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过后是宋词》产生的联想

《唐诗过后是宋词》的作者葛兆光有感于现今文坛的衰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彻底边缘化，发出了如此无可奈何的感叹。作者的用心是良苦的，对诗歌的失望也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我们该好好想想，是什么让诗歌走进死胡同？这样暗无天日的处境还能不能重振诗歌的雄风？诗人们，在除了责怪人们不理解你们以外，更多的应该是自责和修正了。

诗歌走到今天，本人认为是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第一、国民经济的发展、社会审美情绪转型的结果。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人们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后，各种现代化的媒体涌入我们的生活：电视、电脑、dvd、手机等等，信息大量进入我们的头脑，我们面对的文学已经不再是以前那种纸质的文学了，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更大的扩展了人们的知识视野。纸质的文学已经引不起人们阅读的兴趣。相对于以前那种单调乏味的阅读方式来说，人们更喜欢当今的方式。同时，更多的快速消费文学的发展，让人们不用再动太多的脑力来阅读和欣赏。诗歌这种需要体验和把玩的文学形式，让更多的人选择了放弃。另外，还存在一种审美接受的因素在其中，人们的审美趣味和接受对象已经发生转移，就如五六十年代，人们喜欢穿绿军装，当时可谓是“全国上下一片绿”，但如今大街小巷中，绿军装已悄然绝迹。这也许是一种社会审美心理因素转移造成的。

第二、是诗歌地位的回归造成的。

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开始，诗歌承担了文化启蒙和救亡的历史使命。一直居于社会的主流文学形式。新中国建立后，由于领导人爱好，更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需要，直到七十年代末，诗歌、文学就一直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统治文坛的，是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抒情诗和叙事诗。诗歌基本歪曲了其本来的面目，作为政治工具而存在，诗人，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诗人，则是社会中极受尊敬的文化人和政治的代言人。诗歌的地位崇高，造成诗人们以为一切应该这样。在七八十年代，因为朦胧诗的兴起，诗歌延续了它的社会中心地位。但随着国家中心战略的转移，经济建设日益提到日程。不单纯是诗歌、文学，人文学科也日益衰微。当今社会精神主体缺失，和国家战略对人文学科的漠视是分不开的。由于政治的关注度明显降低，诗歌和文学地位越发边缘化，诗歌则更是悲惨，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了诗歌的殿堂，被世俗迅速同化。诗人们地位越发的显现出高处不胜寒的尴尬处境。

诗歌从古至今，一直扮演着“言志”或“言情”的角色。因为“言志”或“言情”，和中国社会的舆论与民族文化心理息息相通，人们持赞同与支持态度。诗歌因而大行其道，延绵几千年而生命力旺兴，不能不说社会环境的外因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诗歌的本质是诗人个性情感的自由表达，其实是排他和富有个性化的。由于中国国民心理因素，个人在个性化上体现不出太明显的特征。而随着诗歌理论的完善，诗人个性缺失的逐步完备，主体意识的进一步深化，技巧的多样化。诗歌就慢慢走出大众的视野，回归诗歌本身。由于诗歌的阅读是需要读者有一定的阅读水准和文化基础，并且需要在审美观照中产生共鸣，一般的读者，或由于自身的文化缺失，或由于心态的浮躁，无法象诗人一样从诗歌中找到体验和领悟。无法象以前的大众化诗歌一样能迅速地读懂诗歌的大意，因而，诗歌阅读者减少，不能怪诗歌本身。更不能求全责备于诗歌阅读者。也许一直以来，我们的诗歌一直只有在缺失中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和赞同。

第三、是诗歌不良实验性的恶果。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的诗歌大量借鉴外国的文艺理论，企图发展和改变文学及诗歌。几十年来，诗人们孜孜不倦、费尽心血地改造和发展中国新诗。中国的新诗，一直在试验中前进。此种精神，和中华民族求变的心理是完全吻合的，但是，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沉淀的结果，会使诗人们在运用外国的文艺理论，进行创作时，往往出现中西文化的冲突和理论的摩擦，而很多诗人在这种冲突和摩擦中，不能很好的理解消化外国的理论，往往采取的是“西皮中骨”的方式，形式和技巧乍一看像是外国的，细读之下顿觉中国气息扑面而来，诗歌变得面目全非、晦涩难懂。如果能象徐志摩、戴望舒那样，巧妙融西方理论于中国诗歌之中，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新诗，那可真是中国新诗之大幸。可惜的是，能象他们一样的诗人的确太少。上世纪四十年代除了“九叶诗派”，放眼望去，优秀诗人无多了。建国后由于意识形态的限制，根本就不可能再有什么中西融合之说了。八十年代的新诗兴起，各方解禁，诗人于是又开始诗歌的探索，可惜的是，由于诗歌的边缘化，更由于诗人情感的脆弱，接连几次的诗人自杀事件，让当代新诗蒙上浓重的阴影。诗歌的处境更为尴尬，在身处社会边缘的诗人来说，内心的孤独与荒凉是无法用传统方式所能发泄的，世纪末的情绪通过更为隐晦、变异的方式表达出来，人们更难于把握诗歌的意象了，诗歌便只能进一步遭受责难。除了人们的不理解外，一部分诗人的变态式的表现。另一些号称“诗人”的做作，所谓的“身体写作”等等，让诗歌更远离了大众，远离了这个社会。但如果单纯说诗歌今日沉沦仅仅是诗人的责任，显然不够公平。但无可否认的是，诗歌的远离，更将是诗歌的悲剧和衰落的标志。拯救诗歌，作为诗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呢？

现在，流行歌曲迅速占领以前诗歌的辉煌，大街小巷中，到处回荡着流行歌曲。歌词也由先前的简单、通俗，转而更富有韵律和回味，歌词逐渐走上了诗歌化。流行歌曲进一步融入人们的生活，成为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于是就有如葛兆光之类为诗歌寻找方向的人，为诗歌开出了一剂药方。姑且不论药方是否对口，但就歌词的发展，给诗人们应该带来了明显的启发。诗歌在不媚俗的同时，是否可以适当的通俗化、大众化一点呢？诗歌走上了纯粹化，就会远离了社会和大众，如果诗歌重新拥抱大众，能否带来诗歌纯粹化的提升呢？答案对绝大多数诗人来说应该是否定的。而这的确又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但是诗歌无法得到大众的认可，也无疑说明了目前诗歌存在的缺陷。诗人们努力的结果，却让诗歌一步步远离人们。诗歌的未来究竟该怎么办呢?留待有志的诗人来写出更有说服力的答案吧。

诗人们的努力是不容否认的，缺陷的存在也是不可否认的。诗歌究竟还有没有未来？是不是真如葛兆光所说，用流行歌曲来代替？依我看来，诗歌还不至于会衰落到如此地步，流行歌曲虽然动听，毕竟负载不了太多的个性化的体验。在带给人们愉悦的同时，负载不了过多的有价值和有回味的东西。通俗，既是它的武器，也是它的罩门。除非流行歌曲也回归经典，但那样也就无法流行了。

短时间内是看不到诗歌振兴的。但我相信，诗歌这个古老而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式，不会就在经济越发达的现代社会中消亡。我们还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让诗歌再次大放异彩。但我坚信：未来的某一天，我们的精神的家园――诗歌，一定会重新绽放它的美丽和荣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