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选择下的人性冲突

——《原野》主题试论

在曹禺早期剧作中，《原野》的争议最大，尤其是它的主题。1987年吴建波发表的《重评仇虎的复仇悲剧》一文认为：“《原野》正是从伦理和心理的角度，揭示出封建思想对于民族灵魂的冲击。”可以说这一评价是较为中肯的。但笔者认为，要把握《原野》的主题，应当从人类的高度去思考，而不宜单单停留在民族人或阶级人的层面上强调其社会功利影响。歌德曾经拒绝说明《浮士德》的主题，但这并不是说艺术无主题，而是说主题体现在整个作品中，切不可断章取义。仔细分析起来，《原野》是一部伦理心理悲剧，作者将伦理和心理作为两极对立，描写其中人在面对伦理与自我的两难境地以及人性在伦理规范与选择下的往复冲撞。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自古以来人类最基本的伦理思维。因此，被焦阎王杀父夺地、卖妹害己的仇虎八年以来的必然选择就是复仇，这时的复仇是一种被伦理道德所认可的人的欲望，即由于遭受不公正而产生仇恨的复仇欲，是—种从人类本性中不可遏制地产生出来的情欲，并且，即使它是恶毒的，它仍然是—种最强烈、最根深蒂固的情欲。很明显，仇虎出场时的复仇情绪，尽管带着“凶狠、机诈、积恨与痛苦”，但却是在伦理选择和要求下的人性正常突现，因而它是和谐的。

很快，仇虎得知焦阎王已经寿终正寝，便骤然从出师时的—鼓作气跌落，面临着复仇行动失去对象的失败残局。这时，伦理重新指导人性选择：要么，放弃复仇理想而偃旗息鼓；要么，重新确定复仇日标。仇虎选定了后者。于是，他首先从金子人手对焦家展开复仇活动，“我一进你焦家的门，就叫你的儿媳妇在你这老脸上打了一巴掌。”并静候新的复仇目标——焦大星的出现。在等待的十天里他重新安排，以对付焦氏。他要她亲眼看到自己的也是焦阎王的家的毁灭，要她亲手杀死自己的孙子，让痛苦伴随她度过余生。因为这是“父债子还”，“一报还一报”，因为“焦家害我，比这个毒”。但焦大星却是一个极其善良懦弱的人，而且她对于焦仇两家的恩恩怨怨一无所知，完全是一个无辜者。此时的人物关系是仇虎为刀俎，大星为鱼肉，强弱对比悬殊，善恶较量失衡，这样就使得仇虎的复仇有些违背伦理常规；以恶对善（因复仇本身就是一种恶的欲念）、以强“凌”弱。道德伦理允许复仇欲望的正常扩张，必要报之而后快，但同时又安排善良者以恶的方式对善良者必将遭到的良心谴责。这是仇虎复仇定位于焦大星后遇到的两难境地：杀大星，是弃情感、人道而不顾；不杀大星，强悍、愤懑的复仇欲望则无以宣泄。这两难综合起来的尴尬便是正义的复仇者必须杀死一个善良的无辜者。

这一两难境地导致了仇虎的犹豫和复仇重构，最终由仇虎的误认（误认焦大星报告侦缉队）使仇虎找到一个伦理的借口：你不仁我不义，痛下杀手，至此，整个复仇行动达于高[chao]而宣告结束。但大星的死却如一面伦理与人性的双面镜，照亮了仇虎人性中恶的奸险和膨胀，尤其是在仇虎精心的反计谋下，焦氏打杀无辜的小黑子之后，仇虎的复仇意志与复仇信念彻底崩溃，顷刻间处于一种道德焦虑之中，这是自我中的一种负疚和羞愧感觉，是由对来自良心的危险的知觉引起的，其根源存在于人格结构中，这佯，伦理的复仇正义感与良心的危险知觉，形成一组对立的深沉的潜在情绪左冲右突，导致仇虎复仇完结后的情理失控、意识错乱。

伦理道德究竟为何物?这是我们需要弄清的一个问题。人类最初并没有一个抽象的道德概念，也没有—个普遍的道德规范。在希腊语中，道德的“德性”是由“习惯”一词演化而来的，而理性的道德品质是随着时间和经验知识的积累、训练而获得的。从本体上讲，道德乃是人类对宇宙法则秩序的价值领悟及其自然所得，它虽然包含着形而上学的思考，包含着神明、德性及神秘主义，却是一种原始形态的道德。但随着伦理学家的伦理化、规范化之后，道德也就成了一个超越人类自身存在的文化价值体系或超自我存在的外在价值力量。这时的道德伦理所强化的不是自我价值，而是外在价值，不是自善，而是自我对外在价值的依附。尤其是随着宗法制度的发展，用来说明人伦关系及个人品格的道德思维也就发展为家族的、社会群体的、国家的各种权力和义务的思考了，当人的一切情感的、意志的、爱欲的价值选择都服从于绝对的伦理道德关系的时候，或者说人的一切情感、是非、善恶都淹没在虚伪的道德价值准则中的时候，人也就非人了，自我的“美德”也就可能变成罪恶。

那么伴随着人类与生俱来的人性在伦理道德产生之前本就无所谓善恶之分，处于一种自然混沌的状态，后来的善、恶只是人为的划分，而且这种人为的划分往往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仇虎的复仇从伦理而言，它是正义的；从人性而言，它是正常的，因为它是人的一种欲望存在。但这一复仇的对象是无辜的，从被复仇者而言，这一行动剥夺了一个善良人的生存权利，尤其是在一无所知，无所反抗的情况下，又是非人性的。最后，仇虎杀死大星后领着金子逃奔在黑林子里，始终无法逃出黑暗和原野的羁绊，更无法摆脱自我心理的巨大压力。仇虎面前出现的种种困惑与挣扎，使他陷入精神的困境，以致他矛盾、惊惧、迷幻、竭力忏悔和辩白。归结起来，仇虎恰好是悲剧中“受到两种思想支配的男主人公”。他面临着两种选择：一个代表共同的天职与法律的权力；另一个代表激情与情绪的力量。而正是他复仇的成功使仇虎完成了他的悲剧：那便是“另一种选择”与复仇的选择间的矛盾冲突必然导致的。这“另一种选择”便是他内心深处的“爱”与“善”。这就是为何说《原野》是一出伦理心理悲剧的原因所在。

仇虎的两种“选择”间的矛盾不权构成了存在的戏剧冲突，同时在更深程度上实现了悲剧主题的完整而自然的演绎。《原野》中的仇虎已不仅仅是他自己了，更为重要的是，他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人类本身的象征。仇虎走不出黑森林，其实也就是无法认识自己，无法超越自己。在第三幕中，有这样一段介绍：“在黑的原野，我们寻不出他一丝的‘丑’，反之，逐渐发现他是美的，值得人的高贵同情的。他代表一种被重重压迫的真人，在林中重演他遭受的不公。在序幕中的那种狡恶、机诈的性质消失。”作者让仇虎在复仇之后的自责和忏悔中还原为“美的真人”。这样，作者用仇虎的道德的自我完成同时否认了其复仇的正义性质，也显示出作者的困惑所在。

曹禺是一个很容易受情境影响的作家。他在赋予剧中人物仇虎以道德焦虑的同时，自身也是相当困惑和痛苦的。当他以戏剧程式的习惯去规范生活事件时，怀疑性焦虑在努力地保持主体不从自身退出，他希望能实现对自身的控制，但往往只是一种意念、憧憬或者困惑的演绎而已。有论者根据曹禺对《原野》的主题的说明，认定其主题不是复仇，而是要表现受尽封建压迫的农民的一生和逐渐觉醒，因为仇虎在临死前，对自己的悲剧有了新的领悟：“一个人拼就会死”，“弟兄们要一块跟他们拼，准能活。”诚然，仇虎逃回家是为了复仇，从序幕开始到第三幕最后一场幕落，我们看到的是仇虎复仇的全过程，同时它也的确反映了某些农村的阶级斗争与阶级压迫，然而把它说成是表现阶级斗争和农民意识觉醒的作品，就不完全符合实际了。《原野》中的复仇和以农民身份出现的抗争只是作品浅层意义上的显主题，换言之，它仅仅是用来承载深层的本质意义上的隐主题的有形框架和选择定位而已。与其说仇虎的复仇故事是表现民国初期的农村的阶级压迫与反抗，不如说是仇虎的“报仇雪恨”给观众讲述了一个遥远而古老韵命题：伦理与人性之间的两难选择。笔者窃以为，这才是《原野》真正的主题所在，扩而言之，也是文学的终极指向之一。

本文已被编辑[漠孤寒]于2007-11-3 21:55:39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