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其人”一词，出自宋代诗人苏东坡的《答张文潜书》。“子由（苏辙）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张文潜即张耒，生于宋仁宗皇佑四年(1052年)，卒于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是苏辙的学生,也是东坡的弟子，曾随东坡出游。耒有雄才，尤长骚词，诗得盛唐之髓，名重当时，与黄庭坚、秦观、晃补之并称为“苏门四学士”。他向苏东坡问及苏辙的文章，苏东坡告诉他：其实苏辙的文章比我好，好多人没有看过他的文章，以为他不如我。这个人深居简出，不愿张扬，很少有人知道他，所以他的文章和他的人一样也很少有人知道了。

苏东坡作为北派词坛的宗主，当时就已名扬天下。他说的这段话并不是居高临下的故作谦虚，也不是为自己的弟弟做广告，实在是一种出自内心、实事求是的评价。试想，以苏辙十九岁的年纪而能与长他三岁的哥哥苏轼同时考中进士，足见其文才不在苏轼之下。而他耿直敢言，不媚不阿，更与其兄相映成辉。面对皇帝金殿对策之时，他就因为直言时弊而被压了分数，列为下等；王安石推行青苗法，他又力陈不可，结果被赶出京城，贬为河南推官。宋哲宗当政时，为了表示自己的开明，招苏辙为右司谏，他竞把蔡确、韩缜、章惇等一帮当朝权贵都“谏了去”。后来他虽然官升至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待郎等，但终因上书谏事而被皇上怪罪，落职知汝州，后又谪至雷州，徙循州、永州、岳州。晚年复职，却不肯再问朝中之事，自筑室于颖河之滨，号“颖滨遗老”，屏交绝游，终日面壁而坐，默诵诗文，十年而卒。苏轼说他“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可谓是同胞兄弟知情知性的默契之语。能面壁十年者，我所知道的唯佛门达摩、文坛苏辙而已，这样的人，怎肯轻易地拿自己的文章示人呢？由是推之，“其文如其为人”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文如其人”是苏东坡对其弟苏辙的评价。事实上，苏东坡自己就是一个非常“文如其人”的人。他磊落豪放，洒脱出尘，虽历经磨难而不坠其志，纵沦落天涯仍旷达乐观。他的这种性格构成了他作品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宏健基调，终能一柱擎天，独步宋代词坛，文风人格，浑然一体。千载之下，我们诵之颂之，仿佛大江东去，荡涤胸怀；又如惊涛裂岸，振聋发聩。真乃大宗师也！

张耒是苏轼、苏辙的弟子，自然也很有乃师“文如其人”的风范。他十三岁能文,十七岁作《函关赋》,被人传诵一时。弱冠之年便考中了进士,诗效唐代大家白居易而蕴藉深远独具神韵,有诗集《宛丘诗抄》流行于世间。他路过唐代诗人李贺在洛阳的福昌故居时，曾信手作诗一首。诗曰：

少年词笔动时人，

未俗文章久失真。

独爱诗篇超物象，

只应山水兴精神。

清溪水拱荒凉宅，

幽谷花开寂寞春。

天上玉楼终忧惚，

人间遗事已埃尘。

诗名《岁暮福昌怀古•李贺宅》。缅怀前代诗杰，抒写胸中所思。“独爱诗篇超物象，只应山水兴精神。”字里行间，隐约有心声凝聚，豪气迸发。苏东坡非常赏识张耒的才华，曾评其诗曰：“秦得吾工，张得吾易。”拿现在的话说，就是秦观学到了我遣词布局的形式，张耒学到了我变化生动的道理。他认为张耒的诗“要在秦、晁之上”。张耒也很爱戴自己的老师，据说他在落职颖州时，听到了苏轼已殒的噩耗，不顾朝廷的禁令（当时苏轼是戴罪之身），立即穿上了丧服，举哀悼念先生，被再次贬降到了房州。其磊风亮节，足可与其文共存于天地之间。

苏轼所说的“文如其人”指的是苏辙这一个，推而广之，历代文人称得上“文如其人”的当有不少。但如果把“文如其人”当成是普遍规律或者是不可更易的铁律，那便遗害无穷了。可惜的是，我们的文学批评界乃至现当代或者有宋以降千年来的文学批评，正是把“文如其人”当成铁律或准铁律看待的，由此造成的谬误和对后学者造成的遗害真是举不胜举了！

先说被王国维、陈寅恪等国学大师刮目相看的清初诗坛盟主钱谦益(1582年-1664年)。钱在东林党人中是领袖人物，代表了“士子”这一特殊的知识阶层对官海宦尘的游离和对统治文化思想的有距离的批判，这是“士子”的人格魅力和文化操守的根本所在。但钱氏对官位的追求却到了如蝇逐臭的地步，甚至不知廉耻，数度变节，技降清军，且在艳妓柳如是面前表现的委琐卑下，为人不齿。从诗歌艺术上讲，他的造诣确实达到了清代以降不可逾越的高度；从人品上讲，他的卑鄙无耻、丑恶阴暗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两个极端，天壤之别，文与人的差异，以兹为大也。

钱谦益考中进士时已28岁，后一直官运不济。为此他也曾想过归隐田园，永辞宦海：“耦耕时有高人约，带月相看并荷锄。”但他内心里是时时刻刻想着再去做官的。中国文人历来依赖统治者官帽而出人头地，渴望的是一个“遇”字，节高风亮的李白尚且如此，钱谦益之流就更不用说了。果然，1627年钱氏再一次奉诏入朝任职时，其得意之状几欲颠狂，直如范进中举：“旋取朝衣来典库，还如舞袖去登场。”（《九月二十六日恭闻登极恩诏有述》）。第二年应诏北上，出任礼部右侍郎时，又写了《戊辰七月应诏赴阙车中言怀十首》，对浩荡皇恩感激涕零：“重向西风挥老泪，余生何以答殊恩？”此时他把归隐田园，永辞宦海早已抛到了九宵云外。文人所谓的“归隐”，并不当真。从这一点讲，大多数的文人谈不上“文如其人”了。

钱谦益任礼部右待郎仅三个月，就被当朝的礼部尚书陷害而削藉南还。他怀着对官场的元限怀恋和悲切离开了朝廷：“秘殿风高白日阴，天阶云物昼沉沉”；“孤臣却立彤墀日，咫尺君门泪满襟”。从此往后的十多年，他再也没有被明朝启用过。崇祯吊死煤山后，南明在南京建立了弘光小朝廷。为了争夺礼部尚书一职，他彻底背叛了东林党人，背叛了江南士子，与阉党权奸马士英、阮大铖沆瀣一气。几个月后，他又打开城门迎进多铎的清军，将南明出卖，成为明清之际有名的降臣，创下了文人变节的历史纪录。

文人一旦陷入“仕途”的迷狂，就消蚀了文人气质和做人的良知、操守，这似乎是一种必然。所谓“文人无行”，大约就是指的这种钻营官场的文人吧？

可笑的是钱谦益人文相悖、风节尽失之后，并没有得到清帝的赏识。乾隆在编《四库全书》时就说：“如钱谦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复身事本朝；……均以不能死节，腼颜苟活，乃托名胜国，妄肆狂言，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毁弃”。钱氏若能听到乾隆此言，不知会不会为自己的所做所为懊悔？

事实上，文品和人格不仅不能画等号，有时甚至是相背的。历史上凡大奸大恶之徒，大都有相当的才能，“无才不足以济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钱谦益文呈一时之雄，其无耻也几乎并世无二。当时还有一批降清文人如候方域、龚定山、吴梅村等，大都为“文如其人”做了一个反证。另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反证是宋代奸相秦桧。秦桧的才华在当时也是首曲一指的，他在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考中头名状元，写得一手好文章,“词学兼茂，才华卓绝。”(宋史《秦桧传》。)字也写得非常好，据说被现代中文印刷业广泛采用的宋体字，就是按照秦桧的书法创造的。最初秦桧表现出来的面目完全是一个“爱国忠臣”。1126年金兵围攻汴京(开封),要求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镇，当时的宰相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等人被金兵淫威下破了胆，一致认为可以割让，秦桧却上疏表示坚决反对。1127年徽钦二帝被俘后，金人准备立张邦昌为伪楚帝，秦桧申状到金营，反对立张邦昌，要求立赵姓人为帝。申状一开始就侃侃而言：“栓荷国厚恩，甚愧无报，今金人拥重兵临已拔之城，操生杀之柄，心欲易姓,栓尽死以辨。……桧不顾斧钺之诛，言两朝之利害，愿复嗣君位，以安四方。”

当时宋朝满朝文武，都被金国军威吓得发抖，谁敢说个不字？秦桧此言一出，满朝谔然，私下里都说他是个大忠臣。实事求是地说，秦桧的表现确实显露出了文人的良知和骨气。当时金兵统帅粘罕大怒，把秦检抓了起来，带到燕京。如果秦桧能够坚持到底，那他就真成了一个文如其人、千古流芳的英雄，说不定宋代的历史还要改写。遗憾的是金人稍加刑讯，秦桧就变节投降，处处讨好粘罕，成了金人奴才。秦桧的老婆王氏生得伶俐俊俏，颇得金兵左元帅挞懒的垂青，秦桧为了表示忠于大金，连老婆也在所不惜。后来秦桧日受倚重，还为金军写了诱降楚州的文书。一身绝好才学，用在了这个地方，真是可悲。

1130年，秦桧被放回南宋。金人要他在南宋取得权柄，做为内应。当时秦桧假称杀了金人监使逃回来的，杭州全城轰动，欢迎“忠臣”归来。虽然有人不信他有如此胆能，但也无可奈何。时间稍长，秦桧的狐狸尾巴藏不住，他向高宗赵构提出了把中国一分为二的主张：“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这恐怕是历史上最早提出“两个中国”谬论的人了。南宋朝野闻之大哗，杭州的街巷里都贴满了“秦相公是奸细”的标语。

1138年，赵构决定向金国臣服，派王伦到金国谈条件，表面上是想接回被金人所俘的生身之母韦妃(赵构不知其时韦妃己改嫁金国盖天大王了)。当时南宋大将岳飞、韩世忠等在军事上节节胜利，朝臣都反对议和。秦桧说：“陛下不惮屈己议和，此人君之孝也。群臣见人主卑屈，怀愤愤之情，此人臣之忠也。君臣之心，两得之矣！”真不愧是“词学兼茂，才华卓绝”，捧了皇帝又爱抚朝臣，两头讨好。当然也有看穿他的伎俩的人，如枢密院的编修胡铨就上书请杀秦桧。实际上他所谓的两头讨好只是一种表面文章，暗地里使出歹毒手段，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大将岳飞杀于风波亭之上。秦桧之耻，以此为最！

议和的结果是金国派了张通古做特使，到江南来要赵构高宗跪下投降。赵构不好意思下跪，秦桧代为跪接诏书，在张通古面前代表南宋三叩首，并率领百官，大张盛宴款待张通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个才高学广的状元，做了万人唾骂的卖国奸贼，文不如其人，人不符其文，此又一证也。

近读《三剑楼随笔》之百剑堂主《傅青主不武而侠》一文，觉明末清初的傅青主倒是一个“文如其人”的榜样。傅青主在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里是一个武功了不得的人，但在历史上却是一个“侠”骨铮铮的文人，原名傅山，字青竹，后改字青主，祖籍山西忻州，长在太原。明朝灭亡后他隐居修道，虽为黄冠道士，却不忘家国之忧。有《风闻叶润苍先生举义》诗云：“铁脊铜肝杖不糜，山东留得好男儿。橐装倡教天祯俸，敲角高呜日有悲。咳唾千夫来虎豹，风云万里泣熊罴。山中不诵《无衣》赋，遥伏黄冠拜义旗。”他与当朝不合作的态度，激怒了统治者，在顺治11年被捕入太原狱并受刑。他抗词不屈,绝食九天，并写诗自况：“秋夜一灯凉，囹圄真道场。”把监狱当做了修行的道场！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康熙17年，开博学鸿词科，有人举荐傅青主，他坚决拒绝。第二年，康熙旨令邑长到他家里去，名为促驾，实为绑票。他称病不行，当地官老爷让人把他连床抬起来就走。离京三十里，他拼死也不愿入城了。城内公卿只好前来迎接他，他睡在床上不起身，不说话，连正眼也不看公卿们一眼。公卿无奈，回去报告给康熙，康熙只好再放他归山，并“特加中书舍人以宠之”，不经考试就给了个官，拉笼他，但他连皇帝的情也不肯领。一个姓冯的相国对他说：“请您老人家勉强随我进京城谢一谢皇上吧。”傅青主坚决不肯。冯相国只好说：“先生病重，还是我来帮你进京吧。”叫人抬了就走。傅青主气得满眼悲愤之泪，到了午门外，索性仆倒在地上，死不进殿。冯相国实无办法，不能抬着他去见皇帝，只好说：“算了算了，在这里爬在地上，也算是谢过皇上了。”其志节刚直不屈，正如其诗文率真磊落，其人其文，相映生辉。当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康熙皇帝惜才爱才，宽宏大度的气魄。

傅青主诗词学问，书法绘画，样样皆能，而他表现在诗文书画中的气节，更为后人称道。时人评之曰：“青主之字，不如其画，画不如其学，学不如其人。”着眼点首在做人，人在学问之上，这多多少少是受“文如其人”的成见启发，并生发出的一些议论。有趣的是，傅青主本人“文如其人”的成见更深。他在论书法时，极力强调人格与作品的统一，因不喜赵孟的为人，故对其书法也大加鞭鞑：“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遂恶其书……熟媚绰约，自是贱态。”他说赵孟字如其人，“心术坏，而手随之也。”“如此评价，自然有失公允，赵孟的为人另当别论，赵孟的字，在书法界还是有相当地位的。可见“文如其人”之遗害，自宋至清，已流毒千年矣！

现代最能说明“文如其人”不确的例子是大家都知道的汪精卫。汪在清末是个很有名气的革命党人，他曾参与了行刺清摄政王载沣的行动，事败被捕。其实行刺载沣的真正策划与实施者是另一位革命党人，汪精卫只是“参与”而已，但他的名气大，人们都说是他行刺了摄政王。他在狱中口占了四首诗，以示自己的革命气节：

衔石痴成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波流。

姹紫嫣红色，众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这几首诗从艺术上讲不能说有多么超群，但却悲壮激昂，大义凛然，充分体现出一个革命党人的无畏气慨。“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尤其脍炙人口，传颂一时。如果当时他真的被清朝政府砍了头去，那肯定成了一个革命烈士，这几首诗也肯定收进了《革命烈士诗抄》一类的书中，成为我们今天学习的范文和榜样了。唐代诗人白居易《放言》诗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周公和王莽是为了夺得政权而故作姿态，是以假乱真。汪精卫是真的愿为革命而死，至少在他青年时期是这样，是文如其人的。若使当时身便死，他以后的人悖其文甚至背叛国家、民族的行为就无从暴露了。可以说汪精卫那时“引刀成一快”的革命情怀很是坚持了一段时间，他在狱中听说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反清起义失败，胡汉民遇难(其实胡未死，汪在狱中，消息不确)。愤慨激昂，写诗哀悼。其中有一首是这样的：

马革平生志，

君今幸己酬。

却怜二人血，

不作一时流。

忽忽余生恨，

茫茫死后忧。

难禁十年事，

潮上寸心头。

当时他是抱着为革命牺牲的决心，遗憾不能与胡汉民同死的。“却怜二人血，不作一时流。”这样的一位热血青年、革命党人，后来竟在日本入侵中国后做了头号汉奸，真是不可思议。然而这是事实，也许他骨子里就是一个卖国贼；也许他是象钱谦益一样的机会主义者；也许他中年以后人生观有了质的变化；也许另有历史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可见“文如其人”遗害无穷，即不能以人取文，又不能以人取文，文与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存在距离，在非常时期甚至背道而驰。

汪精卫最后的“文”是一首词《朝中措》。自注曰：“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致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愁不绝于心，亦作一首。”词云：

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栏杆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

说实话，词写得还是很感人的。如果他是一个无国可以报效、无家可以归宿的词人，如果他是一个浪迹天涯、吟诗明志的书生，这样的词还真能让人一掬同情之泪。但他是一个卖国贼，想起来就让人恶心，让人感到虚伪和做作。一个不惜以千万黎民百姓的奴役和苦难为代价、不惜以五千年古国如画河山为代价、不惜以无数生命和鲜血为代价来换取一顶“儿皇帝”的乌纱，在外敌人侵之际风节尽失的民族败类，竟然还在“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这真是一个绝大的嘲讽。此时汪精卫的人与文，已经完全是两码子事了。

文是文，人是人。先分开来看，再两相对照，这倒不失为唯物辨证的观点。纵观历史,真正“文如其人”的例子并不多见，文与人风格相近相似是大多数有志文人的追求。东坡先生对苏辙文章的这一句评论，原是针对个人而言的，至多不过是对文人的一种理想定位，但他却不知这一句话竟被后人当做文学批评的不易之律因袭千年。先生若有灵，不知做何感想？

本文已被编辑[藤蔓居]于2007-11-2 11:10:11修改过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