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80多耳光打在脸上。

今年9岁的朱海被全班同学打了耳光，是朱海的奶奶蒋太婆发现的。蒋太婆今年60多岁，是武汉市三蜀居委会的主任。

朱海在宝善街读三年级。4月14日上午，数学老师范丹计划给朱海所在的班级教新课，但课堂纪律不是很好，朱海在下面讲话，范老师批评了他，又接着讲。不久，朱海又讲起话来，范老师一下就火了，厉声叫道：朱海站起来！然后，范老师又喝道：你自己打自己两个耳光！朱海当然不乐意。

范老师就决定让全班同学每人打他两个耳光。

据事后同学回忆，在一旁观看的老师还对那些下手轻的同学说：“打这么轻。重新打！你们不愿意打，我就让朱海来打你们。”

范老师今年20岁不到，刚毕业分配到宝善街小学不久。在接受采访时，她解释说她当时只是觉得老师打学生不对，但没有想到学生打学生也不对。为什么会想到要打学生，这位年轻的女老师解释说，她很怕教不好，别人会责怪她。她说她当时有些懵了，后来想起来也觉得后悔，所以对谁也没敢说。

蒋太婆问自己的孙子朱海：“为什么挨了打不回来告诉奶奶呢？”朱海说：“说这个事，太丑。”

学校知道了这件事当然很重视，学校领导三番五次地到朱海家陪不是，范老师也到朱海家赔礼道歉。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尚处于良性状态，彼此还没有太介意与纠缠此事。甚至学校征询家长意见是不是开除这个老师公职时，蒋太婆还说千万别这样，现在找一份工作也不是容易的事。

但后来当双方坐下来谈如何处理此事时，谈崩了。家长方面提出了三条要求：第一，范老师在全班向朱海道歉；第二，范老师不能再带这个班，因为朱海看见她就害怕；第三，学校专门找一个老师辅导朱海学习。

因为这个学期就要结束了，学校不同意立即换老师，但还是按部就班开始处理此事。范丹老师受到了全区的通报批评，学校扣发了她今年一年的奖金，并决定她今年在班上向朱海同学做检讨。这次还安排朱海发言，朱海写了个发言稿，大意是：上范老师的数学课，我讲话，范老师让同学们打我。同学打我是不对的，范老师让同学打我也不对。我上课讲话也不对。这个发言稿让蒋太婆看见了，她一看就发火了，“明明说好是范老师向朱海做检讨，为什么现在要朱海也检讨。”

这样，家长与学校弄得更僵了。

蒋太婆向学校明确提出要求：打一耳光赔1万块钱，学校赔80万，这事才算完，家长的价码一开出，学校觉得很难办了。

事实上，蒋太婆是拿这个价码与学校斗气。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再穷，也不会穷到让别人打我们孩子来赚钱吧！”她说她最生气的是学校没有认识到这件事给孩子心灵带来的创伤，现在孩子还小，不明白事理。如果学校不把这件事带给他的阴影尽量消除，他有了尊严意识后又会怎样看待自己的这次被打耳光呢？

6月15日，这一件事终于有了一个结果。朱海转到另外一所小学读书，学校赔偿朱家1000元。

态度：老师是最吃亏而不讨好的职业。

25岁的刘平在一年前停津留职辞掉了他的老师工作。辞职前，他是湖南浏阳市牛石中学的老师，教语文和政治，是这所学校为数不多的几位优秀老师之一。他说：“我用我当学生时最痛恨的办法取得了成功，这种成功太没有意思。”

刘平自称他读书时是个混混，是个小蹩子，高中时他考进了他们城市的重点中学，但不久便与班主任发生冲突。冲突的起因是刘平与班上的一个同学为打开水的事打过一架，而这个同学恰好又是班主任的表弟。随后，刘平就成了老师口中的“坏了一锅汤的老鼠屎”。甚至冬天也不允许他戴手套，虽然他生了冻伧。这样刘平就径直走向小混混的队伍里，经常打架斗殴，被学校处分了好多次。

上高二的第13天，他和家长被学校请去了。学校给出了两条路：一是开除，二是转学。如果转学，学校可以取消一切处分，给个好评语。刘平唯一的选择只能是转学了。

旧平经历了落榜、复读，终于考上了长沙大学。毕业后，他告诉家人要回他当年被劝转学的那所中学去当老师，表现给他们看一看应该怎样当老师。但家人打消了他这可笑念头，这样一来他进了牛石中学，这是1995年。

当时整个教育界素质教育呼声正高，正可以容忍刘平表现自己的能力。

刘平改革了语文作业教学，他要求他的学生每天写日记，每两周有一次口头作文课。随便找出一样道具，比如地球仪什么的，让学生一个一个上台来讲他看到什么，借此练习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开始学生们不习惯他这一套，后来竟爱上了他这套办法。于是，学校的公开课，他总能出风头。他对学生在作文中出现的错别字，并不象一般老师在作文本上改完就行了，而是最常见的错别字列出来一个一个讲，比如“大吃一惊”，学生们爱写成“大吃一斤”。刘平在班上讲：“你们在回家的路上看见牛屎，谁能大吃一‘斤’。”就上台表演给大家看。班上学生在哄堂大笑中，明白地记住了“惊”。

在这年年末的全市统考中，刘平所教的两个班语文成绩在全校五个班中，分别只排第三名和第四名。这一结果否定了他所有的努力。年终的考核评定，他仅仅得了个“中”，年终奖金也仅仅400来元。

第二年，刘平被安排带一个班的语文与两个班的政治。他决定改变自己的教学方法。在钻研历次统考试卷之后，他自己出了10套语文模拟考卷。在学期结束前一个月就完成了新课的讲授，开始模拟考试。

刘平认为他的考试方式既原始也有效。比如政治，根本就不跟学生们讲什么，根本就不期待他们理解什么。每次考试，凡达到80分以上者，就自己去订正没有答对的答案。而80分以下的学生，则告诉他们标准答案，让他们去背，背过之后再考。语文也和政治一样，考过背，背过再考。他总结规律是：一般如此三遍以上，全班学生基本上都可以达到80分以上。

尽管学生对这套方式痛恨至极，刘平终于出了“成绩”，在这一学年全市统考中，他所带的两个班的政治平均成绩在全校名列第一、第二，在全市近200个班级里，也排到第10名和第15名，语文成绩也在学校排列第一名，全市第22名。随后他被评为学校的优秀老师，年终奖金也拿到了1500元。正是在取得这些成绩后，刘平离开了学校。

刘平说，他们年轻老师在每次上课铃响后，拿着课本离开办公室时都相视而言：“走，我们有摧残学生了。”

观点：老师是管学生的。

刘嘉有次开车违章被警察抓住了，要扣照。刘嘉跟警察说好话，说他所在的小学与警察很近，是“亲戚”单位。警察听说他是老师，很有道理地给他来了个总结：老师是干什么的，管学生的！我们警察是干什么的，就是管违章的。

刘嘉说他听来了一个真理：老师就是管学生的！

刘嘉其实不是正式老师，他至今也没有老师任职资格证书，但他不时会被一些小学当作专家请他去为学生们辅导数学。他自己也有长期的数学竞赛辅导班，学生多的时候达到5000多人，现在也有3000多人。这些学生按不同年龄被分成为40个班级，每周一次或两次很正式地上课布置作业。而且他还是纳税人。这种被称为“社会办学”的竞赛辅导班，武汉市就他办得最有名气也最具规模。他有本领让学生在各种各样的数学竞赛里拿到名次。

许多家长口耳相传找到了他。在这种民间传播中，描述刘嘉的第一句话往往不是他的成绩，而是“他经常体罚学生的”，还有传言说没有学生没被他打过。但是，仍然有一批一批的家长把孩子送到他的辅导班来。

刘嘉很正大光明地实行着一套在一般学校万万不敢采用的教学方法。他每半年考试一次，按成绩排座位。成绩好的就坐在离黑板更近的前排。成绩不好的只能老老实实坐在离黑板更远的后排。当然，在他这里也分快慢班。他觉得孩子成绩跟不上的，会很明白无误地跟家长说，你把他带回去算了，免得浪费时间和钱财。当然他也有奖励的措施，比如每半年考试之后，成绩在他定的分数线上的，不仅可以坐好位置，还被免掉这半年的学费。他对学生说：“你们如果长大了想去踏‘三轮’（三轮车），你们回家就可以睡觉。老师我当年没有12点以前睡觉的。数学没有别的巧，就是你们给我做题。”在他上课时，学生凡犯有讲话，做小动作，不安心听课等错误，他就极可能走过去，这时候犯错误的学生已经哆唆着站起来，他手里的一根教鞭，对着学生要不打屁股，要不打手心。但家长似乎都无异议。

刘嘉认为，老师的权力应当得到充分承认。

他分析说，站在人权的角度而言，儿童与所有的人一样拥有权力，而且不能侵犯。但如果这样简单地认定，就会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儿童的思想与行为是不完整不健全的，有些思维与行为对个人的成长有害，这些东西当然要纠正。谁来纠正？老师这个职业应当是有权的，也应当被认可的。

纠正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现在被广泛认可的交谈式的方式，另一种就是体罚式的。比如过去的皇帝，一个国家最大的一个人物吧，但他的老师还不是有教鞭，在他犯错误时打他纠正他。

刘嘉认定，体罚的方式是在学校被最广泛采用的方式之一。比如留下来，比如罚做作业等，这些你能说它不是体罚？

刘嘉称，与一般学校采用隐性的体罚方式不同，他更喜欢直接的行动。在为自己行为寻找理论基础的同时，刘嘉也注意到了教育的亚洲方式与欧美方式的不同，他归纳说这是因为文化传统不一样。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权力决定规则，规则体现秩序——老师当然也是权力环节中的一环；而欧美则是法律决定权力，法律体现秩序。

常规与非常规

压力：几乎所有的老师都认为他们的压力过大，一些年长的老师今昨对比，这种感觉来得尤其强烈。

每个城市，特别是中小城市，起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每学期都有不同形式的统考。考试成绩被据说很科学地分类排序，可以认定这种分类排序是为着量化地研究如何搞好教学，但其最实际的应用却在另一方面。在这种排序中，学校的位次一清二楚。没有学校敢不在意这一现象。如果你的升学率下降，紧接着你的生源也成了问题。家长宁肯掏大价钱让孩子到高入学率的学校去读书，也不会到你学校来。如此一来，学校要翻身难啦。

一位退休的老师评价说：“现在的学习更象体育竞赛，分数与名次成为衡量的标准。在这种循环里，谁也不敢掉队。”但他又总结说：“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读书呢？”

学校的压力当然会往下传递。老师们的奖金和收入也与分数和名次挂钩。你可能一学年只拿400元奖金，也可能拿到1500元，这关乎你的班级平均分与名次。

老师的压力又会往哪里传递呢？学生，唯有学生！在这套系统里，未成年的学生成为压力终极的承受者。这公平吗？

动机：所有老师都宣称他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学生好。哪有老师不希望自己学生有出息的呢？

但是，毫无疑问，与分数挂钩的评价体系和奖金分配介入，已经清清楚楚表明了决定老师行为的另外更重要的因素。所以人们有理由观察高尚动机背后所含有的另一面。

反差：有两种反差被发现是广泛存在的。

一是老师的自我评价与社会真实评价的反差。我的一个采访对象夫妇都是老师，丈夫是大学教政治的教授，还是政府津贴的享受者，妻子是一个中学的班主任，丈夫的收入却不如妻子，但妻子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不满：“社会上那么多比我高得多的人。”而宝善街小学姚校长告诉我，他们周围很多人议论老师时说：“也不就是一个仅仅相当于高中毕业的小学教师，凭什么拿得比我们高，而且还那么稳定！”

对收入现实的评价反差有掺和了另外一层评价——被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老师，在想象中的价值与社会中的价值的反差，如此累加，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总不能合撤。

权力：很多老师很委屈，他们说我们现在哪里还有什么权力可言，过去的老师把学生打几下不足以论，而现在你敢吗？

时代的变化使老师更被广泛关注了，而这种关注又是以每个个体自我权力意识的增强为前提的。一位老师曾反问道：“谁能确定老师权力的底线在哪里？”

本文已被编辑[冰凤凰]于2007-11-6 21:50:28修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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