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起先的时候，“富贵”应该是两个词，一个“富”，另一个“贵”，是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一个小孩子降生，大家随口就能说出的祝贺，往往就有“这个孩子，将来必定大富大贵”，但是在遥远遥远的过去，他长大了，最多只能大富，是一种“富而不贵”，或者最多做到大贵，是一种“贵而不富”。

早先，祖宗在给国人定义身份等级的时候，大约也是运用着“生态平衡原理”，把大自然的“虫子、鸡、老虎、棒”的生态循环系统，巧妙的移殖到人身上，让人在穿起了遮羞的衣服以后，在用起了杀生的刀枪以后，在众生中称霸了以后，也进入一个“自我调节”的体系，控制起因霸带来的私欲膨胀，并且是在风度翩翩中潇洒自如的实现。

这些个自我调节体系中，富、贵和礼尚往来，用智慧巧妙的结合在一起，成了无往而不胜的利器。

钱没有产生之前，贫和富的差别总是有限。人的本事其实也有限，那个时候，可以算做“自己人”的一个部落，群居在一起，打闹些须可以入腹的东西，还要随时防备着被别的部落抢了去。到了当真冲突起来，往往一个部落全军覆没，生命保障尚且无着，财产也就全无用处，人，对于维持生命的必须，也就在一个小圈子里，只是相对性的存在着一丝“贵”的差别。

而且这个“贵”差别实在太过于飘渺，也并不是现在意义上的“显贵”，只是一种责任，想办法找到尽可能多的食品，然后再尽可能公平的分配开来，大约那个时候才没有因为分配不公而饿死的成员。首领的任务和权利更多的体现为责任和义务，据现今人的想象，若是将范围定义成以部落为单位的小群落，那应该是个平等的社会：虽然绝对平等从来就不曾现身，而且今后依然遥遥无期，那个时候的时候，还是被称为“人人平等”的社会。

到人的本事见长，事情就变得不妙起来。吃的东西有时候会一次吃不完，用的东西有时候会一下用不尽，当初飘渺的“贵”，终于见到实际的实惠，那个大禹治了水，立了功，做了带上实惠的“贵人”，而且在他的下一代身上，让“贵”实现了传宗接代，直接的传递给他的儿子：“贵”实现了最飞跃性的进步，从此以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就成了颠簸不破的真理。

这种“贵”的传乘，最先“贵”起来的人有着最清醒的认识。他的“贵”和“富”有着密切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联系若是广泛的应用到次贵，再次贵的身上，“富贵联姻”的泛滥，就是对自己的威胁。这个时候，文明应运而生，用来让“富”和“贵”在其他人身上实现分家。

这种文明就是把人分成三六九身份等级的制度。其中，“商”是最低等的，虽然可以“富”却是并不“贵”的，就如我们通常所说的，“土财主”终究只是“土财主”，上不得台盘；“儒”是最高等的，虽然“贵”却是并不“富”的，官不经商的时候，儒是不富的，即便如大唐“薪水”之丰厚，一旦遇到乱世，杜甫做为一个“免徭役，不纳税”的士子，依然要靠救济“结庐草堂”。倘若是落魄秀才，就更不值一提，比如那个孔已己，虽然穿着长衫，却是站在外面“打一壶酒，来两碟茴香豆”，应付几个小孩子，要用手护着，数过“多乎哉？不多也”，实在都并不富。

到了天下第一号的“贵人”成了所有人心目中理所当然的龙，对这种“富”“贵”的分家与否终于可以网开一面，这个时候，文明也已经渐趋成熟，其中“仁义礼智信”中的“智”被找到应用于拿“礼”将“富”于“贵”巧妙结合，并且在结合的时候，将“仁义”和“信”，远远的抛到一边。

中国是最大的礼仪之邦，“礼”是讲究“礼尚往来”的。“贵”的人手里，有的是权，用这个权为“富”的人支撑起一片“晴朗朗”的天空来，“富”的人绝不可以“来而不往”，因为“来而不往”是“非礼也”的，只要这么轻轻巧巧的一往来，“贵”的人就实现了“富”于“贵”的统一。“富”的人，若是不甘心只局限于“富而不贵”，也是可以通过“礼尚往来”实现“富”“贵”的统一。

“贵”的人原本有着些“规范”什么什么的权利，规范之后，只要犯犯规，自己做一个“即贵且富”的上上等人，轻而易举。“富”的人要想做“即富且贵”的上上等人，就要先“犯犯规”，然后才能拿到“规范”什么什么的权利。相比起来，倒还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那些为政的由“贵”而“富”的贵人，心里有多得意，不晓得。那些由“富”而“贵”的贵人，心里有多不平衡，也不晓得。那些即不贵，也不富的人，就和更不贵，更不富的人多比比，心里并没有几多不平衡：因为，我们出生之初，大家就说，这个孩子的“命”，一切都是由“命”来注定的。

本文已被编辑[冰凤凰]于2007-11-14 23:51:10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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