类高贵的精神立场和美丽的精神家园的最孤独和最勇敢的守望。这里既有坚守和捍卫，还有更高的了望和向往。因为这种守望肯定是孤独的，所以它肯定是勇敢的！诗歌精神当然还包括操守自由和高贵的灵魂以及对灵魂的净化，为灵魂的救赎和辩护；包括正当，忠实和尊严的生存态度，生命情感以及对存在的高度自觉和终极关怀！如果说，上述的境界显然是空幻和飘渺的，那么在现实生活中，诗歌精神当然还包括对道义、诚实，善良，公正，同情，敬畏，悲悯等等人类所有美好品格的契合和认同，对有益于人和社会良性发展的行为状态和思想方式的接受和肯定，对所有邪恶、肮脏、黑暗、卑鄙和庸俗的坚持不懈的抵制和对抗！总而言之，诗歌精神作为人文精神最重要和最高贵的部分，它是一切优秀品格和美好精神的升华和闪耀！

以上，之所以谈论诗歌的本质和诗歌精神，是为了把它作为参照，为我们接下来讲述我的诗歌写作，提供一个艺术衡量和价值判断的标准和依据。

关于我在诗歌写作方面的具体追求和实际努力。

一篇评论文章曾经这样概括：“总体上看：叶世斌的诗歌始终坚持对生命本体和存在本质的思考与追问，独特而深刻地表达了现代人的生命体悟和人生经验。叶世斌深受存在主义和人道主义影响。一方面，他更多地揭示了现代条件下的生存真相，譬如灾难、疾病、罪恶、死亡，以及由此派生的苦难、焦虑和灵魂的挣扎等等；另一方面，坚持人生的美好和担当，把诗歌作为诗意关怀的形式，执着地传达了对生命状态的关切，博爱，悲悯以及灵魂的救赎与超拔，并以此将生命引领和提升到诗意境界之中。这构成了叶世斌诗歌的充满智性和诗性哲学的价值原则和精神立场。”

我不知道情况是否真是这样。我想补充说明的是：既然诗歌的本质，或者说诗歌的而非其它文体的独特的功能，在于凭借生命的高端体验和具体情感，译解不可言说的人生真相，那么，诗歌就必须始终地毫不犹豫地围绕生命本体来进行。

既然，生命本身和生命在世的情感体验具有无可比拟的具体性，丰富性和可变性，那么我想，我的诗歌任务应该是：多方面，多角度地去打开和把捉人生这种无限复杂和无比细微的感受，体悟和经验，从而拓开诗歌的广阔的表现面积。作为一个勇于表达生命的诗人，其创作内容必须具有与生命内容相适应的宽度和广度。但是，仅此是远远不够的，并且极有可能带来浮光掠影的危险。因为总体上看：生命本身正是无比深刻的。所以，诗歌的深度像大海和峡谷一样深沉和悬置在那里，等待着诗人困难而又勇敢地去抵达。这就要求一个诗人，一方面努力忠实地倾听和感觉生命，一方面借助生活承载的重力，下沉到生活和人生底部，打捞深层的感受，体验和情感，从而揭示和显化生命的深度。与此同时，诗歌作为一种个别性的文化必须借助于广泛文化。譬如哲学和宗教，哲学的介入不仅有助于使诗歌获得形而上的意味，而且能够使诗歌表达的诸多感受和体验变得智慧和清醒，从而建立一种理性高度。而宗教的参与，势必提升诗歌品质，使之抵达和占领一种精神高度。当然，正如评论家指出的：我企图建设的是诗歌的哲学，而不是荷尔多林那样的哲学的诗歌。如同我所认同的是一种诗歌的宗教，而不是信徒们所诵读的宗教的诗歌。

如果以上大体是指内容方面而言，那么，关于我的诗歌技术方面的情况，有位学者大体上是这样看的：“叶世斌曾经深入研习西方象征主义，超验主义诗歌和中国古代象征诗歌。华莱士•斯蒂文斯深刻的智性，干净练达的语言以及狄兰•托马斯的超验，意象的组织能力曾对叶世斌产生过重要影响。他在此基础上全力探索中国化和个人化的象征主义风格，孜孜以求的诗歌理想就是打造经典的中国现代象征主义。叶世斌诗歌善于抓住事物内部特征，寻找象征体和被象征体之间的共同特质，从而构建主客体之间的对应、和谐和契合。他的诗歌意象突兀峻峭，语言超拔高迈，想象诡异奇谲，注意情感提炼和警句锻造，从而拓宽了诗歌的情绪宽度和思想深度，提高了诗歌的经典性和概括力。这些构建了叶世斌诗歌的诗学特征和美学品质。”

我同样想补充说明：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法国的象征主义文学，不仅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核心流派，同时也是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分水岭，而且其影响力一直持续至今。在我看来，象征主义更好地把握了文学的实质。笼统地说：任何语言作为隐喻性符号，都具有比拟性和象征性，而所有经过概括的文学样式都可以视为一种象征。关于这一点，作为解构主义的立论基础，它们认识得相当清楚。这就告诉我们象征在诗歌中的无比重要性。正如叶芝所说：“诗歌的魅力在于象征……诗歌这所以感动我们是因其象征主义。”

无论是波德莱尔的“对应说”，还是马拉梅的“暗示说”，西方所谓象征主义，实际上是把我们认识自然中的通感现象和类比方式提到一种创作理论和创作方法的高度，甚至把它变成了一种整体性文学观念，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直到后来的瓦莱里、叶芝，以及完全可以纳入象征主义范畴的庞德，斯蒂文斯和艾略特等人的创作实践，同时应证了此种判断。

中国从《诗经》以来，一直拥有大量的象征诗歌。比较而言：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更为开放，表现手段更加丰富，但不够完美。中国古代象征诗歌，其表达方式是寻求象征体之间的互动，合作和本质特征的关联，相当严谨和自足。譬如里尔克的《豹》（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它觉得只有千条的铁栏杆，/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强韧的脚步迈出柔软的步态，/这步态在极小的圈中旋转，/仿佛力之舞围绕着一个中心，/在中心一个伟大的意志昏眩。//只有时眼帘无声地撩起。——/于是有一幅图像浸入，/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在心中化为乌有。）；再如陆游的《咏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如何采取中，西象征诗歌的优势，建立自己的独特的象征手段，从而打造出中国当代象征主义诗歌，这确实是我致力二十余年并且梦寐以求的。

同时，我还要补充汇报：传统诗歌和现代主义诗歌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一是再现，一是表现。而所谓表现，主要是主观化和感觉化的呈现。因为我是主要依靠智性写作的诗人，所以主观化和感觉化对我的创作尤为重要。它不仅可以矫正智性写作带来的枯燥，刻板和直白的弱点，甚至可以从根本上把哲学的诗歌变成诗歌的哲学。

最后，我想说明，诗歌的经典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无论诗歌多么自私和封闭，但艾略特还是说：能为最广大读者接受的诗当然不会是好诗，但好诗肯定在每个时代都不缺少一部分读者。这至少说明诗歌还是在寻求一部分哪怕一小部分读者。在我看来：要获得这样一部分读者，必须进行经典情绪的开掘和提炼。尽管有些诗学家不同意我的观点，（最近我写了一篇论文在《诗探索》发表……）但我坚持认为：叙事文学中的典型理论在诗歌中同样适用。诗歌同样需要典型性概括，也就是通过独特的“个别”的“这一个”的情绪和感觉，表达普遍和一般。这就是为什么有的诗歌能够言他人所感所思而未言，这就是为什么诗歌能够产生共鸣的原因。

第二，关于我的第一本诗集《门神》

我是1978年开始学习诗歌写作的。当时中国诗坛大致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一批劫后余生的老诗人正在抒写充满正义感的革命诗歌；二是一批获得解决的青年换一种方式充满激情地赞美社会生活和时代风貌；三是朦胧诗初露峥嵘，一时轰动全国。

尤其是朦胧诗。作为我的写作背景和艺术环境，我有必要简述一下它的审美品质和精神立场以及它的先天不足。

朦胧诗首先迎接了人的回归，也就是诗歌的主体性“自我”的归来和确立，这在以党性和阶级性为抒情主体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是对那种政治诗歌的勇敢的挑战和反叛；其次是内在性探索和内省性延伸，就是说，诗歌开始真正地深入和抒写心灵，并且开始懂得深化和隐蔽心灵。同时确立了以意象为单位的诗学意识和艺术处理方式，譬如：大量运用象征，隐喻，通感，变形，打破时空秩序，改变视角关系，等等。在精神品质上，朦胧诗遵循的是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

朦胧诗的先天缺陷在于：诗歌的本质在于表达生命情感，表达个人在世的生存体悟和经验。而朦胧诗里的“自我”，更多的是政治社会中的自我，所表达的更多的也只是人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感受，是一种公民情绪和集体情绪。鉴于朦胧诗理性启蒙的历史使命，在当时，诗歌表现对象还没有也不可能回到真正意义上的本我。这种把柄式的先天缺陷，也为后现代诗的崛起留下了由头和根据。

严格地讲，我是跟着《女神》、《海涅诗选》、《草叶集》，雨果和普希金的诗起步的，这一点十分重要。很快，不可避免地迷恋上朦胧诗。必须承认：朦胧诗给过我十分珍贵的营养。但当我盲目地跟着朦胧诗走一段时间以后，大量的西方诗歌的阅读基础和一定的文化准备帮助并矫正了我。这就是写着写着，我就逐渐怀疑和清醒起来：如果文革前和文革中的诗歌，表达的正是虚假的不正当的社会情绪，那么，朦胧诗抒写的则是正义的愤怒的伤痛的公众情绪，而这是必须的吗？普希金、雨果是这样写的吗？李白、杜甫是这样写的吗？西方诗歌，或者说大师们的诗歌告诉我：诗歌从来都在抒写个人情感和认知，诗人只有首先代表自己发言，才能代表诗歌发言。在这样一种认识指示下，到1985年，在表现手法上，我仍然对朦胧诗保持相当的信任。但在表现内容上，我已经开始与朦胧诗拉开了距离。

由于坚持一种相对个别的创作理念和实践创作，使我变得非常背运和孤独。哪一个流派和哪一个重要刊物几乎都不理睬和接纳我。所有的稿件投出去，朝思夜盼，很快或很慢，又像鸽子一样熟悉地原样不动地飞回来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很多年。这对我无疑是一种严峻的持久的同时也是残酷的考验。（刘祖慈教诲……）1997年，我整理了1988年以前的几乎很少发表的诗作，自费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取名为《门神》。

这本诗集之所以取名为《门神》，是因为门神乃门庭和精神家园的守护者。80年代是中国经济迅速起步，贫穷已久的中国人开始欲望膨胀，人心动荡的严重时刻，很多人随着经济市场的打开，走出了坚守已久的庭院；很多人放弃和背叛自己，在自己的内部像候鸟一样迁徙和失踪了。这对一个诗人肯定是一种更大的考验。请看《诗人和门》：

诗人烦躁地坐在椅子上

大汗淋漓

在他面前，门居心叵测地敞开

像某种空虚

世界相当于门的形象

如何走出这道门

是这个黄昏必须回答的问题

诗人以脚以手以头

以各种方式和想象扫地出门

被门坎纵横

割得支离破碎

这时黄昏垂下黑帘子

他认定门外飞过他家的鸽子

诗人向往又疑惧

黄昏那边的世界

就设置一道门折磨自己

他的感觉以门坎为轴心旋转

就像一台电风扇

用三只翅膀飞翔

最后依然身在原地

不安的诗人永远在诗里门里门外

这不只为了像门

在自己扇起的风暴里安息

诗人的诗具有无门的意义

诗人同样难免经受世俗的诱惑，并为这种诱惑感到困惑和焦虑，所以“大汗淋漓”。诗人既“向往又疑惧/黄昏那边的世界”，就为自己设置“门坎”并围绕它旋转。如果一个诗人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那么他只能坚守自己，“身在原地”。也许“门里门外”，出逃和留守，永远是诗人面临的人生问题。诗人也只能在灵魂不安的风暴中安息；只能以诗歌的方式介入和抵挡这个世界。当然，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也只有诗歌才是最安全和自由的，“具有无门的意义”。假如说在这里，诗人还难免显得有些困难和犹豫，那么，到《我已是一文不名的人》，事情已经起了变化，诗人的态度已经变得肯定和决绝。请看：

倾家荡产，如暗夜

为梦和星辰到来

你的心机，门帘和手指

低垂如雨

挫败了我的视觉

我一路抛洒金币

挥霍诗句，忠实地

交出退路

然后在一边，耐心等待

当钟声和你的手指响起

你的宝库最终打开

我视若无睹

一言不发

我已是一文不名的人

缝上了所有口袋

一种“低垂如雨”的状态，或者是一种带着“心机”和“手指”的力量，不可阻挡地到来，如同夜晚为梦和星辰而来。它“挫败了我”，使我承担着“倾家荡产”的丧失。虽然我们被迫放弃了那道“门神”居守的大门，来到了路上，甚至交出了退路，但我们秉持和张扬的还是包括诗歌在内的珍贵的精神。是的，我们确实一无所有。即使如此，我们对“你的宝库”和诱惑依然可以“视若无睹”，“一言不发”，直到“缝上自己的口袋”。我们就是怀抱着这样一种拒绝合作的态度，然后在一边耐心等待。我相信：这种拒绝和等待是一次重新开始的守望，是一种孤独和冷峻的姿态。

我自以为：如果说这部诗集还有一些优点和价值的话，那就在于：在80年代那个大旗飘飘，大潮滚滚和一哄而上的情况下，它较早地瞄准了诗歌的本质，正确地表达了诗歌应该表达的人生和生命感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表达了那个年月和我自己那个年龄段的一些珍贵的生存经验和人生感知。这部诗集的不足之处在于：由于还没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它的表现手法显然有些犹豫和顺从，特别是语言的个性显得模糊；意象的营造手段也比较单调；形而上的思考与具体表达如何不着痕迹地融合，还是一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明显看出，还有更广大的阅读，阅历和写作训练需要作者前去完成。

但是，由于忍住了孤独并坚持了被认为是失败的个人化写作，今天看来，我还能作为文集把它保留下来而不感到脸红；或者说今天，我在大家面前还有勇气提及这本诗集，这是我感到欣慰的。当2006年我出版的文集送到很多诗人手上，甚至还引发了相当的惊异。张立群博士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也许，从《门神》开始，到叶世斌的当下写作，已然决定了在当代很少有人能够像叶世斌这样，执着于对生命以及如何构成生命的思考，而这，必然使其作品在最终走向一种哲性思维。”

第三，关于我的第二部诗集《倾听与言说》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诗坛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和运动。这就是甚嚣尘上的后现代诗歌对朦胧诗进行了无情的和彻底的颠覆。这正是我的诗集《倾听与言说》无法回避的写作背景和艺术环境。

后现代主张诗歌表达回归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本体和本我，也就是回到纯粹的个人经验。主张消解象征，消解意象，消解情感，消解理性，消解深度，把语感视为自足的语言本体，运用口语写作，甚至提出“诗到语言为止”，把表现的诗歌变为呈现的诗歌。在思想原则上，他们主张反文化，反崇高，反价值，反意义，把诗歌带回到纯粹本原的前文化世界。

它的实验作用在于：后现代诗对朦胧诗进行反叛，把诗歌表现政治社会条件下的自我，推进到表现本我和私人，是一个进步，这种生命本体意识的觉醒，使诗更贴近了它的生命抒情的本质。同时在艺术上，口语的适当介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汉诗语言的表达能力和活力，拓宽了诗歌的审美境域。

如果上述功绩评价还算衷恳的话，那么，它们必然的失败在于：后现代诗歌的破坏大于建设，疏离多于超越。作为本来就由文化和崇高建设起来的诗歌，一旦反文化反崇高就已丧失了诗歌精神和诗歌本身。同时，后现代诗在艺术上的实验，严重背离了包括诗歌在内的所有艺术的基本规律。因此造成口语泛滥，低级庸俗，把诗降到了快餐文化和娱乐文化的水平，严重损害了诗歌品质，等等。

后现代派诗对我同样产生过一定的冲击。幸运的是，我没有卷入其中。一方面，是因为在当时我的知名度还没有资格入伍；另一方面，我对后现代诗学观并不能完全接受。作为一个写作近10年并且具备了一定判断能力的作者，我相信后现代派让诗歌表达回到本我无疑是正确的，但它们所谓的口语化和平民化的表达方式我是无论如何，即使至今也不能接受的。我相信：作为文学的精华，诗歌可以审丑，可以写得诡异甚至乖张，但无论如何，诗歌是严肃的，深刻的和高贵的。这就要求诗人始终进行高难度的和深度的写作。

具体说来：1990年，我到鲁迅文学院进修，新的环境和诗学观点的互相碰撞与激发，使我的诗歌创作发生了一次飞跃。在这个时期，开始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象征方法，学会选择一个事物作为象征体，把它调动起来，推广开来，使明线和暗线进行有效的分离与合作，互动与互否。同时学会在事物中找人：适当的主观介入，推动着重要情感的生发和敞开。这样的格局，既不同于西方象征主义那样相对松散的暴露状态，又突破了中国古代象征诗歌的全面封闭带来的呆板和局限。这时的诗歌意象，既延伸了《门神》中的那种诡异，乖张，并且经过反复叠加，开始朝着丰富性和开阔性方向发展。等等。这个时期，我已经充分相信：必须通过相对个性化的表达方法，尽可能地打开生命体验的多个层面，拉开了题材的宽度。一些哲性诗的写作，也进入了一定深度甚至变得相对玄幻。

1990年开始到1993年，也许是鲁迅文学院的招牌起了作用，也许是诗歌写作确实有了提升，发稿量急剧上升。一段时期，一些主要刊物都在刊发这些诗歌，以至于除了台湾和香港没投过稿，全国几乎所有省级以上文学报刊都发表过这些诗歌。一个编写当代诗歌史的教授曾用“名噪一时”来衡量我这时候的创作态势。

1997年，我收集整理了这时的诗歌作品，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倾听与言说》。山东大学教授孙基林先生当时是全国评选的十大诗歌评论家，他曾这样评价这本书：“叶世斌带着超拔、高迈的语词和想象力，凭着这种独异的心智和感受力，将如此混杂、零碎、异质、尖利的生命经验聚合成新的整体，从而使他的诗在飞翔的语词和事物背后，充满着深刻的玄思和哲性，并且直抵存在的根部和本质。”

也许孙先生的评价是带有鼓励性的。但是表达生命体悟和终极思考确实是我诗歌的最大努力。譬如关于死亡，这个所有生命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我就曾经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态度上抒写死亡，其数量多达40多篇，这在一般诗人的创作中也许是少有的。请看《所有实在的东西使你满含泪水》：

所有的死亡相互模仿

如在世的日子

最后的时刻，我的手掌

松开。疲倦的果实闭拢伤口

像一片灯火，脱落下来

在雨水垂挂的窗前

老树深黯

芭蕉的擦痕，经过

流萤的一生

我一生信奉死亡

死亡的哀伤使你的妻子多么美丽

那些带露的花朵和翅膀

在月光下收拢

楚楚动人

亲爱的人，你爱上他们的那一刻

就心如刀绞

那些弱不禁风的雨滴

和花朵威胁你

所有实在的东西

使你满含泪水

当那些疲劳的地鼠，那些

粗胳膊的掘墓人

回到他们低矮的茅棚

他们诅咒生活

也诅咒死亡。我听到

锋利的铁锹

在暗夜收集光芒

叔本华把人生过程看成是一次自杀的慢动作演示。存在主义现象学也指出人生本是一个“向死而在”的过程。这就决定了人生的悲剧性质。当你面对这个世界美好的一面：河流，森林，村庄，城市，春天，花朵，特别是当你面对你最心爱和心疼的妻子儿女，当你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实在的美好的人事都不会长久，都不可能被你牢牢地抓住，你只能“满含泪水”；你“爱上他们的那一刻”，就多了一份痛苦和绝望，就会感觉到一种“心如刀绞”的疼痛。当然，死亡是不可动摇和改变的，但是，我们对死亡的认知和态度则是可能调整和不同的。别尔嘉耶夫在《人的命运》中曾经这样说：“死亡是可憎的，可憎至极。它是冰消雪解，是一切影像和形式的失落，是物质世界最低级原素的凯旋。但是死又是美丽的，它使低贱的死者尊贵起来，把他们提升到最高层次，……有一个时刻死者的面孔比他生时一向所表现的更美丽、更柔和。在死面前，一切丑陋、邪恶的感情都悄然引退，无影无踪。”就这个意义上讲，死亡是那些“带露的花朵和翅膀”的一次“收拢”，是使人“美丽”和“楚楚动人”的。

当然，我在写作这首诗的1989年，还没读到《人的命运》，只是所表达的意旨偶然与别尔嘉耶夫相遇。但我相信这是一种生命哲学，更是一种死亡辩证法。任何一种超然和达观，其实得益于一个诗人对艰困的人生之旅领悟后的生命态度。

正如我一直坚持认为的，任何一种本体体验肯定带着时代的，环境的和社会的印记。所以，在一个时代条件下的生存态度其实也正是一个诗人的重要态度。譬如在《门神》中就面临的人生选择问题，到了《倾听与言说》，已经衍变成一种人生的自我坚守和灵魂的净化问题。请看《瓦罐等漏》：

当古老的雨声挂满枝头

瓦罐在绳床下，在我们

记忆中的位置呈现，闪光

消灭着楼层。瓦罐

张开，漫长的雨数点而下

一点点清洁我们的贫穷和困苦

把忧愁变成一种声音

击打生活的沉寂

这时，我们醒在床上

醒在潮湿的烛光之中

看到鱼或水草的图案在瓦罐

在我们内心摇曳

我等过太多的雨水，往往

在晴天我也耐心地嘀答

甚至正午的阳光照在罐底

也变得深刻，黑暗

瓦罐结实地围裹，千年

收藏我们，仿佛事物中

最完美的部分。瓦罐散开

回到泥土。多年的

灰尘模糊我的窗子

我捡拾残存的瓦片

一些凄凉的声音，洁净的声音

断断续续，让人想起泪和滴泉

这是前面所讲的那种象征诗。“瓦罐”象征着原本的珍藏着我们的某种情怀。在这个时代，我们是“贫穷和困苦”的，但是当我们坚信瓦罐是“事物中最完美的部分”，我们就能把忧愁变成一种击打生活沉寂的声音，就能感到一只瓦罐也可以消灭象征着现代生活和文明的“楼层”。如今，瓦罐已然成为碎片，“灰尘模糊我的窗子”，但瓦罐等漏的声音“断断续续”，依然“一点点清洁”着我们凄凉和痛苦的灵魂。

我在前面同时还讲到写物和玄思的问题。我想我指的是一个诗人要学会用崭新的视觉打开事物，并从中寻找人。《倾听与言说》写了大量的哲性诗，譬如《桔子并不存在》：

桔子裹紧空间

静静地旋转。桔子并不存在

秋天穿过走廊

在庭院闪光。世界

围向一个核心。是谁在摇晃

谁企图接近桔子

表达桔子，偏离方向

丰盈的太阳被枝头留绊

放射橙黄的光焰

你摘取桔子，揭开桔子

深入瓣纹。桔子

并不存在。桔子

从来不是桔子

从你看到它的那一刻，桔子

不再是桔子。桔子并不存在

这首诗曾经遇到过多重解读。当然诗歌本来就允许和期待误读。但是，就我当初的立意来讲，我想思考的是困扰和影响着人类的文化和人的变异问题。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是重大的，也是致命的。也许，当一个孩子没有受到文化影响和干扰以前，他所看到的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原本的山，他所理解的太阳根本不是我们命名为太阳的那个事物。这正是文化蒙蔽和欺骗了我们，使我们丧失了本真的纯正的认知。所以，我们“企图接近桔子，表达桔子”是偏离方向的。我们所谓的“桔子”，当你带着“桔子”的认知“看到它的那一刻”，桔子已经变异，“桔子不再是桔子”，“桔子并不存在”，也已经无法存在。

关于《倾听与言说》，这部书后来被一些评论家列为“中国90年代汉诗最重要的10部诗集”之一。昌耀、西川、翟永明排名在前，我位居第十。进入新的世纪，随着人们诗学观念的进化，有的评论家甚至不同意这样的排法，认为这部书无论主题还是技巧方面的超前性表现，都应该位居前列，而且目前还在撰写这方面的文章。但是在我，对比《门神》的无人问津，已经感到不知多么满足和惭愧了。

第四，关于我的第三本诗集《在途中》

1994年以后，迫于生计和组织安排，我被调到了乡镇工作，担任乡镇长和书记，一去就是8年。这种漫长而艰苦的经历，对我来说，既是一种损失和磨难，更是一份赐与和收获。因为由此使我放弃诗歌整整十年，但同时，我也由此真正沉潜到社会的底层，领会了生命的依存环境和人世真相。

更严重的是，这个时期，我的家庭也发生了一些变故。母亲身患绝症，经过3年的残酷折磨，离开了人世。父亲经过七年之久的病痛，也随后去世。相隔不到3个月的时间，我的姐姐也意外丧生，很年轻地离开了人世。正如我在一首七律诗中写的：“直闻三声一旧鸦，谁哭一年三新坟”？

不仅如此，我的妻子在一年中两次手术，死里逃生，大伤元气。品学兼优的儿子，因为患病，在高中被迫休学，在家里一躺就是3年。我后来在一首名叫《我的命运人迹罕至》的诗歌中表达过当时的心情：“在终年没有天窗的地方/我们无法看见上帝/……早晨，我买了五朵玫瑰/在这个世上，我不知道送给谁”！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被迫肩挑书记兼镇长的担子，领导着几万人的一个地方在工作，在处理抗旱、防汛、计划生育、党政财文等所有事务。过度的承载和压力使我的身心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问题：这就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导致了焦虑症这个中等程度的精神疾病。最痛苦的是：经过整整3年的日夜煎熬，四处奔走，盲目求医，后来才找到病根，控制住病情。

在这十年中，我唯一写过的是上面提到的送给儿子的一首七律诗：“生作男儿当有种，一路血泣赴人生。”这段时间的经历，决定了我的人生观和观察视角的改变。使我对生活中的哪怕一点点希望和美好都格外在意，对人世上的灾难、疾病、痛苦和不幸，都感同身受，充满了无奈，叹息和同情。

本来我以为这一生已经永远与诗歌告别了。可是当所有变故逐渐过去，生活相对稳定下来，2004年底，我到山东大学看望儿子，在他的房间里，偶然看到一个女孩的一幅钢笔画：盘根错节的老树，在冬天凋蔽殆尽，枝头却挂着唯一的一片叶子！作为钢笔画，这片叶子却着意涂抹着绿色！正是这片唯一不肯凋落的叶子，这片像一个奇迹和意外一样的叶子，像垂死的冬天的一种心跳一样的叶子，一下子使我热泪盈眶！久违的诗情忽然涌上心头。当夜，我写下了《冬天的心跳》这首诗。从此开始了第二季度写作。

这个时期的写作，因为有太多的情感和话语，又生疏诗歌十年，在不经意的情况下，写出了一批情感深厚的废品。但毕竟在这之前，我有着15年的写作经验和修养。所以很快冷静下来，进行阅读补充和思考，并在努力寻找一种不同于，或者说超越于《倾听与言说》的表达方式。经过一段时间调试和修整，应该说：后来的诗歌无论在构思角度、象征手段、营造意象、主观化和想象力方面，还是在题材开发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情感和智慧方面，都呈现出另一种格局。

这几年，争分夺秒，日夜兼程，写作并发表了200多首诗，仅2007年，在《人民文学》、《诗刊》、《诗潮》、《中国诗人》、《诗歌月刊》等刊物上，发表头条作品就达140多篇，大概可以认为在诗坛产生了一些影响。

2006年底，我整理了这几年创作的诗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诗集《在途中》。关于这本书，山东大学章亚昕先生这样说道：“叶世斌先生的诗集《在途中》深沉地咏唱着人生体验，属于一部令人敬畏的作品。令人敬畏之处，就在于诗人深刻揭示了命运的轨迹，在起伏顿挫之间挥洒喜怒哀乐，让诗意升华为心灵之歌和性灵之舞。而诗意动人到了极致，也就贴近了敬畏的境界……叶世斌先生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诗人独到而深切地表现了上述的诗性精神。”安徽师大的杨四平先生这样评价：“其中，《在途中》最为圆熟，可以视为新世纪中国象征主义、存在主义的代表诗集……叶世斌仍然标举他的‘普世主义’精神，坚守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即罗各斯中心主义），写作‘善恶对立寓言’的现代启蒙性质的诗篇……叶世斌的‘城市诗’写作给现代汉诗提供了新经验，新理性。”而我的挚友许春樵先生也这么表扬我：“叶世斌以诗的方式表达着找回本真，重返家园的努力。在‘救我’和‘救世’的双重理想中抵达到了人道主义中心高地。存在主义哲学是他的追问与思索的精神视点，更多地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真正契合叶世斌精神内核的是人道主义诗性哲学。”

这部诗集既然取名《在途中》，那么，我们就有来路，就有出发之地和“故居”。人在路上，从“故居”走到眼前，谁不充满苍凉感，伤痛感和伤逝感？请看《我们都从故居的石阶上走来》：

故居的石阶次第座落

苍老而凄凉。我远道而来

坐在台阶上，像一个

伤逝的情人。拂去灰尘

青苔和暮色，我看到了石阶

岁月的真相。那时候我们

多么年轻，贫穷和骄傲

早上出门，晚上关窗

阳光和雨水把石阶和我们的

鞋印一天天擦亮。事实上

故居的石阶知道我的鞋码

不知道我出门后的走向

今晚，门开着等谁和风

一起归来？是谁带伤的

跛足把阶石踩痛？我们

都从故居的石阶上走来

被时间的层次，坚定不移的

过程一节节传递和接送

仿佛是我们停在某个

台阶上被谁推向深处和远方

故居的石阶寂寞而荒凉

我跨出门，一步步走下

石阶，像一颗出眶的眼泪

一去不回的眼泪经过鼻梁

在存在主义诗性哲学看来：人类生存的最高境界正在于虽然“充满劳绩，但诗意地筑居并栖居于大地之上。”因此，诗人企图置身在理想的“那时候我们/多么年轻，贫穷和骄傲”的生存境地，“早上出门，晚上关窗”，让“阳光和雨水把石阶和我们的/鞋印一天天擦亮”。但事实上，人生的过程正是“在路上”的旅程。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居于大地上——在‘此’大地上，对此，每一个短暂者都知道自身被显露和放逐。”荷尔多林也说：“那邻近其本源居住者/不愿意地离去。”这样的离去，或者说人“在路上”，正是一次迷茫的居无定所的漫游：“故居的石阶知道我的鞋码/不知道我出门后的走向”。是的，“灵魂，大地的异乡者！”无论如何，人在异地他乡艰难曲折的道路上流浪，所经受的种种心灵挫折和创伤，必然使饱经沧桑的诗人在回望故乡的时候，难免发出痛楚的感叹：“今晚，门开着等谁和风/一起归来？是谁带伤的/跛足把阶石踩痛？”所以，当诗人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实际上回归故里并再次离开，便必然地感觉到某种凄凉和悲伤：“我跨出门，一步步走下/石阶，像一颗出眶的眼泪/一去不回的眼泪经过鼻梁。”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有限的人生。无疑地，生命如同所有事物存在于时间之中。当诗人独自“坐在台阶上”，“拂去灰尘/青苔和暮色，我看到石阶/岁月的真相。”人生行进的过程实际上正是一次时间推进的过程。所以诗人觉得：我们其实是“被时间的层次，坚定不移的/过程一节节传递和接送//仿佛是我们停在某个/台阶上被谁推向深处和远方”。从这个意义说：如果无法挽回的故居无疑是值得眷恋和向往的，那么，无法挽留的时间则更是令人可惜和慨叹的！

从技巧上讲：这首诗力求情感深沉，哲思含蓄，语言精当，意象苍朴。并且运用具有个性化的象征手法，以“故居”对应人类的本真精神和诗意家园，层层展开和推进，以期使象征体和被象征体之间达到高度和谐与合作，增强全诗的内敛性，暗示性和张力。

在生存体验方面：我们对现实生存的失望，必然伴随人生的失真感，虚幻感以及生命的凉意，当然，同时也会伴随对诗意存在的向往。关于这样的体验，请看《那时秋天被雁群抬得多高》：

那个迎着秋光准备走向

湖边的人是我吗？他站在

我走来的路口，手臂

扬起虚构的帆影，被风

张开的衣袖就要把他掠走

他的眼睛摇晃着湖光

头顶的大雁升起两支长角

那时，秋天被雁群抬得多高

一串串雁声水漂似的

从湖面上划过。那个人

心里淌着表妹的眼泪

耳边环绕兄弟的呼唤

临行前母亲为他缝上那颗

扣住风的钮扣！而那是

我吗？还是他隔着一片叶子

离秋天越来越远？他在

持续的大风中穿起灰尘

湖边的草丛抹去他的来路

那个人是我。或者不是

他站在二十年前的秋天

湖水般清高，秋草般

清瘦。被他站得那么

深的凉意呵！他至今在我

那个飘缈的位置上站着

使我觉得，似乎生活在别处

荷尔多林说：“当居住的生活走向遥远/在那遥远的地方/……自然如此完整地描绘了四季/……这源于完善。”因此，当那个迎着秋光准备走向湖边的人，“手臂扬起虚构的帆影”，来自生命内部的轻松，使他轻盈得似乎像“被风/张开的衣袖就要把他掠走。”碧绿的湖光辉映着他的视觉，凌空飞过的大雁仿佛在他头上长出两支美丽、柔软的长角。“那时，秋天被雁群抬得多高！”这种美丽的生存境况使“我”变得“湖水般清高，秋草般/清瘦。”

假如说真正意义上的诗意生存并非来自外部，那么，世俗的亲情和美好才是感动和温暖人生并使它变得无比美丽的诗性亦即“神性”所在。因此，“那个人/心里淌着表妹的眼泪/耳边环绕兄弟的呼唤”。在这茫迷的尘世奔走，“临行前母亲为他缝上那颗/扣住风的钮扣！”当生存诗意被引入存在内部和本质，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他的诗意创造如此亲密地居住在这所在之地中……那自身属于存在命运和那出自存在命运的显明是为诗人所准备的。”

但世俗人生正是一个行进和变化着的过程。二十年后，“那个人”还是“离秋天越来越远。他在/持续的大风中穿起灰尘/湖边的草丛抹去他的来路。”这种漫长时光如一片叶子的相“隔”，使“我”体验到了一种自我失踪的诧异和“被他站得那么深的凉意。”正是人生的这种变化和落差，使得全诗始终无法对“我”和“他”以及“那个人”进行有效的同一与调和。因此，这种自我失落带来的失真感、陌生感和虚幻感，甚至“使我觉得，似乎生活在别处”。与其说这是对现实人生的慨叹，不如说是对“那时”的诗意生存的回望和呼救！

全诗所追求的是：构思奇特，情思深沉，语言高迈，意境优美。企图通过主观化和感觉化描写展开一定的想象力。譬如：“被风张开的衣袖就要把他掠走”，“头顶的大雁升起两支长角”，“那时，秋天被雁群抬得多高”等等。反复设问和互否造成的悬疑，使诗意和审美同时获得弹性。另外，企图通过一些动词的提炼和运用，如“抬”、“扣”、“隔”、“抹”、“穿”等等，既增强了诗歌的质感和艺术活力，又强化全诗的审美效果。

我在前面曾经说到感觉化和主观化的重要性，确实也尝试着写过一批这样的诗歌。大概，《穿红色皮肤和阳光的女人》属于此类：

那个在红旗袍里走着的

女人，像一棵走来的红杏

绊住阳光。像一棵走开的

红杏扶着阳光。那个

在红旗袍里走着的女人

像一条柔软的裂纹割开

阳光。像一条穿过裂纹的

红线缝着阳光。那个

在红旗袍里走着的女人

像一束更红的光亮隔住

阳光。像一束更重的光亮

加深阳光。那个女人

她在红旗袍里走着像阳光

流着血。像给阳光输着血

这里描写的也许就是一个经过主观和感觉处理的生活场景和“女人”。也许这个女人身上确实蕴含或者携带着什么意义。如果真是这样，我宁愿它暗示着这样的一种意思：这就是具有共同特质的或者看上去类似的事物，它们在相互“绊着”的同时，也在相互“扶着”，它们在“割开”对方的时候，同时也在“缝着”对方。事物的这种对比和对立，构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正是这样的关系才使事物变得“更红”和“更重”，才在相互“流着血”或者“输着血”的转换中，完成对方和事物自身。不知道这样的解释是否牵强？

长期以来，作为汉语诗人，我们不可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我们与西方诗歌的距离。应该说，汉语的丰富性是非常适宜诗歌表达的。但是为什么在我们弄尽了技巧之后，仍然写不出好诗？经过反复比较和衡量，我们不能不相信：我们的问题，或者说当前汉诗的根本问题，主要还在于诗歌精神的缺失。

西方国家大多具有宗教传统，作为人格神和超越观念崇拜，宗教熏陶对于改善人的精神，提升灵魂质量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文艺复兴以后，人文主义所反对和破坏的也只是宗教黑暗，宗教愚昧和宗教裁判，只是从“以神为本”衍进到“以人为本”。当宗教精神所彰显的敬畏，神圣，忏悔，博爱，救赎，悲悯等等，遭遇人道主义所倡导的人的权利，尊严，解放，自由，等等，宗教精神实际上就与人道主义进行了一次互补和合成，从而构建了西方世界的精神本质和人文质量。即使在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以后，这种情况至少在一批优秀的作家和诗人那里并没有改变。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托尔斯泰，雨果，艾略特，叶芝，直到近期的希姆博尔斯卡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既充满了人道主义，又渗透着宗教精神。这既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又是他们的生存态度。（艾略特的《荒原》和《四个四重奏》）。（这可能不仅是诗歌的问题，也是整个文学的问题。王教授想必也首先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而中国的情况是：我们既没有经过宗教也没有经过人道主义的洗礼。儒家的“天命”观作为超越观念崇拜，最多也只是一种宗教情怀。但我们拥有伦理和仁爱传统。所以在古代，就会产生“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及《卖炭翁》等等这样博大的诗篇。崇尚科学，民主和自由的五四运动，矫枉过正地批判了我们的伦理传统。解放前的诗歌又都担负着“启蒙”和“救亡”的使命。解放后直到文革结束，红色革命时代对我们的伦理传统进行了彻底的覆复和毁坏。承担新时期思想启蒙的先锋使命的朦胧诗，无疑具有人道主义色彩，但不出5年就被后现代主义消解思想，消解崇高，消解深度了。所以，如何以我们的伦理精神为基础，接受人道主义和宗教情怀，建设和抬高我们的精神品质和人格境界，从而真正优化和提升我们的诗歌品格和诗歌精神，这是当前每个优秀诗人必须解决好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面朝的方向。基于上述认识，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譬如《在途中》有一首诗《必须有个地方让我长跪不起》：

香柱的火向下走，接近

人间。香柱的烟向上升

指向天堂。我的手抓住他的

体香，一次次被灼痛

坐在泥土上的人，像个

农民，比我明瞭和镇定

这高举着的泥土，我是它

开出的河柳，稻谷

和马蹄莲，在天空下昭示

玄机。祸从天降！谁？谁能

申辩？神呵，父亲

我没有抱着你大哭一场的

勇气。我是个被瓷器的

破碎声吓破了胆的孩子

必须有个地方让我低着头

长跪不起。这就是为什么

我随烟升起，在天外

把人世的真相撕破

一生跋山涉水，拯救救星

当我满含热泪，我知道

我救回了苦难和慈悲

我坐在天堂最后一级台阶上

瞑目悔悟，像在瞌睡

在世者都是出错的人。从人类一体的意义上讲，他人的错误也是我们的错误。我们打碎了美好的“瓷器”，并被破碎的现状和破碎声吓破了胆。这样看来，我们又都是承担丧失，并被伤害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皈依和拯救同时，苦难与慈悲同在。当拯救我们的“救星”都需要我们“拯救”的时候，也许我们是无望和无救的，也许我们的拯救正在于救回了“苦难和慈悲”之时，在于“一生跋山涉水，拯救救星”的过程之中。

关于《在途中》，这本书被转载和收集到各种重要诗歌选本的作品达53篇；有3篇选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等两种选本的《大学语文》；专家学者的评论文字约12万字。大概也就因为这本书，在美国和中国同时注册的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让我做了一个荣誉文学博士；希腊国际作家协会给我颁发了一个叫做“国际文化文学艺术奖”的奖状。

目前，《倾听与言说》和《在途中》的作品正被陆续地翻译成英文、法文、俄文、德文、日文、葡萄牙文、希腊文、瑞典文、罗马尼亚文等等。因为一个出人意料的，或者说目前还不适宜宣传的事情，促成了英文版和法文版的《叶世斌诗选》的翻译，大概在明年4月底前出版发行。

此外，我还写了大约20万字的小说，由远方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集《你走不出你的鞋子》。虽然也有一些文章给予好评，但诸多专家在此，我对小说就更不敢妄言了。

我在2006年以前的创作情况大致如此，再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光辉事迹了。上述不妥之处，恳请大家指正。关于我目前的写作情况，下次专题汇报。衷心感谢大家！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