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科尔沁的一个小农村，全村不足一百户人家。我的父亲原来是村里的电工，由于电表帐记的好，被乡里任命为本村的会计。年薪只有四千，但在这个穷乡僻壤也成了那些不甘寂寞的人们所逐鹿的角色。每次村民选举都会引起一阵不大不小的骚动。而我的父亲却从不对此做任何的担心，依旧以打牌消磨无聊的冬天。

留给我心里印象深刻的一幕是：我的叔叔们似热锅上的蚂蚁跑到我家。以叱责的态度对我父亲说：“村里都炸开锅了，你还有闲情逸致打牌。”父亲的牌友在一旁调侃的说：“他这叫坐怀不乱。”我父亲却十分正经的说：“净扯淡，平时都老实巴叽的，这个时候都整这个景。你们别跟他们一样，给我瞎搅和。这样连任人们还以为我是拉选票拉来的呢。再说了，大队现在一屁股饥荒。年前建的学校和大队的房子。村里总共几户人家，学校整那么大的房子。大队也是，刚盖完房子村里就精简剩下村长书记和会计三个人了，那么大的房子三个人办公，钱花不到正地方。我干这一年了工资一点影都没有，干的还有啥意思啊。”

其实当时我也并不担心，凭我父亲的人缘，小小年纪的我都胸有成竹。出乎意料的是只差三票就是全票。父亲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只有母亲唠叨的说着：“一家三口，猜都猜的到是谁。亲戚都投我们的票了．．．．．．”我问了一句：“谁啊？”父亲马上严厉的叱责我：“小嘎，问那个干啥。”

父亲的为人处事，一言一行一直都是我小时候效仿的榜样。

在我十二三岁时,父亲给我的另一个印象是吃过母亲做的饭后,点根烟,沏杯茶,嗑着瓜子,看着电视。而我也在父亲的强制下担负起了家里的重活累活。而且稍有不顺眼就拳脚相加。这也许也是大多数八十年代人经历过的中国式教育吧。

人在成年前总有一个叛逆的阶段，不经历这个阶段也就不会成熟。我也不例外，到了十七八岁我开始对父亲的越来越懒惰爆发了与父亲的对抗。其实也谈不上对抗，因为对十七八岁的我，父亲也算是还我自由了。任由我的性子，错了也看着我撞到难墙，自己回头。

依昔记得一次与父亲的“经典战役”，那也是发生在一个无聊的冬天。记得那天晚上看到了一只猫头鹰停在我家的高高的电视杆上，在我们家乡有句俗话叫：“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就在这天晚上因为父亲打麻将输了两百多块钱。一直主张父亲打点小牌，不主张父亲打麻将的母亲先挑起了战端。那天晚上吵的很凶。母亲拿起一个瓷的茶杯砸在了父亲的头上，流了很多血。我也在一旁歇斯底里的谩骂着父亲：“活该，一天啥活也不干，就知道赌，你活该。”父亲没有对我做任何的还击。只有邻居毫无痛痒的打了几下我的背：“这小嘎，咋说话呢。”父亲也只是对邻居说：“他还小，过两年就懂事了。”而我仍不依不饶的谩骂着：“我一辈子都会看不起你的。”

这件事也像历来的战役一样，随着父亲的忍让，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只是从此我没有了小时候对父亲的那种崇拜。

记忆里那几年村里也发生了很多事。有一个叫宝龙山糖厂的企业，不知道怎么的就和乡政府扯上了关系。在政府的大力鼓励下，很多农民种起了甜菜。最终以糖厂的突然倒闭告终。至此，每逢过年都会有很多人拿着崭新的白条到我家和我父亲商量如何去乡里要钱。

第二年又搞花生，但这一年是先签合同的。很多农民又在政府的鼓吹下种了花生。结果却是在政府压低价格等一系列措施下，分几年支付的方式告终。之后又搞洋葱之类的。

我不知道很多农民工进城是什么原因，但我们村也许是这个原因。除了春节，其他时间村里见不到一个青年人。

我初中毕业那年，父亲也正筹备着盖瓦房。父亲的意思是今年正好赶上盖房，家里的钱周转不开，让我复读一年再考高中。父亲也殷勤的向我介绍着他自以为史无前例的悬空梁设计以及房屋的布局。可我却执意要去读中专。就是想早点离开这个穷地方。因为那时的我也从来没离开家超过五十里。最终还是由于我的任性，第一次乘26个小时的火车去呼和浩特上学。家里也由原来的土坯房搬进了瓦房。

当我第一次暑假回家的时候，看到父亲苍老了很多，瓦房的悬空梁也裸露着，也没看见父亲想像中的日本式拉门。一天母亲拿着一个小小的日记本给我看，上面写着：胡凤坤500张国庆200．．．．．．母亲说：“这是半年来咱家借的钱。”我开始后悔我的选择了。这天晚上，忍耐了多年的父亲好像憋了十几年的话终于说了出来。不是讲什么深刻的道理，而是边哭边骂：“你这个没出息的玩意儿，一直就只会用钱。我在家里东家借西家凑容易吗，人家都知道咱家今年又盖房有要供你上学，一上谁家，人家马上就说‘我们家今年干什么什么花了多少钱’，先把门封死了。你要是再不争口气，你他妈就是个混蛋玩意儿。我执意要盖这个房子也是怕你日后没出息，我也啥也没落下。”父亲含着泪的话虽说的有些模糊，可字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这也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父亲的眼泪。看到父亲头上曾经被母亲砸过的伤疤，想起自己说过的混帐话，想起曾经为自己是战争的胜利者而感到光荣的情景。心里愧疚难当。愧疚当时对父亲的不理解，愧疚父亲一辈子对我良苦用心。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