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我们都一直推崇“文如其人”的说法。“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为表。”（王允《论衡》）白居易也说：“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读君诗，亦知君为人。”陆游在《上辛给事书》一文中讲的更肯定：“夫心之所养，发而为言，言之所发，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观其文则尽矣，决矣，不可复隐矣。”为证明“文如其人”，宋代张戒还在《岁寒堂诗话》里举例说：“子美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故其诗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侠，喜神仙，故其诗豪而逸。退之文章侍从，故其诗文人廊庙气。”

上述言论，都认定做文与做人是一致的。为提高所写文章的品质，作者就要提高文学修养，提升精神境界和审美情趣，修炼道德品行。人品的高低，思想的正邪，审美的雅俗，都会影响文章品质的优劣。人之高下，是可以从文之高下里反映出的，即所谓“言为心声”。“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也就是心之所想，笔之所触啊。读《离骚》，就会感染于屈原浓烈的忧国忧民情怀；读《出师表》，则感染于诸葛亮的忠义；朗诵《满江红》，就会感动于岳飞的英雄主义精神；低吟《声声慢》，又会感动于李清照的孤独飘零。

你相信么？

儒家思想也太单纯，太理想化了。再说人家老儒们也只是把文章看做实用工具，“文以载道”嘛。刘勰就说：“前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在古人眼里，文学就是政治专制的附属物，教化民风，提提见解，吹捧吹捧，只要文章漂亮，别有异己思想，就算好文。有点像选秀，人靓就过关。

我则认为，人品决定文品，但文品有时候不一定能真实映射出人品。人品与文品是不对等的。∮∮∮∮∮∮∮∮∮∮∮∮∮∮∮∮∮∮∮∮∮∮∮∮∮∮∮∮∮∮∮∮∮∮∮∮∮∮∮∮∮∮∮∮∮∮∮∮∮∮∮∮∮∮∮∮∮∮∮∮∮∮∮∮∮∮∮∮∮∮∮∮∮∮∮∮∮∮∮∮∮∮∮∮∮∮∮∮∮∮∮∮∮∮∮∮∮∮∮∮∮∮∮∮∮∮∮∮∮∮

学生时代，读课文之前，老师总要简介一下作者生平，了解了作者，读其文才更透彻。研究文学史，也有类似的作用。任何文章都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任何作者也摆脱不了所处社会环境的羁绊。不全面了解作者及其所处的环境，读文章也就难以获取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品德高尚的作家，其文品一定很高。

但，伟大作品的背后就一定有伟大的人品吗？不尽然也。

先看卢梭（1712——1778），他是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哲学上，卢梭主张感觉是认识的来源，坚持“自然神论”的观点；强调人性本善，信仰高于理性。其代表作有《爱弥儿》，《忏悔录》等。卢梭有一个重要的教育观点就是反对封建制度戕害儿童、轻视儿童，主张教育要顺应儿童的本性，以爱为根本，以儿童为中心。这样的教育理念即便是放在现在，依然很先进。可卢梭自己呢，因为怀疑妻子的不忠和岳母的刻薄，居然抛弃了自己的亲骨肉。包养情妇华伦夫人的事情暂且不提，单就卢梭的文论与其行为之矛盾而言，我就搞不明白人品与文品的关系了。

再看高尔基（1868·3·28～1936·6·18），前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主要作品《童年》、《在人间》等。受到列宁的赏识，他成为了新政权的文化领军人物。可在“大清洗”时代，作为作协主[xi]的高尔基，却懦弱无能，明哲保身，有时候甚至充当专制政权的打手，至使大批无辜作家或流放或死于非命。

其他的呢，奥地利的卡夫卡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事实上他不过是个胆小怕事的精神病者。英国伟大诗人雪莱写了那么多优美纯洁的诗篇，而本人却肆意与亲戚lu*n伦。

说人家老外，好象咱们就干净了么？非也！

中国东晋时有个潘安，才貌双全，才高多少斗，无人知晓，读其赋你就佩服了；仅其貌美，流传至今，据说在大街上走一圈，能接到爱慕女子的投果一大筐。做官，也很清廉，造福百姓，人人称道。够完美的人品吧？别急，当时贾谧当权，潘安与大地主石崇争着巴结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天天蹲在人家的院门外，只要贾谧一出来，就冲人家马车扬起的烟尘顶礼膜拜。为达到高攀之目的，还伙同他人一起陷害愍怀太子。其谄媚之态让人作呕。潘安的老娘都看不过去了，多次劝戒，却“终不能改”。

唐朝诗人白居易，你该知道吧。《琵琶行》《长恨歌》的作者啊。现在还有好多会背诵呢，包括我老婆，用手指头敲我的时候还口中念叨“大珠小珠落玉盘”。但白老先生酷爱玩弄少女，你知道么？而且他只玩18岁以下的，超过18岁，就插上草签卖掉，只卖给五六十岁的干瘪老头。然后再继续寻找年轻的猎物。就这样一个变态色魔，我是不再读他的诗歌了。

说了远的说近的。以前我提过郭沫若，在日本流亡的时候认识了名门女子左滕富子（后改名郭安娜），靠飞扬的文采和三寸不烂之舌，博取了美丽女子的欢心，并为自己留下了四男一女之后嗣。其实在认识安娜之前，郭老的私生活是相当糜烂的。人家不嫌弃，但郭老还嫌弃人家。因为蒋介石器重郭在甲骨文上的研究，取消了通缉令，郭瞒着妻子偷偷回国。新中国成立后，郭任科学院长，更不敢提日本的老婆。还口口声声说“没有爱情”。安娜在自己的国家却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和歧视，于是冲破阻力，携子带女，来到中国找“陈世美”，我们的郭院长居然连面都没给，更不敢留下子女。鲁迅骂郭是“流氓加才子”可真没骂错。所以现在我也不沾姓郭的文章了。

文革期间，周扬身为文联主[xi]，却不负责任地乱批乱斗，冤死了一批作家。老舍先生无奈就投了未名湖。

至于当代的文学家，我真难以信任其人品。更可怕的是80后，几天一本书，进帐无数，人还没做好，就先风流了。

文学史过滤掉的东西太多，所以我们都被大师们蒙蔽了。文学创作是特定环境下的特定心理活动，只要读几本破经典，认识几个字，都可以写作。为了一碗饭可以写出苦难的巨著，为了一个青楼女子，可以写出千古绝唱，为了一种政治目的，可以写出全国流传的样板剧，为了一口恶气，也可以写出愤世嫉俗的歌赋。有用智慧写作的，有用思想写作的，有用心写的，有用情写的，当然还有用身体写作的。无论哪一种，写出来后都是给人看的，但读者阅读时，都被隐藏在文字花衣下的用心和作者本身的品性迷惑了。鲁速所写《文人十大特质》，列举了文人的种种性格，但以我之见，还有一条没提到，那就是文人的龌龊。

人品高尚的人不一定能写作，能写作的人也不一定就人品高尚。我们似乎需要的是产品，就如吃着豆腐，却不问作坊的卫生与否，也不问压制豆腐的人是否爱滋患者一样。只要豆腐白亮就可入肚。现在的社会是快餐社会，一切都稍纵即逝，我们哪还管那么多，浏览一篇文章，对口味的就读一遍，没胃口的就立即删除。至于作者是在书房还是在妓院写就的，谁知道。这还算好的，至少作者没刻意污染后代的灵魂，他本人高下与否，且不论，至少写出的文章还算品高。

最可恨的，就是文品低下的，诸如报道别人隐私的，描写人家或自己的性生活的，编造血腥和罪恶的，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这些作者的内心比文字还肮脏，人品还不如小姐用过的安全套。

却有一部分读者故意在逐恶，高雅的一律不看，要读就读带血带色的。

所以还有一个论断，言必ru*房大腿、出口成“脏”的作者，一定肯定以及确定不是个好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