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之不去的音容

二舅去世的时候十分痛苦，因为他得的是肾病。那时我刚好从部队转业呆着没事，就回到陕西，在他的炕前守了十天十夜。由于痛苦，他几乎把跟前的人骂便了，就是没骂我。我知道他最喜欢我。而且他也知道，我只所以有今天，都是他一手操劳的结果。为此，当他知道无力回天的时侯，就给了我一个最高的待遇，给他喂吃西瓜。我骑着摩托满县城乱找，终于买上了一个很大的西瓜。

这那里是在喂西瓜，简直是在喂血泪。我拿匙的手颤抖着，泪眼模糊的找不着他的嘴。周围哭声一片，场面十分悲壮。

望着被病魔折磨得不成人样的二舅，我很难把他与往日英俊潇酒、官气十足的关中汉子联系起来。虽然己经去世多年，但每时每刻他都和我在一起，音容笑貌挥之不去。　

记得小时候，父亲目不识丁，土里刨食，眼看着几个儿子一天天长大，学费、吃穿已经供养不起。就在这个接骨眼上，爷爷见三代同堂的家庭风雨飘摇，就提出分家。父亲虽然是个农民，但很有骨气，和母亲商量之后，就准备在村外另批一院庄基地。

舅舅这时候刚从高中毕业，不久就被招到咸阳铁路局当了工人。二舅当了工人以后十分自豪，给我们家寄来的第一张照片是左手戴着一副手表，右手拖着左手。有了手表，这在当时的农村可是身份的象征。从那时起，我发誓要象舅舅一样，在外面的世界闯一份天地。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也就天天盼着舅舅回来探亲。

一年多时间，舅舅终于回来了。这时候爷爷正在给我们分家，分家的结果是，陕西四合院的上房从中间隔开一半，厢房给了一间，两处房子加起来不到３０平米。上房当作厨房，厢房住人。做一个大土炕，全家人就挤在一起。

看到我家贫困撩倒的样子，二舅便和父母商量如何走出贫困的办法。

打庄子盖房被排上议事日程。二舅当时在农村算是个知识青年，又成了吃商品粮的工人，因此他在相邻几个村子很有感召力。他一发动，亲戚邻里几乎都来帮忙了。爸爸领着大家喊着号子，一大堆黄土一天两堵墙的速度，真是热火朝天。爸爸没有文化，可是凭干苦力谁也赶不上他。这些天母亲更是忙碌，为了答谢亲朋好友的厚爱，她组织了一帮小媳妇不停的蒸白馍，做烩菜犒赏乡亲。十多天，四合院就围成了。父母亲从县城买来几挂鞭炮，绕着四合院燃放一圈，说是为了辟邪。亲朋好友、邻居小孩跟前跑后，好像要过盛大的节日，刚刚圈成的庄基地上一片喜气洋洋。

庄基地给我们家的生活带来了希望。

一年过去了，父亲没事就来到自家的庄子里。他从外面一天天拣来些破瓦烂砖，给小院铺就了一条小路。小路将小院划成了四块。

二舅又一次探亲来到我家。舅舅说：“你现时没钱盖房，就在院子种上香椿树。”这个金点子得到爸爸妈妈的采纳。

陕西的香椿树生长的相当快，两三年就可以当成材料盖房用了。椿树长了一年，枝繁叶茂。这一年冬天，妈妈生了个小弟弟，爸爸一高兴将里面长的最高的四棵香椿树移栽到了门外。也许在父亲的心目中，这四棵香椿树，就是他生养的四个儿子，也是他含心茹苦、哺育我们成长的朴素愿望。

舅舅再一年探亲回来的时候，看着门外茁壮成长的几棵香椿树，他把我们兄弟四人叫到跟前仔细地端详。他心里想，就算我姐和我哥这些年虽然苦一些，他们以后也会很幸福的。

那时候我在我们兄弟四人中算是长的最标致的一个。舅舅把父母亲拉到一边嘀咕了一阵，只见父母使劲的点头，我们几个云里雾里，不知道他们大人有什么计划。

第二天我记得是个星期六，舅舅很早就骑车来到我家。母亲给我洗漱打扮，好像要过年似的。全家人目送着把我和舅舅送到大路上。一路上，舅舅一个劲的问我，将来长大想干什么。我说和你一样出去挣钱。眼前就浮现出二舅戴手表的那副得意的照片。

家离县城南门只有三里路，舅舅用自行车把我带到东大街停下了。这时，他把我放下来摸了摸我的头，带着微笑说：“咱县秦腔团最近招收小演员，你愿意去试一下不？”我一下子脸红了。当演员这事我可从来没想过。因为家境贫寒，小时候看别人写字写得好的我特羡慕，也爱用铅笔照着书或连环画画一些小画。曾经把叔父和二舅的照片照着用铅笔画的很像，因为他俩是我心中的偶像。

舅舅不管我愿意不愿意，就把车子锁好，拉着我的手往剧团里面走。我们刚跨进大门，就听见里面传来吊嗓子的声音。来到考场，厅子里面放着一排桌子，坐着男男女女许多人。底下站着十几个小孩，还有最后面站着的家长们。小孩一个一个应考着，老师们审视小演员的动作使我想起了我们家邻村兽医站卖马卖牛的情景。等轮到我的时候，我已经紧张的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反正觉得全场的目光都瞪着我。一个工作人员把我全身上下摸个遍，最后让我喊几声。因为我从小听大人干活烦闷时总唱秦腔，有线广播里也经常放秦腔，我就吼了一句：“叫嫂嫂她直哭的，悲哀伤痛……”好，下一个，我被推到了旁边。

二舅赶紧把我拉到他怀里，擦拭着我紧张和害怕而出现的一头冷汗。

结果可想而知，我不是这块料。因为当演员不是我的理想，也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之后的几年，也许是因为年龄小，家里也没有再提起让我去干什么的想法。

过了两年，在二舅他们的帮助下，父母在四合院里盖了四间厢房。靠西的两间做住房，靠东的两间当厨房。日子虽然穷点、苦点，但父母勤俭持家，也没饿着、冻着。

转眼到了十七岁，这时我已经在县城上了两年高中。二舅这时已经是铁三处二段的团委书记了。

这年十月份，二舅又来到我家。他说：“姐、哥，今年冬季征兵，我看老大、老二都到年龄了，你不如先放出去一个，叫娃到外面闯荡去。”父母说：“行倒是行，不过你看光村上象他俩这一般大的孩子就几十个，当兵能当上么？”二舅说：“老大不是在大队当书记么，我看这事能成。”父母说：“你是当家人，就照你的办吧。”

有一天，我还在上语文课，二舅和大哥把我叫了出来，说是体检。我问干啥，他俩说当兵，这我更没想过。因为在我十六岁那年，家里打红芋窖，我不小心把脚挖伤了，现在还有点跛。他俩二话不说，拉上我就去了体检站。我咬紧牙关，总算把这最担心的一关过去。过了几天，二舅和大哥直接把军服给捎了回来。

晚上一回家，家里像过年一样坐满了亲朋好友。几平米的小屋里，桌上放满了鸡蛋、水果等礼品，父亲母亲忙着做菜设酒招待客人。屋里坐不下，就在院子里拉上了灯泡。十几个人坐了两桌子。二舅把我叫到跟前，今天他显得特别的高兴、自豪。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家，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么红火的酒宴，而且是为了儿子当兵。

那是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最后一年，解放军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崇高而伟大。后来听妈说，我们村里报名就报了二十个，最后只走了四个，比上大学还难。

这一晚，二舅、爸爸都喝多了。我、大哥、两个弟弟好像也醉了。听说我要走了，平时四个打架骂仗，这时候几个亲热的，整晚在厢房的土炕上打闹取笑，难分难舍。只有最小的弟弟被妈抱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该走亲戚了。先去二舅家把东西一放，看了外爷、外婆、几个舅舅以后，午饭在二舅家吃的。二舅家老少满堂，喜气洋洋。酒酣耳热之后，二舅把我拉到跟前说：“到了部队上，可能要求很严，舅舅终身的愿望让你给实现了，一定要好好干，争取穿上‘四个兜’（军官）回来。”接着他从桌子上打开了一个帆布提包说：“二舅也没有多少钱，就把我常用的这个提包送给你，另外给你买了一支钢笔，一个带皮的笔记本。”我毕恭毕敬地把东西接过来，一股热泪掉在了刚穿不久的新军服上。

几天后，新兵在县人民会堂集中以后，在热烈的锣鼓声和欢呼声中坐上了汽车。这一年，我们县光给宁夏就送来了450名新兵。集中整队以后，直到军车快要离开县城出东门的时候，我才找到爷爷、奶奶，外爷、外公，几个舅舅、哥哥、弟弟、姑姑、姑父等一大堆亲戚。我激动的热泪盈眶。这时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二舅，只见他摘下眼镜在抹眼泪。我的眼泪更是成了断线的珠子。这眼泪里有感激、惜别、憧憬，迷惘的许多种成份。惜别后二舅抹泪的影子一直伴随着我的一生。

来到部队的的第一年，我收到二舅的几封来信。每封信都是一堂政治课。那时候政治气氛很浓。这几封信我一直保存到现在。每次重看的时候，都让我回忆起那个年代。

几年后，我考上了西安陆军学校，第一个我就给舅舅写了一封报喜信。二舅赶快利用星期六探亲来到西安看我。我把二舅带到西安大雁塔旁边的小饭馆。二舅喝了几壶酒以后，又流下了眼泪。他说：“外甥：你真有出息。没忘了父母的养育之恩，给乡亲们脸上增了光。”最后他说你哥、你五舅现在也在部队。他们要能像你一样多好。我用津贴费给二舅买了一个收音机，二舅很珍爱地收藏了起来。

毕业后，我提了干部，像二舅希望的那样穿上了“四个兜”。我没有辜负二舅的希望，一直从部队到公安干的很好·

这期间，二舅也从铁路调到县里，从乡长、书记、干到局长。因为年龄的关系他退到了二线。又因为担任了乡长、书记的时候工作劳累，不幸得了肾病。

前年夏天，二舅忽然给我来电话说他想来宁夏转转，这是一片他心目中的热土。因为有病，一天多的路程，座县里派的专车走走停停，整整走了四天。到了以后，我隆重的安排他在最好的酒店吃饭，可他只能吃馒头、喝稀饭。我只好陪他在各处走走，看看石嘴山的变化。他心满意足了，说今生今世死而无撼。我赶紧劝他别说不吉利的话。同时也隐约感到情况不妙。果不然他第二年就离开了人间。

怀念是一种病，怀念是一种情。对父辈的怀念，使我乘载着巨大的重负。象接力赛一样，我要把二舅对我的关爱，那种关爱背后呈现出的无私奉献的精神，那种浓浓的骨肉亲情，那种甘为人梯的精神发扬光大，溶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