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是王国维的词句。王国维实在充满了文人特有的完美主义或是理想主义。作为中国美学的开拓者，他满心似乎都是对美的追求了，就算是谈到人世的浮沉变化，还是免不了把眼光落在了易老的红颜和无情的落花上。在名利场中浮沉的桓温则不同，眼见曾经所种之柳，现已十围，不禁慨叹“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同样是感叹那“风尘天外飞沙，日月窗前过马”的悲哀，一文士，一枭雄。一个痛惜芳华绝代，随风而逝，另一个不舍的却是自己所建的功业。吕后说“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着实道出了桓温内心的悲哀，随着生命之火的熄灭，曾经的奋斗与拼搏似乎也变得一文不值了。

古希腊有一个故事，讲到酒神的伴护西勒诺斯对米达斯国王的嘲弄。当国王逼他说出对人最美妙的的东西时，他说道：“可怜的浮生啊，无常与苦难之子，你为什么逼我说出你最好不要听得话呢？那最好的东西是你根本得不到的，这就是不要降生，不要存在，成为虚无。不过对于你还有次好的东西，那就是立刻死去。”

当把生命过程赤luo裸的剖开时，它也许就是如此的残酷，不留一丝余地，它的无常令人难以接受，它的苦难令人心生绝望，有时候它的短促令人扼腕，但有时候它的漫长同样也是种煎熬。古希腊的一个诗人就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人的出生本来就是一幕悲剧。

但生命的存在难道就真的是如此的令人无助与彷徨，失望与痛苦吗？看看王国维对生命中那些美好的留恋，生命必定还有着别样的色彩。相比王国维作为中国传统书生敏感而脆弱的心灵。俄罗斯的文人则更像一个个斗士，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都是在决斗中结束自己生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过：我唯恐自己配不上自己所经受的苦难。最近看了一本摩罗写的书，其中有一张索尔仁尼琴在西伯利亚被释放时的照片，是徐无鬼先生给他的，照片上那种不屈的眼神给我深深的震撼。生命必定还有别样的色彩，能令人如此的坚毅，以致西伯利亚的瑟瑟寒风都不能磨损其半分，甚至使其更加的顽强。

王国维对于自杀的成因有一段分析，大意是说外界的客观环境令人的理想与愿望丧失了达成的希望，而其本人的意志又不够坚强，能让他依然生存下去，那么自杀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王氏的分析不幸成了对他自己行为的注解，昆明湖冷冷的湖水熄灭了一代宗师的生命之火，留给后人无尽的惋惜。

按照王先生的分析，那些俄国的文豪们当真具有着超凡的意志，难道他们真的如莱蒙托夫所言寻找到了风暴中的宁静之邦？我感觉斯迈尔斯的《勇气来源于“不合时宜”的偏执》是对他们最好的注释。他们的生命所实践的正是这样一种近于“偏执”的状态。生命的存在于他们既是实现其社会理想的载体，其本身的高贵性也是他们的追求。当然这种高贵决不同于那些贵族赖以维系其地位的血统论，而是一种对生命的伟大升华的追求，其中包含了对真理的不懈探索以及不屈的品格。

生命原该是如此的丰富的，尽管其间的种种挫折磨难令人心生无奈，彷徨无助，但这一切原本就是一种磨练，一种捶打，要的也许就是凤凰涅磐后的永生。而我们所要探寻的就如《死亡诗社》中基廷先生所说的生命的精华，并坚持住它。

《死亡诗社》是部感伤的电影，尼尔的结局挺符合王国维的分析。基廷先生教会了学生要懂得坚持理想，汲取生命的精华，却忘了告诉他们如何在困境中仍然能坚强的活着，就像余华说的，“活着是一种坚持”。不过结尾当一个个同学站起来向着基廷先生喊出“ohcaptain,mycaptain!”，不能不说基廷先生已经给他们的人生上了最重要的一课。

世事变幻，纷扰的不单是简简单单的生活，更是原本清晰可辨的心智，让原本在孩童时代很明晰的理想变成了偶尔出现在脑中幻想，让天真无邪的认识变成了现实主义的判断，人们称此为成熟，但成熟的代价又是什么呢？最是人间留不住的也许既不是那转瞬即逝的美好，也不是霎那间灰飞烟灭的功名富贵，而正是那种对人生美好的期许与追求，看似很好把握的东西在不经意间已离我们而去。正因为它离去的那么自然，好像是蹑着脚生怕打扰了我们现实主义的清梦，于是我们都想不到该在它离去时抓住它，或是在它离去之后怀念它。生命的美好就是如此的消逝了，一如匆匆溜走而令人茫然无知的时间。

苏东坡身边的侍女朝云称他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令他相当满意。这种评价道出的不是合不合时宜的社会认识，而是一种勇气与智慧，在起起落落的人生中仍然坚持自己最真实，最美好的理想的勇气与智慧。人生原该留住那最是人间留不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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