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玄学是什么？

“玄”是黑色，又有微妙神秘的意思，《老子》第一章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所以“玄学”这个名称表明它是道家的继续。它以汉来清谈，清议为先导，以《三玄》和《太玄》等等为渊源，以新出现的、不断变化的名士阶层为基础，形成于正始时期，所以称之为魏晋玄学。它的学说倾向和精神气象，主要是继承先秦道家，尤其是秦汉以来的黄老道家思想和风采。因此在宇宙论、本体论、人性论、社会政治理论各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道家思想的烙印。

玄学不是个人的思想，而是一个时代多数哲人倡导、坚持和赞同的学问，它不是瞬息即逝的学派，而是不断持续的，余波长达一个世纪的思潮。

玄学和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不同。经学的自然观、政治观、伦理学、人性论都是以五行为比附媒介，十分强调“阳尊阴卑”，如阴阳在政治为君臣，君为阳，臣为阴，在家则为父子夫妇，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妇为阴，在个人则为性情。玄学思想的自然观、政治观、人性论也是用比附方式联系起来，但比附的媒介不是阴阳五行，而是义象理事。义象理事的内在联系是义理统御事象，故有“本末”“有无”，“体用”，“形神”，“官意”之辨的“本体论”。因而玄学思潮不讲“天人感应”，不讲“阴阳灾异”，不把对正常封建秩序的理想建立在虚幻的天神的意旨上，而是清醒地探索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企图用理想来纠正现实，使现实符合理想。它把汉代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改为思维深邃的本体论——“道”。它在以自然为本的基础上究“天人之际”，这种带有无神论倾向的“天人新义”确是一种以客观的态度来观察自然和人类自身，具有高度的思辨色彩，是理论上的飞跃。因之，玄学的思维模式自然要取代经学。

二、玄学思想是怎样取代经学思潮的呢？思想发展有一个规律就是物极必反。

从经学本身来说，它的治学方法十分烦琐，僵化，已走到了穷途末路。为什么记、传、易、问、故、征、章句、注、说、训、内传、外传等十多种。有时三字之文，注说要写二、三万字，“一经说至百余万言”。不少学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在儒学章句之中。发展到这个地步，不得不变了。同时由于经学的权威性，一个字也改不得，因此就必然走向两个极端：一是为了找到经学根据，就必须对每个字的考证，以证明其正统，其结果是走向烦琐考证的道路；另一个极端是证明我的思想是符合于经学的，但在经学中没有这文字根据，于是经学又讲“微言大义”，便走向“六经皆我注脚”的极端，走向武断和随意性的思维模式。这两种极端，无论如何都要导致经学的灭亡。

从人的思想来说，汉朝尊经，把人们的思想搞得僵化，几乎到了窒息的地步，确乎非反不可了。在战乱频仍，人命如草芥之下，爆发了汉末农民起义，经学遭到致命打击，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在社会生活中，失去了约束力。也就是说，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经纬宿命，繁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的，它们并不可信或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亡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充满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正是在这种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才有人的思想解放。人们的思想一旦解放，就有了人的自我认识，就深深地感到自身存在的价值，感到了人性，人的个性就暴露了出来，于是沉睡的思想界就活跃起来，出现于思思领域的多元化现象，否定与批判了经学的思想模式，曹操是通脱的名家，不讲君臣礼节，曹植也是通脱，“任性侠气”，就是魏晋以来一种自觉意识，以他们为代表的对人生短促，人生无常的悟叹的慷慨悲谅的风格，构成了建安文学的主题，是当时时代精神的形象化的反映。正始的玄学正是承接了建安文学的传统，把建安文学的主题，抽象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以哲学的思辨形式更深刻地反映了人的自觉成为魏晋思想的独特精神，而对人格作本体建构，正是魏晋玄学的主要成就。在这意义上，玄学便必然要蓬勃兴起。

三、玄学的兴起对文人、文学的深远影响。

玄学是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它的兴起，使文人们对黑暗腐败和残暴的西晋社会进行了思考，否定与批判，从而在文学上产生了玄言诗，山水诗，也影响了田园诗，成了东晋这个时代对中国艺术和文学的绝大贡献。西晋统治者一开始就异常贪婪、腐败和残暴。开国皇帝司马炎就是一个荒淫之君，平吴之后纳吴宫女五千，“后宫殆将万人”。他又是贪财好利的皇帝，卖官敛饯。因．此，上行下效、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从朝廷到地方，无官不贪。面对各种贪污行贿现家皇帝不但不管，反而包庇美化，使西晋变成一个极端腐朽的统治集团。他们相互间用滥赏纠集徒党，用徒党进行杀夺，以杀助夺，愈杀愈烈，爆发了大混战。为了保住这个腐朽的集团，司马氏对土族一方是赏赐、笼骆，一方面是杀戮，戕害异己，造成一个恐怖的政治局面。人们感到生死无常，心情表现为紧张与颓废。环境如此严酷，灾难如此深重，为避杀身之祸，于是，人们崇尚老庄，高谈玄理。当时真正从理论和行动上反儒崇庄应推阮籍嵇康。他们对现实不满，敢于否定与批判。但一般的文人因其本人的生活和意识，使他们没有勇气去正面现实，而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进行反抗。有的放浪形骸，不愿受礼法约束；有的借老庄、药，酒、林泉，企图逃避现实；有的清淡、假狂。于是，行为放达，随心所欲，无拘无束，便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成为一种玄学社会思潮。“竹林七贤”就是当时这种思潮的代表。

在血腥的残酷恐怖中，司马氏标榜“名教”，要以“孝”治天下，而以“不孝”的罪名杀人，名教就堕落为杀人的工具。当时的思想界、学术界就由此而引发出了名教与自然的论争。嵇康刚肠疾恶，痛恨虚伪的名教，揭露司马氏假借礼法之名，行篡魏之实的罪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要打破西汉以来传统礼法的束缚，过一种符合自然法则，符合“人性”的生活。他对名教的思想基础《六经》持强烈否定的态度。他在《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中指出《六经》不过是人们追求利禄的手段。在《与山臣源绝交书》中拒绝为司马氏作官，更公然说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如此与旧说相反对的言论，在当时已属惊世骇俗，更何况“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助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的，而尧是禅位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叫司马氏篡位时怎么好呢？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直接影响，因此，终于被司马氏以“乱群惑众”之罪名杀害了。

阮籍则曲折为文，借以发泄不满，他的《大人先生传》表现愤世疾俗，反抗礼教的思想。但他较能做到“应变顺和”，立身为文也较含蓄。如以大醉六十日抵制司马炎为其子求婚使不得言而止。并以大醉作《劝晋王笺》敷衍郑冲。阮籍文章在批判现实，介入政治斗争“隐而不显”。他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以全身远祸，但又是内心感情十分丰富，既寂寞，痛苦又愤懑。他要抒发感情，他运用玄言的“言不尽意”，“得象忘官”的思想方法写诗，抒发感情，表达他对社会的对抗。其所以如此，实因高压之下，不得不“欲露故藏，欲言又止”。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或不得不取“神似于离合之间”，或以自安，或以自悼，或标物外之旨，或寄疾恶之恩，抒发对人事变迁的感慨，对险恶环境的忧虑，对争夺残杀的悲伤，对奸邪恶的讽刺。既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阮籍整个人生思想的总汇。且看他的《咏怀诗》第一首：“夜中不能寐，起坐独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哀林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我心。”就是运用玄言思想方法写的诗。这是八十一首开端，总言其所以咏怀，是因心忧伤有所感，“夜中不能寐”，但内心中之感，不敢言或不愿言，只有弹琴而巳，“起坐独弹琴”，这种情况是“言不尽意”的，只能以表象之。以下“清风”、“孤鸿”，“翔鸟”等等都是象、并不表明作者为什么有感而不言，最终只有“忧思”，只有“伤心”，而诗至此，言已得了。诗写得情意融合，含蓄不尽，意味无穷“言不尽意”，阮籍就是用玄学思维方法写诗的代表，因此阮诗具有一种鲜明独特性。所以钟嵘《诗品》说阮诗“厥旨渊深，归趣难求”、“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方之表”。《文选》注称阮籍诗“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猜测”就是这个缘故。

嵇康的诗也用“庄学”作典，追求的心灵世界全寄托在清空高远的意境。他的代表作《赠秀才入军》十八首用庄子作典，浑然无所隔。此外，嵇康阮籍的游仙诗以及郭璞的游仙诗对东晋的玄言诗的兴起都有直接的影响。郭璞著名的游仙诗十四首其实也是玄言诗，借助形象阐述玄理，借游仙以咏怀，表现对现实的不满和荣华富贵的鄙弃，诗中所表现的也是老庄思想。如“漆园有鲰吏，莱氏有逸妻”，“哺傲遗世罗，纵情在独往”这一类句子。所以可以说郭璞是玄言诗的创始者，但他想变创玄言诗体未能成功。而当时著名玄言诗人是孙绰、许询方成为一代文宗。但因诗只成老庄注疏，“理过其辟，淡手寡味”，所以他们的作品到现在差不多都失传了。

永嘉乱后，国破家败，经济文化处于总崩溃。据《晋书·食货志》记载，“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进流移，不可胜数……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有大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贱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这简直不似人间世界。那时候的人经历着如此悲惨，如此恶梦似的境地，真是惨绝人脔，虽然如此，但土族苟安，反而作起玄言诗，在精神境界里麻醉自已，把恬淡之名，玄妙之理，当作排除忧患，消遣岁月的娱乐品，于是写玄言诗的人越来越多，蔚成风气。使自永嘉以至晋末宋初，一百年间玄言诗成了诗的主流。

接着玄言诗起来的是山水诗。

山水林野本是自然一部分，是隐土避世的处所。《庄子·知北游》就说“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焉”，《外物篇》也云，“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这本来就是道家思想推行下来的结果，所以这些玄言诗人也自然借它来陶醉自巳，在诗中便出现了山水诗句。永嘉乱后，名土南渡，江南经济较大的发展，江南美丽的园林别墅与自然风光和他们追求自然的心境结合起来，于是，山水诗便有所发展。从另方面看，所以作玄言诗是为了用语言表达老庄思想。既然知道了山水最能表现自然，是表现“道”的最好导体，那么，用玄言说理，就倒不如用山水来表达更好，更有文学性，因此山水诗便兴起了。

东晋后期，山水诗的先导者是谢混，他的诗《游西池》便已集中地刻划山水景物。宋初谢灵运由于政治上的失意，便优游山水，写了大量的山水诗发泄其愤懑心情，他的诗虽然还拖着一条玄言尾巴，但山水诗的描写，终于从玄言诗中独立出来，从而确定了山水诗的地位。山水诗的发展便成了东晋这个时代对中国艺术和文学的绝大贡献。

谢灵运的山水诗不仅数量多，而且描写自然景色，生动细致，情景交融，为“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群》），“春晓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明灯照积雪，朔风劲且哀”（《岁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等等。诗中由于有了山水形象、声音、色彩的映衬，增加了作品的光泽，从而开了一代新诗风，在文学史上起深刻影响。更重要的是他突破了儒家把诗作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的束缚，增加了诗歌表现上的多样性和想象的丰富性。他把山水与玄言结合起来，在山水诗中悟得玄理的存在，借山水化心中郁结，往往哲理游离于景物之外。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谢灵运的山水诗“高言妙语，音韵天成，皆谐与理合，匪由思至”。所谓“谐与理合”，就是说他的山水诗是运用“得道’，“穷理”或“尽意”的方法。

玄言诗也明显地影响了与谢灵运山水诗同步发展的陶渊明的田园诗。

陶诗《五月且和戴主簿》就显然是“漆园义疏”，他的《饮酒》其五就更明显：“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巳忘言。”庄子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秋水》）。但这并不意味人与道不能相通。庄子认为“道”无所不在，在于万物。人只要消除自己与外界的界限，物我合一，便能悟道井与之浮沉。陶渊明采菊时的悠然，即是南山的悠然，鸟的倦飞而知还，也即他的倦而知还。这就是王国维说的：“以物现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无我之境’”（《人间词话》），也是陶渊明观照万物时悟到的“真意”。只是这“真意”在于人的心领神会。

到了陶渊明时，一种玄风好像过去了，但它的影响，还会在较长时期发生一定的作用，因为历史就是延续的。

玄学还对后代的文学理论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唐代司空图说的“象外之象”，宋代严羽“妙悟”、“言有尽而急无穷”，欧阳修的“听不以耳而以心”，梅尧臣说的“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于言外”，沈括的“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以形求”，明代王士桢的“神韵”“旨在象外”，王夫之说的“物外传心，空中造色”等等，都是受玄学的“言意”，“意象”的影响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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