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因为在故乡的小学里读过书，又教过书的原故吗？　我对平安小学的钟声，总是那么熟悉而又敏感。刚离开学校去公社工作时，只要钟声一响，我就会立即起身做准备状。等反映过来后，一种失落感又油然而生。多少年过去了，每次回娘家，心，都被那朗朗的读书声、那铃声、那钟声所牵动。

机缘巧合，曾经在平安小学任过教的几位女老师，都陆陆续续地离开了平安小学，来到了同一个城市。30年过去了，我们每次聚会在一起，摆谈得最多的，还是在平安小学的那一段经历。因为年轻不世故，因为单纯而真诚。所以，那一段时光是我们人生中，最值得留念的日子。

有人说：前世行了恶，今世教小学。这说明了做小学老师的辛苦程度，到了受惩罚的地步。然而，待遇最低的也是小学教师，学生长大了最记不住的也是小学教师！

和平说：如今城市的小学教师们在抱怨：早上背课比鸡都起得早，晚上批改作业比“小姐”都睡得晚，吃得比公务员差，活路比棒棒还苦。李琳也说：社会对劳动者分配不公，的确是亏待了辛苦的“小教”。为什么做“小教”那么费力不讨好，还有无数后生，前赴后继地报考师专呢？如果仅仅是为了谋职，在这开放的社会里，到处都有就业门路呀。小光说：“那是为了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殊荣，是为了桃李满天下的美誉”。教师的职业是崇高的，所以，小光的爸爸妈妈在教育战线退休后，弟弟妹妹们至今还无怨无悔，尽职尽责地在教书育人。

记忆中，我上小学的第一天，就被老师罚了一堂课的站。我们的小学堂在一个山包上的土庙里，课桌是在砖头上放的一块木板子，坐的是砖头块块。那天老师在上面讲纪律，我在下面挪砖头。老师点名要我站起来，重复他刚才的讲话内容。我答：肚子饿了，要吃饭。同学们笑得前仰后合，老师把我拖到黑板底下杀鸡给猴看。那怕我哭得一脸鼻屎糊糊，老师也视若无睹，还是那下课铃声解救了我！

那年，亲眼目睹了我的启朦老师李明浩，没有逃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劫难，饿死在讲台上。60年代的农村小学，学习环境是多么的恶劣，老师是何等地艰苦，他们能上哪里去闹待遇呢？

初中时的语文老师谭地林，给我们出了一道作文题《这时的蓝天》，“文革”中被认为是在算变天帐。三尺长的黑板，用铁丝绞上扣，挂在他的脖子上，佝90度挨批斗，还有女教师曹泽兰陪杀场。谭来师不服气，一黑板撞在正在斗争他的教导主任李汉臣的脸上，主任的脸破了，牙掉了。造反派头头振臂一呼：“打倒谭地林”，谭老师在全校师生的口号声，拳脚声中倒下了。他们又能去哪里讨回公道呢？

在物资匮乏的70年代，我也从学生的位置走上了教师的讲台。那时的农村，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供销社吃得好，粮店吃得饱，公社干部两边跑，学校老师干望到”。猪肉，虽然只卖0·67一斤，受计划经济的控制，没有肉票，就是有钱也别想买到一两。所以，老师们都盼望学校开会，一开会，村小的老师都集中到中心校来，我们就可以聚餐打牙祭了。也许是粉笔灰灰吃多了，老师们的肚子里没有油水，所以吃起肥肉来就象吃冬瓜，萝卜一样的不觉得腻歪。

因为贫穷，那时的乡村教师面临着两大难题：一是动员农民送学龄儿童上学读书难，二是学费难收。时代进入了20世纪，如今的家乡农民，有的是富可办学了，有的把孩子送贵族学校就读去了。每逢春节就有很多打工族，从深圳开着小车回家，专程拜望孩子的老师们。他们为了自己的儿女能得到老师的特殊关照，那感谢老师的礼物，我猜想，一定不会是当年的老南瓜了吧。

小学教师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小学教师不只是个娃娃头。万丈高楼从地起，没有小学教师的行为规范，长大了的人就不知道立正、稍息。没有小学教师教认的拼音字母，恐怕有的人当了官，连国语都说不标准。不要轻视农村的小学教师，现今在官场中混的同辈人，又有多少不是从农村的小学堂里走出来的呢？

我的家离学校就三分钟的路程　，自有听觉以来，28年在平安小学的钟声中度过。邓晓光曾经在恋人的诗歌《钟声》里陶醉，在平安小学里结婚生子。李琳的两个女儿在平安小学的钟声中长大。我的同学赵云芬从平安小学的钟声中走出来，成为国本路小学的一校之长。是平安小学的钟声伴着我的学生李培忠，从乡长、交通局长、一路顺风地登上了县长的宝坐。李良惠带着平安小学钟声的记忆走出了国门······。

我以曾经是老师为荣。游子在外，心系故乡。难忘的教书生涯，难忘的平安小学，难忘那平顶的钟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