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文艺理论

——论语诗社的作家之一研究

在散文创作领域，周作人也占有重要地位，周作人也写议论性的散文，同时，他还是小品文的开拓者。他在“五四”时期出版的散文集，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等，三十年代后的散文创作仍然相当丰富，出版有《苦茶随笔》、《瓜豆集》等多种散文集。他的创作活动是集中早散文写作上的。

从思想上看，周作人散文的基本倾向与新文化运动的战斗者的作品是一致的。但正如鲁迅说，他的杂文对付的只是当时一部分问题，周作人散文内容也有自己突出的问题。

一、周作人的散文不断地批判保存国粹和各种复古倒退的思想。在《祖先崇拜》中指出一味的崇拜祖先，是一种倒退逆流，将误了前进的正事。在《“重来”》中，也指出中国社会上“重来”之多，子孙后辈只知道重复再现祖先的坏思想，我们正被做个“肖子顺孙”的思想所压迫。他还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了《我的复古的经验》，说明想要复古，“此路不通”。当“五四”过后，复古的思潮又卷土重来，周作人在《思想界的倾向》中便已经指出一个国粹运动勃兴局面的到来。当“学衡”派、“甲寅”派等先后向新文化反扑的时候，周作人写了许多文章批判这种复古思潮。象批判章士钊的《大虫不死》，说明章士钊不是孤生独立的，而是旧势力的代表。即使偶然倒了他一个人，背后还有成千上万，特别是那些“无名之老虎”，即旧思想、旧习惯，是不会倒的。所以章士钊至少也是个“死而不僵的虫”。这说明周作人反封建文化的态度是十分坚决的。

二、周作人是文学上人道主义的重要倡导者，从人道主义出发，特也同情受压迫者，而以特别的关注给予弱小的妇女儿童。这方面的问题成了他的散文的一个重要题材。他介绍国外有关妇女解放的主张。猛烈地评击各种封建思想、习俗对妇女的残害，如《天足》指出也女子缠小脚，是野蛮的事情。怀着深厚的同情驳斥社会上种种对妇女的无理指责。如《临嫁潜逃的罪》指出造成罪过的不应是女子，而是由于父母包办婚姻，要免除这种现象，“最简单的是取消擅将女儿许给人家的权”。对那种一面玩弄女性，一面却“歌吟贞节”者，给予无情的批判，如《卑劣的男子》等。对一些新的女性为革命事业而献身，则给予高度的赞扬。“三一八”惨案中为纪念刘和珍、杨德群烈士写的《新中国的女子》，赞美女子对革命的觉悟和进步，比男子更早，更热烈坚定，因为她们历来所受的压迫更大更久。他相信中国革命的成功，女子之力要占大半。他写过《小孩的委屈》，提倡对儿童的正当科学的教育和爱抚，使他们得到一个健全的性格。《儿童的书》则从个性解放思想出发，要求把儿童教育成“人”，而不是变成忠顺的国民。

在妇女问题的文章中，周作人不仅从伦理上批判旧观念，而且也从人类文化史、性心理学等方面，寻求批判的科学根据。他介绍英国性心理学家蔼里斯的理论，写过《论猥亵》、《蔼里斯的话》等。他认为妇女解放除了经济的解放，还要有“性的解放”。这指的是从传统的性观念中解放出来。因为封建伦理道德，是建立在“性的崇拜”、“性的恐怖”之上的。人类正当的性的欲求并不是“不净”的、不道德的，恰恰是假道学才十分不道德。他的观点不仅于妇女解放问题，而且对文艺批评产生很大的影响。

三、周作人散文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是对于文艺问题的评论。这类文章集中在《自己的园地》、《谈龙集》以及后来出版的《艺术与生活》等集子中。这些集子中的文艺思想，有的是一贯的，如文学革命中提倡“人的文学”，就是贯串始终的。但那时主张文学“为人生”的思想，后来就有变化。在《文艺的宽容》中主张以自我表现为文学的主体。在《文艺的统一》中又说文艺是人生的，但不是为人生的。直到后来把与政治有较紧密联系的创作，都归为“文以载道”派，一律排斥。周作人的贡献在于他是现代文学批评的重要的开创者之一。一方面他发表了不少有关文艺批评建设性的散文。如《文艺批评杂话》，提出真的文艺批评本身也应是文艺，提出“诚”和“谦”的批评原则，反对“裁判别人”的态度。在《文艺的剿匪运动》中又提出批评者不可以父母官自居等等。另一方面他自己写了大量的书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保护新文学的那些篇章。如《沉沦》、《情诗》等，是当郁达夫的《沉沦》、汪静之的《蕙的风》受到封建卫道者的攻击时，周作人的评论洗去强加于这些作品的“不道德”罪名。这不仅是文学批评上的论战，也是对旧伦理观的战胜。

四、周作人为现代散文创造了一种平和冲淡的风格。这表现在文字上，是非常朴素、评易，不重修饰，不刻意求工。他的文章只用平白无华的文字来表意，因而有人认为看视“笨拙”。这样的文字使文章显得清淡。其次是感情的隐蔽，态度适当淡薄，即使是令人义愤填膺的事情，也使用不动声色、心平气和甚至超然物外的语调去叙述。作者的主观情绪，要从那平淡和平静中去体味。因为深埋了自己的感情，有的也只在结尾处用三言两语略略一点，因而反而产生了其中有无穷的情意的效果，造成幽秀淡远的意态。如《前门遇马队记》一文，揭露北洋政府用马队冲散学生，说骑在马上的人是和善的，只是“马是无知的畜生”，“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然而这平淡的话语中明明包含着对军阀抛却共和，践踏法律的控诉。在风平浪静的表层文字中，感情的波涛却在汹涌着。

淡薄并不乏味，因为作者有广博的知识，浓厚的对于各类事物的情趣，所以描述也能有声有色，有情致。如《故乡的野菜》，有野菜的介绍，民俗的描写，如何采集，唱的什么歌，怎样做供品，又夹以儿歌；也有食法的说明，还引经据典，说俗事中带点书卷气。似紧扣题目，说事论事，给人的感觉却超出采野菜本身，从那乡间的气息和野趣，或勾引出一丝乡思，或触发一点对于生活的激情。1925年，他在《雨天的书》的自序之二中，说“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因而“检阅旧作，满口柴胡，殊少敦厚温和之气”。但另一方面又说生在这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文章来。”大概在整个二十年代，他都处于这种矛盾中，不过消沉的情绪有增无减，战士的色彩也就越来越淡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