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年轻的爱尔兰作家夏洛蒂因长篇小说《简·爱》的出版而饮誉英国文坛。小说主人公简·爱为维护妇女的尊严，争取平等、自由的人权而奋起抗争的大无畏精神，赢得了当时英国广大下层妇女的钦敬。简·爱也成了十九世纪妇女自我意识觉醒的标志。八十年后，中国现实主义作家茅盾在长篇小说《虹》中，又为人们塑造了一个富有反抗精神的判逆女性——梅行素。她为了获得人格独立与婚姻自由，为了寻求光明的理想，獤黑暗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使旧中国黑暗环境中的知识青年得到巨大的鼓舞，看到了“彩虹”般的希望。

两位主人公的抗争都以追求人格独立为出发点，都经历种种坎坷和磨难，但其归宿却截然不同。比较这两个判逆女性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历程，无疑可以获得某些启迪。

一、为争取个人婚姻幸福毅然出走。

作为罗切斯特家庭教师的简·爱，起初对主人小心戒备，后来逐渐对他有所了解，觉得“他用来对待我的那种既正直又热诚的友好坦率使我想接近他”。罗切斯特也因为简·爱具有不同寻常的个性和气质而对她产生了爱情。他们终于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相爱了。后来在婚礼上，简·爱突然发现罗切斯特还有一个活着的疯妻，便觉得自己的人格尊严受到凌辱。为表示对罗切斯特的抗议，也为了不使自己处于情妇的地位，她毅然离开了桑菲尔的庄园。

同样是在婚姻上陷入苦恼，中学时代的梅行素就由父亲包办许给表兄柳遇春。柳是庸俗的市烩。没有爱情的婚姻使梅女士产生了难言的苦恼。这时，“五四”的浪潮波及了她的家乡成都。她被这股新的思潮唤醒，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各种“新”字辈的书刊。“社会的进化”学说使她认识到传统思想的腐朽。“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她懂得了人的尊严和价值。“个性解放”的思想鼓舞她单枪匹马去与旧势力搏斗。她终于勇敢地冲破了没有自由的“柳条笼”，怀着改变个人命运的初衷踏上了反抗传统势力的征程。

二、截然不同的两种归宿。

简·爱离开桑菲尔庄园之后，漂泊到了北方，在贫病交逼的情况下，被牧师圣乔思收留。当时圣乔思正准备去印度传教。他对简·爱存在非分之念，借着共同宣扬上帝意旨的名义要简·爱同他结婚。简·爱严词拒绝。她认为：“圣乔思看重我，只不过象士兵看重一件武器一样，如此而已。”显示出其独立人格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简·爱始终没有改变她对罗切斯特的爱。刻骨的思念促使她再度来到桑菲尔德庄园。这时庄园遭过火灾。疯女人已在火中丧身。罗切斯特也被烧成残废。简·爱却毅然同他结了婚。

简·爱之所以出走，是因为她不愿意处于情妇的地位从而降低自己的人格。她认为没有人格的平等与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婚姻幸福，而人的真正价值就体现在平等和尊严上，只有把爱情和人的价值结合起来，才能达到理想的境界。因此，简·爱的出走不是逃避，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选择，是对妇女所应具有的社会地位的追求。这种自尊自强意识以及为追求人格独立自由而奋起抗争的精神，无疑对当时英国下层妇女具有很强的启蒙作用。然而，简·爱最终还是加入贵族资产阶级的行列。其奋斗的结局，并没有走出家庭生活的狭小天地。

与简·爱的归宿不同的是，梅女士脱离柳家之后，经历种种磨难，战胜重重艰险，辗转来到当时群众运动的中心——上海，并投身到时代的革命洪流之中。

离开成都之后，梅女士先后来到泸州师范和军划惠师长家中当教师。这两处虽然都挂着“新思想”的幌子，可是丝毫不见“新思想”的踪影。相反，梅女士却在这里目睹了种种丑恶的现象，校长玩弄女教师，惠师长更是荒淫无耻。梅女士身处在这种污秽的环境，机智顽强地捍卫自己的洁白和尊严。为了实现自我价值，为了追求理想生活，梅女士有冲出四川，踏上新的征程。

出四川是梅女士思想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在此之前，她只是“望着空白的前途”不顾一切地往前冲。但从此以后她渐渐形成了明确坚定的信仰。

上海崭新的环境强烈地吸引着梅女士，使她“迷失了她本来的自己”。这个倔强高傲的女性，竟被革命着的言行和那丰富新奇的生活征服了。在共[chan*]党员梁刚夫面前，她感到无知和软弱，决心从头学起。在梁引导下她投入群众的革命斗争，走上新的道路。

如果说简·爱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抗争自始至终都是采取一种独来独往、我行我素的个人奋斗方式的话，那么，梅行素来到上海之后，则完全抛弃这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斗争方式，而走上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道路。简·爱除了对自己的幸福与自由的追求之外，并没有关心过社会和民众，没有考虑过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然而梅行素却能清醒地认识到个人以外还有“群”的存在，看到了人民群众变革社会的强大力量。这些因素，促使她勇敢地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最后与群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三、思想上的弱者与强者。

简·爱与梅行素的不同归宿，除了由于时代、社会这些客观因素的差异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主观上，她们的思想有很大的差异。这从她们背叛旧势力的妥协性与彻底性上就能够体现出来。

简·爱在婚姻上主张要以双向平等的爱情为基础，妻子不应该成为丈夫的附属品。这种观点是进步的。然而，她最后还是在继承别人巨笔财产之后才同罗切斯特结婚。这显示出她对传统观念的背叛不够彻底，没有完全摆脱金钱观念的枷锁。其实，凭她出众的才能与辛勤的劳动，是完全能够在经济上自立的，没有那份财产也可以和罗切斯特平等。她在此之前的出走，是因为那时疯女人的存在，法律不准许他们公开结合。重返庄园则是受爱情的驱使。两者都与财产的继承无关。简·爱继承财产，充分暴露她在思想上无法彻底战胜那些陈旧的传统势力，显示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遇到顺境便不想进取的软弱、妥协的天性。这种思想上的疾病使缺乏反省精神的简·爱无可能迈向妇女解放的正确道路。

与之相反，梅女士虽然经历几多曲折和迷漫，但是她不甘沉沦，总是不断地克服消极的思想因素，不断超越自我，显示出思想上的强者本色。梅女士嫁给柳遇春之前，险些陷入“柳条笼”中不能自拔。柳是精明的，一开始就对梅女士施行“感化政策”。他的表白与忏悔，献给梅女士的种种殷勤，使梅女士陷入了惶惑徘徊之中。“她觉得这是些无形的韧丝，渐渐地要将她的破壁飞去的心缠住。可是她又无法解脱这些韧丝的包围。她是个女子。她有数千年传统的女性的特点：易为感情所动。她很明白地认识这缺点，但是摆脱不开，克制不下，她有什么办法呢？”然而，她最终还是看穿了他的真面目。天性中的勇敢和坚决占了上风，促使她摆脱传统的女子弱者角色意识，冲破“柳条笼”的制约，象着自由的天空振翅飞翔。

在泸州当教师时期，梅女士又与惠师长等社会丑类进行艰苦的搏斗。她越来越感到身心疲惫，也曾产生过颓唐的消极思想。可贵的是她决不铩羽归去。对自我价值的认识，对生活意义追求占据她的心灵。她终于又毅然脱离这个污秽的环境，来到上海，进行新的寻觅。

上海的生活，在梅行素思想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然而，对于厌恶旧的现实而又尚未突破个人主义狭小圈子以及传统文化心理重荷的梅行素来说，起初仍觉得上海不是理想的地方。她常感到环境陌生和复杂，觉得“预许给自己的美境愈走愈远”，甚至还生长出一个“丧失了自信力，优柔寡断而且更女性”的“第二个自己”来。也曾因怀旧而忧郁和彷徨。在碰到革命着梁刚夫之后，就“心不由主”地恋着他了。在梁的面前失去了昨日的果敢和自信，并为得不到他的爱情而苦闷。

梅行素心理的矛盾说到底就是新与旧，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矛盾的产生，除了黑暗时代的客观因素外，作者还在真实的描写中让我们追寻到人物文化心理所造成的主观因素，以及特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沉重的女性意识。“五四”运动以来，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撼动着古老的中国。然而新旧文化思想的交替、斗争毕竟要延续相当长的时间。传统文化心理负担最重的中国女性更是集中了传统与现代相冲突所形成的种种矛盾。梅女士具有科学文化修养，具有社会政治理想，而且也有一定的社会斗争实践。但她的思想，也有着传统思想的烙印。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所培植的依附性和保守性。这些传统文化心理与提倡人格自由平等、提倡不断更新的现代文化精神是不能相容的。但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前者仍然顽固地、潜在地存在着。初到上海，梅行素的社会政治思想还是朦胧的，只有对梁刚夫、黄因明的信赖与追随才是具体内容。她那焦渴的心田盼望爱的浸润。而精神上，更需要崇拜和依附的偶像。这些，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她那女性的弱者角色意识。可喜的是，在主观上梅行素最后终于摆脱了弱者的角色意识的依附性。清醒的自省精神使她彻底驱除了思想上悲观颓唐的暗影。在同志们帮助下，她抛弃了从前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严肃解剖自己。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又使她开阔了政治视野，思想境界发生了质的飞跃。她认识到了“个人主义、自我权利、自由发展”已经不能作为前进的指针。这时，她的社会观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主义的幌子，而向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方向转化。正是这种今是昨非的自我否定精神，使她能够在思想上不断地战胜各种消极因素，超越重重障碍，最终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

四、不同的人生理想载体。

简·爱和梅行素是不同环境中的两个典型人物。两位作家都从民主思想出发，热情地讴歌她们敢于反抗传统势力，追求独立自由的大无畏精神。但由于作家世界观以及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的不同，更由于受到不同生活经历的制约，因而，通过两个人物形象所体现出来的作家的人生理想是不同的。

夏洛蒂从思想到创作无不带有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鲜明烙印。简·爱的遭遇，其实是作者自身经历的写照。在这个人物身上，体现着夏洛蒂的人生理想。

简·爱一生经历了四个阶段：里德太太家中，劳袄德寄宿学校，桑菲尔德庄园，圣约翰家里。贯穿着这四个阶段的是她为自己的理想不断的反抗和追求。作家着力表现她在黑暗环境中追求个人幸福，对陈旧的习惯势力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对人的压抑进行大无畏的反抗。显示出作家追求现代女性精神的端倪。

简·爱执着地追求人格独立、人权平等，争取作为一个妇女所应具有的地位和权利。但是，简·爱始终没有脱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斗争道路。从舅母家抵抗欺凌，劳袄德寄宿学校反抗压迫，到桑菲尔德庄园拒婚出走，她都是从个人主义、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去思考怎样通过个人奋斗取得平等和自由。无可非议，简·爱体现出来的只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追求的仅仅是人权的复归，并没有昭示出妇女解放的真正道路。这与作者生活经历与世界观的局限是分不开的。同时，夏洛蒂对这一艺术形象的塑造，还让我们看到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一面。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英国，随着产业革命的完成，社会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方面是下层人民日益穷苦，另一方面是贵族、资产阶级更加富裕。巨大的反差给社会带来了拨动与不安。社会生活出现了持续不断的动荡。这使那些把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看得完美无缺的人们大受震惊。他们开始对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们所宣扬的“华美的约言”和“理性的社会”产生怀疑，也厌恶十九世纪初浪漫主义作家们对理想进行虚幻的追求和朦胧的描绘，开始面向现实，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严肃的考察和审视，揭露并批判现实生活中的罪恶和弊端。“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因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折断了。人们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页）于是，英国文学史上“光辉的一派”现实主义作家应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了。他们从不同的立场角度来分析当时的社会，宣扬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社会理想。他们长于对社会做冷静的剖析。然而，他们的政治信仰只不过是改良性质的，而对于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现实的批判所依仗的也是人道主义的思想武器。其人生理想、社会理想是相当空泛的。虽然他们能够提出一些社会问题，却无能力解决问题。他们给社会所开的药方是无济于事的。

正是因为思想上存在着这些先天不足，属于“光辉的一派”的夏洛蒂才无可能通过简·爱这一艺术形象揭示出妇女解放的正确道路，也无可能体现出更具积极意义的人生理想。

《简·爱》发表八十多年后，较早参加革命活动的中国现实主义作家茅盾从一个共[chan*]党人的政治见解和为人生的文学研究会领袖的艺术观出发，呼唤文学的“大转变时期”的到来。他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茅盾《“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茅盾文艺杂论集》上册第110页）他为众多彷徨苦闷者塑造了新的典范式人物：《虹》中的梅行素。在解释《虹》的意义时，茅盾说：“虹是一座桥，便是春之女神由此走出冥国，看到世间的那一座桥。”取希腊神话中墨耳库里驾虹从冥国素回春之女神的语言，表现主人公经历种种曲折和艰险，终于从要求个性解放走上为挣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锁链而斗争的道路，从个人奋斗到参加被压迫群众的革命运动，从盲目地“往前冲”到自觉地“负起历史的使命，在时代的洪流中获得新生命”的主题。梅女士的道路是一条逐渐摆脱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的道路，是向往革命的知识青年必须走的正确道路。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小说“肯定了知识分子在革命斗争中自我改造的可能性及其积极意义，肯定了已经成为现实中一种巨大力量的革命势力对于这种改造的重大保证作用。梅女士这一形象体现出来的是茅盾对于知识分子正确道路的认识和肯定。”（樊骏《茅盾的〈蚀〉和〈虹〉》）

妇女问题带有鲜明而敏感的社会政治意味。茅盾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虹》与他另外的作品一样，带有鲜明的社会政治色彩。在《虹》中，我们可以看到，茅盾对现代女性意识的探索也已超越了“五四”初期一味高喊“个性自由”、“婚姻自由”的个性主义的樊篱。个人是无法改革社会的。女性的真正解放，必须以整个社会的解放为前提。否则，尽管象梅行素之类的叛逆女性已经冲出家庭，走向社会，然而，这些走到社会上的女性既有可能是走出牢笼，又跌进深渊。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社会制度，女性的人权、尊严、是毫无保障的。因此，脱离社会意识空谈女性意识是没有意义的。于是，对女性知识分子的局限关注转而成为对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深刻思考。这也就是《虹》在主题意义上高出《简·爱》之处。

简·爱和梅行素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这两个艺术典型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明显的差异。梅行素所体现出来人生理想是完美的，而简·爱体现出来的正好相反。贯穿简·爱奋斗历程的是一种对人的平等和自由的呼唤，是一种对沿袭了几百年的习以为常的旧制度的背叛。她追求的都是个人主义的东西。她从象牙塔中走出来，最终仍然回到象牙塔中。因此，这种人生理想带有个人主义的消极因素。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企图通过个人奋斗获得自身解放是行不通的。而梅行素所走的则是一条通向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道路。她把自己能进群众运动的熔炉之中，把自身的解放同整个社会的解放结合起来，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和革命的青春。这一形象体现出来的人生理想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