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又做梦了。以前也常做梦，醒来后就全忘记，再有缠绵绯恻的故事，天一亮，也只是茫茫然，全然记不住梦里的情节。但昨天的梦境却异常的清晰，醒来后，我的眼角还挂着泪痕。　

十次做梦，只要有女主人公，九次会是她。昨晚的梦里，她从很远的地方回来了，一眼温柔，一脸的彼惫。她读懂了我的守候，也读懂了彼此的无奈。我对她的印象总是迷离着，一会儿模模糊糊，一会儿又异常清楚，唯有那灿烂若霞的笑，还是二十年前的模样。

是的，她是我初中的同学，但却套用不了时下流行的语系：说她是梦中情人，其实，她真切地存在过我的生活之中；说她是我初恋的朋友，可我们只有朦胧，从未牵手。她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琳娟，依稀记得是四川乐山人。对于那样一个有名气的地方，一座大佛，还不如她的影像在我记忆中更加深切和更有冲击力。初中时，我很顽皮，在子弟学校读书，父母不在身边，成为学校知名的“问题少年”。但成绩总还不错，上课爱出风头，顶得老师经常一愣一愣的。记得一个女老师在教生物课时，习惯性把“卵”字读成“luo”（裸音），我站起来，大声纠正说：“老师，你读错了，是个‘卵’字，不是‘裸’字。”当时课堂上一片哗然。老师脸肯定红了，她争辨说，这是一个多音字。我有了同学笑声的鼓励，更加坚持：“老师，这不是多音字，我查了字典，只读卵字”。可以想见当时老师是多么生气。我经常这样得理不饶人，再厉害的老师，我也总能找点喳，让老师下不了台。就这样，我成了老师倍受关注的对像，把我四周全安排女生，坐我在后面的就是她。

她当时是班上成绩最好的之一，也是最听话的学生之一。一开始，我很讨厌她，因为她打过我一次小报告。事情的原尾我还记得。英语老师要求我们背诵课文（好像是讲金字塔的那篇文章），她是学习委员，老师要她检查我背诵情况。我要她帮我蒙混过关，她不肯，我干脆不理她，直接跑到球场踢球去了。她不依不饶，在球场上叫我，硬要我背完才行。一个小丫头片子，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让我颜面扫地，我好像骂了她，她委屈得流了泪，跑到英语老师（姓邓，是个不错的男老师，我还记得他的小孩子一开口学说话，说的就是英语，比我们的口语标准多了）告状。邓老师亲自来了，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问我怎么回事。我一言不发，任他怎么苦口婆心还是声色俱厉，我都倔强得不吐一个字，英勇得像电影中常见的烈士。后来，班主任（姓宋，叫宋冬莲，一个极好的女老师）也来了，我还是不开口，两位老师说：你不用背，你读一遍也行，我还是没有屈服。整个下午，我就站在老师的办公室，像木桩子一样。当时心里只是想电影的许多镜头：既然有人当了叛徒，向老师告密，那我就当勇士，死不开口。最后的结果是，邓老师对我“哀莫大于心死”，一放了之。

这件事，让我与她结了仇。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的课桌里经常多出一些死飞蛾或小青虫，除了第一次有点效果之后，后来，她居然处乱不惊，有什么，她丢什么，并没有像其他女生一样每次都故意大声尖叫。更让我有好感的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后，她从来没有向老师告状。

让我与她从对立面（其实也是我一厢情愿的对立，她一直没把我当敌人）转化过来的是为一次大型文娱活动而排练。她和班上几个女生自编自演了一个舞蹈节目，印象中曲目是《草原牧歌》，那旋律至今还在脑中回荡：“有个少年，手拿皮鞭，站在草原上，轻轻哼着，草原牧歌，看护着牛和羊。年轻人啊，我想问一问，可否让我，可否让我，诉说衷肠……”她们编舞，主动邀请我们即当观众又当参谋。我们也毫不客气地指点，怎么样出场退场，怎么样站队形更好看。排练都在晚自习之后进行的，她们很辛苦，我们也很兴奋，就这样苦巴苦巴地练到了正式表演的那一天。当音乐声起，大幕掀开，她与其他女同学都身穿蒙古族鲜艳的服饰出场，我的天呀，她那时可真美，我的眼一直没离开过她。表演获得极大成功，我和其他几个一直参与的男生把小手板都拍红了，为她们骄傲，也为自己，因为，我们也是幕后英雄。

这件事之后，我们成了好朋友。开始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也一起讨论与学习有关的话题。我现在还记得她对国名与首都如数家珍的那份自信。我好几次拿着字典（那时的字典都有附表，有民族，有国家等）对她提问，但无论我问是哪个国家的首都是哪个，还是问哪个首都是哪个国家的，她都张口就来，大国小国，甚至一些名字极长的国家，她都对答如流，让我佩服得一塌糊涂。我就是这样不可遏制地喜欢上了她。

我无法确定她是不是一样的喜欢我，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并不讨厌我，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这样在老师眼中的“问题”少年，在同学心目中却是有着较高人气的“注目”人物；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们有过几次通灵通电一样的接触。

有一次，老师在上课，我听得很乏味，就开始做一些小动作。我把脚收起，脚底板有节奏地轻轻敲打她课桌下的横杠，轻微的震动，只有她能感觉得到。她有些生气，用手戳我的背，我却置之不理。她只好把脚伸向前，用脚尖抵着我的脚底，不让我再敲击她的课桌。一开始，我们的脚在用力地相抗着，彼此谁也不肯退却。突然，彼此都仿佛感觉到了什么，我们几乎同时停止了相抗，有一股很强很强的电流从脚底震悍上行，仿佛一波一波的热浪在胸口涌动着、激荡着，并在身体里荡漾开去，周身舒泰。我们都如电击一样僵在那里，脚一动不动，身体也一动不动，直到老师看到我表情木然，走神走得太厉害之后，叫我起来回答问题，这次美妙的心理体验才宣告结束。有了这样一次体验之后，我们看对方的眼睛都不如以前那样自然。后来的上课，只要老师喋喋不休，让我们听得晕晕欲睡时，我就会把脚向后靠，但并不总能遇上她的脚。偶尔遇上，她就如电击一样一触及退。我很郁闷，却不敢明言，总希望能再有这样的通电机会。事隔不久，机会来了，而且比我想像中的还要好。

学校组织春游，到一个叫“幕府山”地方搞野炊。整个春游其他细节已经没了印象，但是，在去的路上，那种感觉早就永远铭刻在心里。

单位的车队给我们学校派了几台掀开蓬子的解放牌车。一路上，春光明媚，彩旗飘飘，每一个人都很兴奋。我更兴奋的是，我和她在同一个车上。那种老解放车是没有座位的，需要大家用力抓着车上的铁横栏。我有意识地挤到了她的身边。一直注意她手抓铁栏杆的位置，好不容易有一支手抽开，在她的手边上留了一个空白抓手，我毫不犹豫地把手伸了过去，两只小手紧紧地挨在了一起。我们的肢体就这样在这春暖花开青山秀水绿荫掩映下无间无隙地相遇相融，周围的喧闹与我们没有了一切关系，我们让酥麻的感觉在一点一点地升腾，让内心的涟漪随风而荡，天上的云在飘，我们心也在飘着；路边的树在游走，我们的眼也迷离着游走着。这里不是课堂，我们不惧怕老师会突然的提问而打断这种美妙的体验；这里是阳春三月的大自然，我们的性灵在自然的广博空间中肆意生长。车在山中行，人随弯道转，我们的手就这样紧紧挨着，谁也没有退却，谁也不想抽走。此时，也不需要任何语言，灵犀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微妙开启，我能感觉到她的心跳，她也能感觉到我手的潮热。时间在一点点地过去，我们心意相通，都期望这路途长些、长些、再长些呀。但好事总是不能长久。车在一个拐弯处来了一个急刹车，有一个很高大的男生本能地一个前赴，几乎压在她的身上，手也一把抓住她的小手。她本能地把手抽开了，从此以后，我们的手再也没有碰到过一起。

家中的老照片里，有两张同学的合影，一张是初中毕业照，她穿着裙子，很美很美；蹲在了第一排；我隔着她站在第二排，很远很远。另一张是在烈士公园照的，我俩坐在地上，被挤在了一起。这张相片我记忆犹新。当时是清明节瞻仰烈士，经历了听烈士的故事，向烈士宣誓等一些流程套路之后，照例就是合影留恋。那个时代的少年，并没有现在的勇气，主动约哪个异性同学合影。班上合影时，我不知怎么就与她并排坐在了第一排，她在我的右手，我左边是一个与我玩得极好的男生。这家伙故意捣蛋，摄影老师说一二三时，他突然昂首挺胸，手肘向两边一撑，把我与她还在公共场所保留的10厘米左右的距离挤成零距离接触。这张相片就这样定格：我与她神态并不自然，但却永远地挤在一起。

初中快要毕业，我原本要回到老家去参加所谓“户口所在地”的会考。临别时，要好的男生与我相拥告别，也有与我握手。我噙着泪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同学的友谊就是这样在每一次握别中冲击着我的心房。我很想与她握手，但没有勇气。是她主动走到我的面前，给了我一袋子东西就转身而去。我心一阵悸动，直到上了车，我才打开纸袋：里面是作业本折成的飞机，层层叠叠地码在一起，有好几十个。最下面是一本崭新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来日会有千千阙歌，伴你一路同行。”那个时候，陈慧娴的歌才刚刚流行。我看到这一行字，眼都痴了，大颗大颗的泪珠极不争气地滑落下来。从此以后，历数我的学生时代，我成为陈慧娴的忠实fans，只要新碟出来，我都买来听，每次都到陈慧娴的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她。

我中专没考上，又回到了原来的子弟学校。她本来是打算读高中，考大学的，后来，为赌气，考上了南京工业学院。读高中，我最大的快乐就是收到她的来信。我清楚地记得，每当收到她的来信，我都悄悄地躲到一边去，撕开信封的一角后，用小刀轻轻裁开，伴着自己的深呼吸，才展开每一页来信。我现在还记得，她的字写得很娟秀，很工整。信是多半是讲她在学校里的全新生活。对于一个应试教育的高一学生来说，中专的自由自在简单就是天堂。她在学校是一个活跃分子，是学校文学社的重要成员，后来她还说组建了一个什么小组，要学习什么“松下幸之助”，如同这个日本名字一样，我从她那里听到了许多从未有过的东西，我羡慕得不得了，也对她有些崇拜。若干年后，我用了很长时间的努力，总算有一天，我对自己说，我现在应当有理由有自信与她平视了。但直到今天，我对她的一首诗依然由衷的佩服。诗的原文我记不下了，大意是：“在酷暑的烈日下/有一种寒冷的感觉//在熙攘的人群里/有一种孤独的意味//在殷勤的拥抱中/有一种难言的落寞……”那时还不懂诗，随着年岁渐增，有了人生阅历，依然十分吃惊，一个十四五岁的姑娘，如何写得出这样意境的诗。五年后，我在订阅的《诗刊》上看到了一首与此十分雷同的诗，属名不是她，也不知作者与她是何关系。纵观我的整个青年时代，都与诗有关，而她，则是我朦胧诗的启蒙者。

我们热烈的通信并没有维持很久，大概只有半年左右时间，突然间，我怎么也收到她的回信。我一封一封地写信追问为何会这样，甚至有时一天写两封信，但所有的信都石沉大海。开始是很担心，后来是很着急，最后我真的很生气，一个晚自习，我写了三封绝交信，一封比一封骂得狠，把所有的郁闷所有的愤恨全倾倒在信的字里行间。第二天，我把三封信一起寄给了她。她仍然没有回信。过了一段时间，化学老师找我谈话。

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位化学老师。公允地说，她是一个很认真负责的老师，也是一个很有热心的好人。没上我们课之前，是实验室为同学分发仪器和化学药品的“准老师”。平日里，对我还比较关心。后来，由于老师人手紧缺，就让她来教我们化学，上课水平实在不敢恭维，经常是我们都弄懂了的答案，她还在那喋喋不休；我们不太明白的，她却含糊其词。上化学课时，我免不了顶她几句，好几次，她在课堂上发火，指着我鼻子说：“你不要太骄傲！”就是这样一个老师，有一天，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单独与我谈话。谈话的内容，二十年后的今天，我都记得这样清楚。

当时，她是微笑着（那种伪善的甚至有点得意的微笑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我的梦魇）拐弯抹角对我说：“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聪明呢，要用在学习上。与同学的友谊呢，如果好，可以放在心里嘛。放假了，同学可以聚一聚。平时呀，还是要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不要写那么多的信，这多不好，即耽误自己，又影响别人。人家琳娟都考上中专了，你还在读高中……她父母也有意见……学生时代还是不要早恋的好……”，当听出她讲话的重点之后，我是满怀委屈满怀愤恨地冲出了化学老师的办公室。我恨化学老师，拿我与她通信的事报复我；我恨化学老师，无论多少柔和的声音都掩饰不了她对我们同学之间这种纯洁之情的亵渎。从此以后，凡是她上化学课，我都抱一种极不合作的态度，这影响我终身。后来我转学了，依然不喜欢化学，高考前分科，当时正逢第一次高考改革，分四科：理工、生化、地矿、文科。报理工科的全班只有我一人举手（我的数学与物理成绩还是不错的），班主任做我工作，问我可不可以随大流，改报生化科（生物和化学），我拒绝了，班上报地矿的也少，开不了班，不报生化，我没得选择了，就选定了文科。从此，我的一生都在文科类打转，追溯源头，对化学的反感就源于那一次的谈话，这是后话了。当时，我也恨她，我认定是她收到我的绝交信后，不屑给我一片纸的回复，转而向自己的父母告密，她父母向老师“投诉”。那个时代，如同恨日本鬼子更恨汉奸一样，对于告密者，那种恨，是深入骨髓的。从化学老师办公室冲出来后，我对她完全、彻底地死心了。

大概半年之后，与久别相逢的父亲在一起散步，父亲告诉我一件事，让我惊得目瞪口呆。我错了，我全错了，我是个彻头彻尾的混球！我冤枉了她，也辜负了她！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我们子弟学校的所有信件都要通过单位的收发室转递，也就是说，她写的每一封信，都要在单位的收发室呆上一阵子，才会到学校的传达室。而她的妈妈恰恰就单位收发室隔壁上班！她妈妈看到自己女儿的信如此频繁寄给同一个人，换了任何一个母亲都会关注，而关注的结果就是，某一天，她妈妈拆开了其中的一封信，而当开了这个头之后，她妈妈拆开了所有的信，可能她妈妈与收发室的老头完成共谋：一有南京的来信，不管收信人是谁，都直接送到她妈妈的办公桌上。就这样，整整一年时间，一个母亲，扣下了女儿所有的来信！二十年前，我们除了通信，没有第二条沟通的渠道，二十年前，所谓的隐私权的概念都没有人提出。就这样，她妈妈就像王母娘娘一样用簪子一划，划出了波涛汹涌的银河，把我与她阻隔在彼此互不相通的两个世界。

写到这里，应当算是尾声了。后来，我们永远失去了联系。辗转听来的消息是，她在学校还是早恋了，没有毕业就有了男朋友，还随男友落户到某一个城市。早婚是否幸福，工作是否顺利，我一概不知。我通过无数个渠道，想探求她的下落，都没有任何结果。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在梦中与她相遇，而昨天的梦中，她是如此的真切，又是如此的凄婉，我们都泪流满面，不能自抑。前些年，看湖南电视台有一个节目，专门帮助寻人，我曾萌发通过这个节目看能不能寻找到她的念头。但一想，就算找到又如何，当着无数的镁光灯，我们能无所顾忌地抱头痛哭么？哭过又能如何，人生的轨道也是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再说了，美好的东西置于一种被欣赏的位置，不是作伪也是作秀了。我深切领会到李商隐的那句诗：“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我也写一首小诗吧，以兹纪念昨天的梦境。

几番相望不归路，

廿载黄梁觉情殊；

回眸泪痕今犹在，

梦里有时命里无。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