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关于政治的涵义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就会有不同的结论。但无论怎样，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总是与一定的阶级相联系，在同一阶层中也会与不同的权力集团相联系，一定的阶级或权利集团政治活动的目的便是为自己谋取特定利益。所以政治活动无不带有强烈而鲜明的阶级阶层和权力集团的色彩。

在传统集权主义思想和专制独裁权力观的影响下，集团的统治者就拥有凌驾众人的，甚至是至高无上的、绝对的，包括生杀予夺的权力。老子就曾说过：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示于人，就强调了绝对权力的重要性。统治者自然深谙此道，掌控大权实为第一要务。所以，一定程度上，集团统治者的意志就代表了该权力集团的意志和方向。

政治集团要想需要维护和扩大自己集团的利益，就必然需要各种人才，特别是需要文人的辅助。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文人掌握有丰富的知识，识见谋略自然胜过其他一般的人。俗云：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就强调了群众拥护的重要性；然而“鸷鸟累百，不如一鹗”，千夫易得，一将难求，人才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尤其是在各集团政治和军事斗争比较激烈的时候。争天下者，必争人才，群雄逐鹿，众强并起，透过金戈铁马的纷争，刀光剑影的拼杀，其本质实际上是人才和人心的竞争和较量，一定程度上竞争的焦点就集中在文人上。

文人其实也没有实际的物质和权力基础，需要依附于别的阶层来生存发展，需要借助政治集团来实现自己的抱负，获得自己梦想的一切。俗云：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人处一世，草木一秋，人生本已短暂，默然湮没于历史长河，身名俱灭，岂不悲夫！奋力攀高，非仅为一己之私利，亦可救济天下黎民苍生，封妻荫子，国富家强，两全其美。后来，在儒家“学而优而仕”思想的影响下，“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就成为了无数士子文人的追求目标。

文人参与政治，必然要通过一定的权力集团。所以，文人与政治的关系具体就表现在文人与各个统治集团的关系，当然很多情况下就集中表现在他们与该集团的统治者的关系上。文人与政治恰似一对冤家，相互利用，不可截然脱离彼此。

春秋时期，越王勾践兵败被困会稽山，将值倾覆，面临国破身亡之险境。在此万分危急关头，正是依靠文种和范蠡的计谋，屈意佯降，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在他们的规谏下，勾践卧薪尝胆，衣不重采，折节下士，振贫吊死，与百姓同甘共苦。经过多年的隐忍图强，才有了勾践以后的灭吴复仇，最终称霸一时；燕昭王即位于燕国为齐所破之后，忍辱负重，励精图治，卑身厚币，心诚言恳以招贤者。在郭隗的提醒劝导之下，昭王为（郭）隗改筑宫而师之，此举果然奏效，天下之才士争相奔燕。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燕国实力大增。并于后来大败齐兵，齐王仓皇出逃，尽取其宝，烧其宗庙，燕国盛极一时，震悚天下。

汉高祖刘邦，起身毫末，发于闾阎，终于击败强大的霸王项羽，夺得江山。究其原由，亦在于延揽人才，善于用人。他自己就曾总结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只外，吾不如子房（即谋士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无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故能取天下。项羽有一范增（亦是著名谋士，后因项羽屡不听谏，愤懑而卒）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所言极是，文人谋士之锦囊妙计远胜过万千卤莽兵卒盲目攻战；三国曹操之所以能取天下，列群雄之首，固然在于他的雄才伟略，得宜于他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但从根本来说，是因为他善于招揽天下的人才为己所用。他扫除用人的门阀限制，提出了“惟才是举”的方针。所以身边聚集了像荀彧、郭嘉、程昱等谋士，集思广益，最终扫荡各路军阀，为以后天下的统一打下良好的基础。

然而，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巩固并维护好自己的统治。所以，对于权力集团，特别是统治者来说，才高八斗且往往恃才傲物的文人，总是有一种疑忌的心理，既要利用，又会提防。所以文人即使为其筹谋画策，甚至出生入死，而功名之路依然是坎坷且危机四伏的。

对于有经天纬地之才的重量级文人，在紧急关头，统治者必须要依仗他们来维护甚至扩展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要厚待优遇；而一旦外在危险解除，那么对于统治者来说，这些智谋卓绝、功高盖主的谋士便转化为心腹之患，所以就会想方设法的除掉他们。所谓兔死狗烹，卸磨杀驴，就是此类。像文种，殚精竭虑，忠心耿耿的为勾践出谋划策，为复仇灭吴立下汗马功劳，最终的结局却是被逼而亡，理由竟是：“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真是欲杀之，何患无辞！明太祖朱元璋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君主，平定天下的过程中谋士刘伯温功不可没。在天下平定，四海归心之后，富有机谋的刘伯温深知功成身退，保全生命的重要性，就告老还乡，准备颐养天年。孰料，还是引起政敌的嫉妒和皇帝的疑心，最终在他们的逼压下忧愤而卒。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不再赘述。

而对于一些名声甚盛而狂妄自大的文人，统治者往往是表面赐以重名，以归天下文人之心。忠诚老实，决无二心者，可留可用；若心怀不轨，或不知死活的惹是生非，亦必除之而后快。曹操善于聚人才而拢其心，的确取得了很大的作用，文人谋士们为他统一北方做出巨大贡献。然而狂士祢衡数番侮辱曹操，曹操不堪其辱，借刀杀人，除掉了他；杨修恃才傲物，能窥其意，且卷入立储之争，也被借机斩首；著名的谋士荀彧，因忠于汉室，暗中谋操，被曹操逼迫自尽；名儒孔融，好士待客，扶掖荐举，名声甚高，终于为曹操所忌，罗状构罪，下狱弃市……被标榜“惟才是举”的曹操所杀的文人名士也是很多的。

其实统治者或杀或留的标准很简单，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维护自己的统治，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也。当然，昏君当权，庸愦无能，凭个人好恶滥杀无辜，文人处境会更加的危险，并得出“伴君如伴虎”的结论，足见凶险。历史著名暴君商纣王，自矜耀能，荒淫无道，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于羑里城，剖比干而观其心，最终众叛亲离，身死国灭，罪有应得。

况且，由于文人掌握大量的知识，在社会上有着一定的声望，对社会舆论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影响。而统治者为了更好的维护自己的统治，制造大量的顺民，便采取愚民政策。所以对于社会上的文人集团就采取“拉压结合”的措施。

一方面采用各种方式聚集人才，拉拢民心，由汉朝时兴起并沿袭的举孝廉制度，到隋唐时出现并沿用到封建社会末期的科举取士，虽有局限性，但也为统治地位的巩固起到巨大作用。唐朝贞观初年，唐太宗看着许多新考取的进士，排成长队，一个接一个的鱼贯而出，唐太宗非常高兴，对身边的内侍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也！”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大凡制造盛世的开明之君，都是善于招揽文人，共谋大事的。

另一方面，当统治阶级意识到文人，文人所造成甚至控制的社会舆论给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时，就会断然撕去温情脉脉的“仁义”面纱，大开杀界，清洗异己。从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到东汉时期宦官控制的旨在清除敌对势力的党锢之祸，再到明朝由魏忠贤策划操纵的东林党案，以及到了明清时期臭名昭著的文字狱，有多少文人受到迫害甚至株连？其中不乏名士巨儒，文界宗师。在文人与统治集团的斗争中，统治集团拥有绝对的优势，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文人总是处于劣势，属于受害的弱势群体。所以，在浩瀚而幽深的历史长河中，也流淌着多少文人的鲜血和怅惘啊！

所以，文人之于政治，情感颇为复杂。既爱又恨，想参与其中，又怕深陷而受害；想要彻底摆脱，与其一刀两断，却又很难按捺内心澎湃的名利观的影响，经不得掌权者花言巧语的哄骗，难以抗拒富贵利禄和千古流芳的诱惑。很多的文人，可以安于贫困，却不愿终生默默。孟子有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纵观历史，对于那些风骨凛然，品德高洁的文人，他们不会堕入物欲的的陷阱，却极易为名声所俘获。

目睹了历史上许多参与政治的文人的荣辱变迁，甚至是家破身亡的悲惨遭遇，甚至某些文人或其先祖也曾蒙受过“莫须有”的罪名，并受牵累，所以很多文人就愈加谨慎的对待政治。一个人若是不慕功名富贵，不参与任何的政治活动和他们的斗争，甚至隐逸林泉，陶冶情性，不问世事凡尘，目的是保持高洁傲岸的节操和安贫乐道的志向，哪怕默然终老，也是为人所理解的，甚或受人褒赞。像义而不食周粟，最终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虽迂腐无力抗击周王朝的武力进攻，然志洁行廉，足以为后世称道；像不为五斗米折腰，也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陶渊明，虽不能变更污浊社会现实，但洁身自好，也为后世德行之标。

由是而观，不谈政治的文人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避口不谈国家和民族的文人是浅薄可鄙的。

政治离不开国家，但是政治又不同于国家。一定时期，各个并立的各个阶级和权力集团最终目标就是夺得国家的统治权。而最终取得国家统治地位的阶级权力集团也有积极和反动，进步和落后之分。反动和落后的阶级、权力集团以及他们所控制的政治与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是对立的，有着严重的冲突；而进步和积极的阶级、权力集团及其他们所控制的政治与人民的利益是相近甚至一致的，他们就能代表国家和广大人民的利益。

其实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家不是指一阶级或阶层之工具，也不是某一权力集团之私物，实是全体国民之国家。在某些外国语系中，国家、祖国意思与故土、故乡相通。其实无论是什么人，都不能没有自己的父母，也不能没有自己的祖国。

祖国之于我们，实如母亲一样。母亲赋予我们以生命，用甘甜的乳汁把我们喂养大，吃尽苦难的抚育我们成人；祖国用醇厚的水土养育了我们华夏子孙，壮美的河山塑造着我们品性，悠久的文化熏陶着我们的精神，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人，一个顶天立地的炎黄子孙！

有人曾提出了人生“三境界说”，他认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在简述了第一二种生活之后强调说：“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知识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探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

其实，他的这种“三境界说”只是强调个人的修养。而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应该有更更现实而重要的职责。从孟子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到欧阳修的“与民同乐”，其本质是一样的：己身得失无足挂齿，百姓安乐重于泰山。需知“覆巢无完卵”的道理，国败则家亡，国辱而身耻，非为个别政治集团，也非为一己之名利，实为民族兴盛和国家富强。

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并不是一马平川，也经历了很多的风雨坎坷。尤其到了近代，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屈辱史，西洋为所欲为，倭寇肆虐蹂躏，泱泱文明古国受尽欺凌，堂堂华夏子孙被蔑称为“东亚病夫”。东方巨龙奄奄一息，威势无存，成了一只怯懦而肥硕的羔羊，任人宰割。

于是，有人便“痛心疾首”的哀叹：你看看人家外国经济怎么怎么发达，科技怎么怎么先进，国民素质怎么怎么高……而中国不仅经济落后，而且更为致命的是国民的精神是怎么怎么的麻木，国民的觉悟是怎么怎么低下，国民的素质是怎么怎么的卑劣……最终的结论中国是完了！故作高深的分析，佯作“忧国忧民”之状，其实这是一种严重的“悲伤害国论”，于国无任何益处，于民只是误导，消磨国民斗志，有百害而无一利。

前些天看到一篇文章，是为知名文人周作人辩护，欲摘除其汉奸之帽。其主要论据如下：对民族劣根性的绝望是其“附逆”的内在根源；日本先进文化的浸染和熏陶，为其后“亲逆”奠定心理基础；从早期激进民族主义到后来的民族虚无情结，是周作人“附逆”的催化剂。这三个因素在周作人的变节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重要因素。

这篇文章受到部分人的支持，并有人随声附和。本人无意与这位仁兄论战，且周作人虽是汉奸，但也不是什么大凶大恶之人。但很佩服这位仁兄能把他的心理分析的这么透彻。他所分析的这些心理在如今相当一部分中国的文人中是切实存在的，假如在国难当头，形势危急的时候就会尤其明显，并可能重蹈周作人覆辙。本文借助这些现象来分析一下文人（甚至国人）对于国家的几种错误看法和危险的态度。

我们的民族是有劣根的，这是事实；国家落后，民族颓靡，民众麻木，在中国近代也是事实。中国近代的落后屈辱与当时政府的腐败无能有关，也有民族的劣根有关，现在依然有着这样的影子。我们可以不满，可以批判，鲁迅先生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所以很多人也激烈的批判过这一点。在这点上我也很赞成，因为如果一个民族讳疾忌医，不能正视自身的问题，那么这样的民族终会病入膏肓，走向没落，甚至败亡。猛烈的批判一定程度上可以警醒世人，使民族振奋，从而更快的发展。

但是问题出现在如何看待民族的落后和及其造成落后的很重要的原因——民族劣根，并如何对待这一问题。

总有这么一些人，特别是一部分文人，自以为懂得一些学问，甚至留过洋，就眼界大开，看诸事不顺眼，气愤满膺；张口闭口外国怎样好，鼓吹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亮。整日人事不干，就是扯淡。请不要忘记了，是谁把你抚养成人，是谁给你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是谁把你送出国去学习？而你出国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中国有句古话：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者，盖念其情而不弃之；子不嫌母丑者，盖感其恩而欲报之。狗尚且能感念养育之情，不厌家贫，况人乎？况且未闻有以俊丑而辨母者。母子之情，乃血缘关系，血浓于水，情重于山，天地宽大，皆不及父母恩大，若以母丑家贫而弃之，岂不谬哉？

清朝末年，洋务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目的就是想拯救岌岌可危的中华民族，虽最终宣告失败，但他们的口号至今仍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贫穷不怕，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若中华民族能做到国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拼力进取，努力实干，那么我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终会摆脱落后的境地，赶上甚至超过西方的发达国家。所以请这些“愤人们”在大放厥词的时候，请别忘了生你养你的爹娘，也别忘了对你依然抱着殷殷期望的祖国；也别望了动动自己的手和脚，请为祖国的发展增一块砖，添一块瓦。

力图为周作人翻案的这位仁兄认为，周作人附逆是希冀借助“外力”来改变中国的国民麻木与民族落后。也许仅是他个人推测，但这种思想在部分国人中还是有市场的。中国的一个特点就是汉奸问题，每逢国难总是涌现出大量的汉奸。从奸之由有万千，但以这个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作为一个耀眼而正大的幌子，投敌卖国却口口声声是“爱国”行为，实是可笑之极。

兵法说：兵者，凶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出征动武，日耗巨额军费，甚至危及国家安全稳定，所以世界上极少因统治者个人好恶而擅自发动的国家战争，若以此为由大多是用以掩盖其别有用心。大抵发动战争的根源，或为转移国内的重重矛盾，或为攫取物资财富，或二者兼具，远者如拿破仑苦征俄国，近者如美国发兵伊拉克，古今中外的战争，盖莫能外。

倭人侵华，美起名曰“共存共荣”。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是以日本中心，以所谓“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基础”，把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广大地区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供日本掠夺和剥削。所以，若周作人之流妄图倚靠倭人富国强民而附逆变节，无异于开门揖盗，引狼入室，天真幼稚，荒唐之至。倭人残酷的奴役和屠杀“共荣圈”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大肆掠夺这些地区的资源财富，其真实的丑恶面目毕露无疑。

周作人之流在神州震栗，民心惶恐的关键之时公然投敌，以其显赫声名，对于我国人抗战斗志是重大的打击。幸好广大人民和万千勇士识破倭寇阴谋，不惧牺牲，浴血奋战，战胜险阻苦难，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大好河山才重现往昔秀丽丰姿，人民才重获和平而安宁的生活。

有人说：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识时务者为俊杰。以此为汉奸辩护，似乎以此为由便可公然投敌卖国。此言应该全面理解，“择”是有限度的，那就是不能脱离了国家，不能背叛了国家。爱国在一定意义上是狭隘的，我们渴盼世界和平，不会侵略它族，给别国人民造成伤害；但是，也不容许别人侵略我们中华民族。“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鲜明态度！

生逢乱世，群雄并起，征战不已，民不聊生，则可择一明主，尽力辅佐，以求早日结束纷争，一统天下，为天下黎民计，背弃昏庸原主亦无不可。若认贼作父，卖国求荣，欺世灭祖，残害百姓，还振振有辞的以此为幌子，实乃寡廉鲜耻，丧心病狂之徒，可悲，可叹！

万般的案皆可翻，惟汉奸之案不可翻。或许因为阶级、政治集团或派系的斗争造成所谓的“冤、假、错案”，当风云变幻之后，另一阶级、政治集团就可以公然的翻案；但是只要在事实上成为汉奸者，它们出卖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只要这个国家和民族尚存，必然不会饶恕这个叛徒。所以汉奸是没有好下场的，只会遗臭万年，永远为后世所唾弃。

文人里出现过一些汉奸，饱读诗书甚至学贯中西的人都有公然卖国为荣者，既让人震惊，又让人叹惋。古人曰：时穷节乃见。恰需要同仇敌忾，一决生死的紧要处，偏有人冒天下之大不韪，出卖祖国和民族，实乃民族之不幸，文人之不幸。

但是，中华民族的大多数文人是有着松柏一般的风骨的，宁死不屈。鲁迅先生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正是这些志士们滚烫的鲜血才铸就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灿烂辉煌，正是这些志士们铮铮铁骨才挺起中华民族的傲然不屈的脊梁。在这些中国的脊梁中，就不乏看似柔弱的文人。

高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虽因直言敢谏而屡遭贬谪，却不更爱国忧民之志；坚信“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为御外侮起兵勤王却寡不敌众而兵败被俘，宁舍生取义而不愿卖身求荣；著名文学家朱自清先生在生活极度艰难的情况下，宁可饿死也不接受美国人可怜的救济；知名的艺人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在危险的情形下也矢志不渝，坚决不给日本人唱戏……

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足见其炽炽爱国之心，拳拳忧民之意。只是希望我们，无论文人、工人、农民等等，只要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能以此为个人最基本理念，从自我做起，从点滴的小事做起，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尽自己一份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