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大政治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各种有关孔子生平的学术论文中，我们接触到的总是一位正经八百、道貌岸然的大学者的形象。但是细读《论语》和司马迁的《孔子世家》，却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他除了代表中国哲人的伟大智慧，其人道精神具有非凡的力量，他的思想还能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外，还让人感到他是那么地幽默、有风趣，令人感到和悦可亲，平易近人，同时还可以从他幽默风趣的笑谈中，细味到他在坎坷的人生中不得志的感慨。

孔子年青时做过仓库管理员，当过会计，做过牧场管理员，做过主管营建的司空。他“博学于文”，精通礼制，大至礼聘，小至射御，样样皆通。他从事教学工作，会办学校。他还懂得治国道理，鲁国国君向他咨询治国办法时，他对答如流，讲得头头是道。他“修诗书礼乐”，做过许多文化整理工作。他爱好音乐，到了齐国，听到了舜时的《韶》乐，就专心地学起来，陶醉到“三月不知肉味”竟然到了忘我的境界（《论语·述而》）。当他听到鲁国乐官太师挚演奏的时候，当奏完《关睢》乐章的时候，他感到“洋洋乎盈耳”，产生飘飘然的感受（《论语·泰伯》）。他会唱歌，别人唱得好，就一定要请他再唱一遍，然后跟着他再唱（《论语·述而》）。有人间他为什么这么多才多艺呢？孔子说：“我小时候因为家庭穷苦，所以才学会许多鄙贱的技艺。”（《论语·子罕》）。（为了使文字通俗容易理解，所引原文都把它译成现代汉语，以下引文同此。）由此可见，艰难坎坷的生活既能锻炼人，还能使人增长才华和智慧。

正因为孔子多才多艺，达街的一个人评论说：“孔子真够伟大！学问广博，可惜没有专长能够使他出名。”孔子听到这样的批评，就对学生说：“那么，我要专攻什么呢？驾车吗？射箭吗？我想，还是驾车好了。”（《论语·子罕》）

孔子显然在承认别人对他的批评正中要害，并在自遣、自贬、自嘲、自解中，抒发了自己不得志的无限感慨，同时他也深感到专攻一门专业或手艺的重要性。尽管如此，孔子仍然主张“君子不器”的（《论语·为政》），即君子不能象器具那样只有一种用途。

既然掌握了知识，又有了一定的理想，从学以致用的观点，子贡曾用很幽默的比喻方法询问孔子道：“这里有块美玉，是将它放在柜子里收藏起来呢？还是等待高价把它出卖呢？”孔子回答说：“卖掉它！卖掉它！我正等待识货的人来买呢。”（《论语·子罕》）

孔子急切地等待某一个识货的国君能尽早地出来起用他，使他的政治主张能早日实现。按照今天的话来说，孔子早就把知识看作是可以拿到市场上交换的商品了。知识就是商品，是可以出卖的。他的知识要等待识货的人出高价来买，他才卖。孔子对学生说得多么幽默、多么风趣啊！

孔子周游列国，政治的谋求终不得意，他对自己的政治理想也因此产生动摇。有一次，孔予对他的学生开玩笑说：“如果能发财，即使让我去给人赶马车我都干。如果办不到，那还是干我所喜欢的事业吧。”（《论语·学而》）由此可见，知识贬值，知识分子不安心自己的工作，想下海，想跳槽，在历史上由来已久。

孔子和他的学生的友情很深厚，很特别，也很有趣。彼此之间说话很随便，无拘无束，可以无所不谈，师生间互相开玩笑，也是很平常的。有一次，孔子周游列国时，在匡地被村民拘禁了，最后终于逃了出来。但是他的得意门生颜渊却最后才出来。孔子和他开玩笑说，“我以为你死了呢。”颜渊回答说：“您老师还健在，我怎么敢死！”（《论语·先进》）这个玩笑说得很轻松，很幽默，没有任何顾忌，把人们最忌讳的“死”字也直捷了当地说了出来。颜渊也回答得很幽默，真叫人忍俊不禁地要开怀大笑起来。

[子游在武城任县长]，孔子到武城去，听到弹琴唱《诗》的声音，便微笑道：“杀鸡哪里用得着宰牛刀呢？[原文是“割鸡焉用牛刀”。]子游说：“以前我听老师说过，‘君子学习了道理，就会有仁爱之心，庶民百姓学习了道理，就容易听使唤．’教化总是有用处的。”孔子接着对学生们说；“你们听着，子游的话是对的。我刚才的话是和他开玩笑的，”（《论语·阳货》）“割鸡焉用牛刀”这个成语就出自这里。原意是治理一个小县用不了动用礼乐教化的办法。后来被比喻做小事情不值得用那么大的力量。孔子用开玩笑的方式来试验学生对过去学过的治国道理是否真正弄通弄懂，当学生真正理解自己所传授的道理时，就立即加以解释。这种教学法就叫启发式的教学法，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接受教育。

孔子不单和学生开玩笑，既轻松愉快，又严肃认真，同时他还幽默地嘲笑过《诗经》作品中的某一主人公，《诗经》里有一首诗这样说：“唐棣的花儿，摇摆翩翩。我不是不想念你啊，而是你家离得太远。”孔子评论这首诗说：“我看那女的心里根本就不想男的；要不，怎么会嫌路远呢？”（《论语·子罕》）这个玩笑本身就是一种文学批评，而且批评得很中肯。孔子批评那个女的在爱情上的虚情假意，用“你家离得太远”的借口来欺骗自己的男朋友。

孔子周游列国到郑国时，孔子和他的弟子在路途中失散了。孔子一个人单独地站在外城的东门口。郑国有个人看见了对子贡说：“东门外站着一个人，他的额头像唐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可是从腰以下比禹短了三寸，一副疲惫倒霉的样子，简直像个丧家之狗。”后来弟子终于找到孔子，子贡如实地把这些话告诉孔子。孔子说：“我像不像古代的帝王，我倒不和道。至于说我像个丧家之狗，他说得一点儿也不错啊！一点儿也不错啊！”（《史记·孔子世家》）

这是很有风趣的话。此时，孔子在落难中，对那几句似是而非的奉承阿谀的话，他是不怎么理睬的。他没有因为别人评论他“像古代帝王”而沾沾自喜，他倒是敢于正视现实，承认别人评论他“像个丧家之狗”的话，并反复肯定说“一点儿也不错”。“丧家之狗”的“丧”读平声，是指丧事人家的狗，因主人忙于丧事而得不到喂养。比喻一心为主子出力，却不被重用的人。把孔子比作“丧家之狗”，以贱喻贵，本身就有低贬作用。但他的落难和不得志的境遇与“丧家之狗”的境遇却极相似，而且比喻得恰到好处。所以孔子取其神似这一点，对这个评论大加赞赏与肯定，正是孔子本人极不得志的自嘲和自遣。

孔子带领一群弟子到处漂泊，在陈、蔡两国之间的旷野荒郊傍徨踯躅，历时三载，饱经艰险。虽然满腹经纶，却找不到一个安身之处，他生不逢时的境遇，实在令人恻然鼻酸。他们在这种落魄的生活环境里，弟子们心中都感到懊恼不平。于是他分别召子路、子贡、颜回交谈，询问他们说：“《诗经》上说，‘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偏偏巡行在旷野之中。’难道是我的道理学说有什么不对吗？我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子路认为可能是我们的仁德和智谋不足所致。子贡认为老师的道理学说大到极点，所以天下人就不能接爱，予贡主张稍微降低一下要求以迁就天下人。颜回认为老师的道理学说大到极点，然而不被天下人接爱，正说明老师是一位不苟合取容的君子。道理学说修不成是自己的耻辱，道理学说修成了不被人所用，那是有国的国君和执政大臣的耻辱。并对孔子的道理学说和人格进行反复肯定。颜回的回答使他非常满意，孔子听了很高兴，笑着说：“颜回，是这样吗？你若家中富有，我愿意到你家中去当个管家，帮你经理财务。”（《史记·孔子世家》）

“知我者，颜回也。”这是孔子当时的心情。孔子是很富感情的、也很容易受感动。经过几年颠沛流离之后，有些弟子对他的道理学说已表现怀疑下。如今颜回还对他如此崇拜，对他的道理学说和人格进行继续的反复的肯定。此时，孔子认为只要有人了解他，赏识他，就是降低要求，去当个管家也是精神愉快，心情舒畅的。由此可见，他们师生间的对话是多么幽默、风趣，师生间的感情是多么和谐，亲密无间，哀感动人。

孔子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于罕》）《史记》上说他既“贫”且“贱”。为了摆脱没落下降中的“贫”、“贱”、“鄙”的地位，他介入仕途，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十几年，唇焦舌燥地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和理想，热切地希望某一国君或执政大臣的赏识，起用他．但是他到处碰壁，没有人用他，即使用他，也不能长久，始终无法施展他的理想和才能。在周游列国时，有的人想害他，有的人说他的坏话，有的人设下圈套破坏他的改革图强的主张，他有时被误会，有时被囚禁，有时被围困，遭受种种困厄，几乎丧生。尽管他生不逢时，饱经艰险，但孔子却照样在周游列同的途中，不停地对他的学生讲学，照旧诵他的书，弹他的琴，唱他的歌，有时也和他的学生开玩笑，在幽默的谈笑中慨叹他的痛苦和不得志，苦中寻乐，在苦难中寻求安慰。这种“乐以忘忧”的幽默和风趣，这种不论个人处境如何，无时不怡然自得的精神，也算是孔老夫子的伟大和过人之处吧!

本文已被编辑[冰止乙醚]于2007-11-10 18:25:44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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