嫘祖娘娘的故事（四）

考古专家论西阴文化与蚕神嫘祖

1、李济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写道：

我们最有趣的一个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记；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当着我最初发现它的时候，我知道这意义很重大，就非常注意这件事。但是我没找着第二个。据本地的传说，这一带的丝织业是很古的。现在夏县城中还有好些织绸子的工场。但是这种工业代表一种畸形的集合，最为研究人文学的所应注意。现在夏县丝织业的工人都是从河南来的，生丝也是一大半从河南买来，因为本地产的不够用。更可令人诧异的是织成的绸子都运到陕西甘肃去卖。所以夏县丝织业的存在，一不是因为地方上的工人的灵巧，二不是因为生丝出得多，三不是因为本地需用多。按经济的原理，这却是一个不可解释的现象。但是按着人文学的说法，我们可以把当着一种“文化的遗留（survival　in　culture）”看待。大概在很早的时候——早到什么时候那就难讲了——因为某种原故，夏县的丝织业很发达。声名作老了，所以在那产生这种工业的缘故已经消灭后，它仍旧继续的存在下去。这件事也许与我们所找的茧壳完全无关。但是值得我们的注意。

假如我们根据这个性质未十分定的一个孤证来推定中国新石器时代蚕业的存在，我们就未免近于“妄”了。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个发现替我们辟了一条关于在中国北部史前研究的新途径。中国有历史就有关于蚕业的记载，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指数，较之安特生所说的陶鼎与陶鬲尤为可靠。单说这夏县丝业存在的缘故，也值得我们过细的考求一番。

李济先生后来又讲：“在西阴村的彩陶文化遗址里，我个人曾经发掘出来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1928年，我把它带到华盛顿去检查时，证明这是家蚕（bombyxmori）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移的事实。”　

(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先驱李济（1896—1979），字济之，湖北省钟祥县人。1911年考入清华学校；1918年毕业后赴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次年获心理学文学学士学位；1920年获社会学文学硕士学位，继而赴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及考古学，人类学家、考古学家。1926年，李济带领考古组与美国费利尔美术馆合作发掘了西阴遗址。这次考古发掘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构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千古不朽的考古学丰碑。1938年，李济被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推选为名誉会长，成为中国学者中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人。1948年，李济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同年，考古组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台湾。后李济先生创办了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历任教授、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东亚学术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著作有《西阴村史前的遗存》等123部（篇）。1979年8月1日，李济心脏病猝发在台北逝世，享年84岁。)

2、范文澜先生论西阴文化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第1编第84页写到：

如果西阴村的半个蚕茧石鉴定不误，那更使人联想到嫘祖发明了养蚕的故事，是中华民远古养蚕的创始人。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第1编第84页写到：

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东西约560公尺，南北约800公尺，面积很不小。遗址中有长方形土坑，四面有壁，像个小屋。许多小层相互接连，形成一个村落。如果当时居民不是从事农业，不可能有这种相当巩固的定居生活。”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第1编第84页写到：

陶器、陶片发见最多，西阴村遗址发见的多至数万片，制造技术和纹饰，一般说是很精美的。西阴村和大赍店（河南浚县）遗址都有纺轮，骨针、骨锥，各遗址都有，足见纺织与缝纫已是一种普遍的手工业。

(范文澜，字仲云，1893年生，浙江绍兴人。1913年考进北京大学预科，翌年考进北京大学文本科国学门。1918--1937年，范文澜从事教育工作，曾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和辅仁大学等高等院校执教。1937年执教于河南大学时，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40年到达延安，担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翌年，就任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6年，范文澜在晋冀鲁豫边区担任北方大学校长。1948年担任华北大学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历史研究室主任。建国后，他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56年，他当选为中共[chan*]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中央委员。1969年，又当选为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范文澜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生平著作甚丰，他的主要著作有：1925年出版的《文心雕龙讲疏》，1926年起出版的《群经概论》，以后几年又陆续出版了《水经注写景文钞》、《正史考略》、《大丈夫》，1936年出版了《文心雕龙注》，并主编出版《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收集了范文澜的一些其他的重要历史文章。1969年7月29日，范文澜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3、王克林先生论西阴文化

王克林先生在《华夏文明起“河东”初论》一文中说：

“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西阴文化）遗址的发现，表明其为一座有圆形围沟的聚落，面积约30万平方米。聚落建有防御性壕沟设施，沟内由众多的房屋、陶窑和储有食物的窖穴等遗迹构成。壕沟宽6米，深在4米左右，大致环绕居住区。由建筑、施工动土规模之大所反映出的社会生产力，说明西阴文化的社会组织形态已发展到一个较高的阶段。”

王克林先生在《略论中国家蚕的起源》一文中写到：

有关我国古代家蚕的起源问题，目前发现的材料主要是蚕茧。这一资料，据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先驱开拓者李济先生于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发现过“一个半割丝似的茧壳，……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的……虽不敢断定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

对此，近年来，有些学者根据这一发现，说：“山西夏县西阴村蚕茧等文化遗物约在前6080—前5600年以前”，故而认定“中国家蚕的起源时间当在前5500年前”。其理由是前文根据李济先生按照西阴村发现的半个茧壳照片“得知茧长1·52厘米，茧壳宽（幅）0·71厘米，茧壳割去的部分占全茧的17……切割的原因可能由于取蛹供食用，或以茧壳作纺织原料，正由于切割不慎，蛹血污染茧壳，故引起茧壳腐烂变成黑色，估计茧壳和蛹的大小形状等特征，与今蚕茧和蛹相似等诸多原因所得出的结论”。

在中国历史上有关我们远古先民育蚕织丝这一伟大发明的神话或历史传说，可谓记载不鲜，其事迹古今学者著述也不乏其例。对其发明者，最流行的说法是黄帝元妃嫘祖，远古氏族部落西陵氏的女儿。始教民育蚕织丝以供民衣服，为我国养家蚕的肇始。这虽有神话式的成分，拨开其神秘面纱，也显示出中国远古时代人民育蚕织丝的历史是发生在新石器时代的事实。

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这里按照司马迁的历史观，黄帝是中国历史的开端，即历史的序幕是从黄帝拉开的。而这一我国历史上人文初祖的黄帝，在考古学文化上的界定，按照目前中国考古学文化时代的排列，相当于黄河流域中游的仰韶文化时期。同时在对黄帝这一称谓上，据我们的考证，它不是个人的私名，而是指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一个民族部落或联盟酋长累世相传名的通称，抑或是当时氏族部落的代称。《祭法•正义》引《春秋命历序》说：“黄帝一曰帝轩传十世，二千五百二十岁。”可知黄帝是一个时代名，此为一证。

黄帝时代属性及与考古文化关系说明后，下面我们再说司马迁文中的黄帝“时播百谷草木的时代背景”。它是指新石器时代这个氏族部落的食物来源，已由过去向自然界掠夺或是采集经济转为农业生产种植食物，那么这条记载的下文的“淳化鸟、兽、虫、蛾”，也就不难理解，是黄帝时代这个氏族部落，不但发明了农业，而且开创了对野生鸟、兽、虫、蛾，驯化饲养为家兽、家禽和家蚕的畜牧业生产，如新石器时代遗址常有的猪、狗、鸡、牛等均是。我之所以如此解释，则是由“淳化”二字所做出，故而这里有必要对“淳”字加以考释或训诂。

《说文通训定声》屯部第十五引《广雅•释诂》“淳，溃也”，又引《庄子•则阳》祸福淳淳，王注流动之动又作“行”。可见“淳字”有改变、变化原事物的原来面貌的涵义。因此，这里的“淳化鸟、兽、虫、蛾”，就是将它们由野生驯化为家禽，这是很清楚的。故而其中的“虫、蛾”，也就不言而明，正是指把野蚕驯化饲养为家蚕的意思，这是再清楚不过了。据此，我们仅就这条历史记载，足以证明司马迁说过黄帝“淳化鸟、兽、虫、蛾”，其中的虫和蛾，正是将它们从野蚕驯化为家蚕，是始于黄帝部落时代相当于考古文化的新石器仰韶文化时期，是一条很好的注释或书证。

(王克林，1935年生，四川省邛崃县人。195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6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1年调到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考古队，1984年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后被聘为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兼职教授。现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山西省考古学会理事长、山西省文物局专家组成员。曾经主持或参加过侯马晋国遗址、上马墓地、太谷白燕、忻州游邀等大型遗址与墓地的发掘工作。主要著述有《试论我国人祭和人殉的起源》、《龙山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山西新石器时代文化》等，其中多篇论文曾获山西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科技成果奖·)

4、梁思永先生论西阴文化

梁思永《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文中写到：西阴村史前遗址在山西省西南角的夏县境内，为传说中的夏代（公元前2205年）文化中心地区，传说大禹庙和他的后人的墓葬以及当代名臣们的坟墓都在此地。此外历史传说中的尧（公元前2285年）、舜（公元前2257年）古都相传都在山西这一西南角。前都在夏县北面，后者在夏县西面，所以这个地方至少在传说中是有悠久的历史的。

(梁思永（1904—1954），梁启超次子，出生于澳门，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近代考古正式训练的学者、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的开拓者之一、第一届中国科学院院士。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随后赴美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1930年获硕士学位。归国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对中国田野考古走上科学的轨道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先后主持和参加的重要发掘有：新石器时代的昂昂溪遗址、城子崖遗址和两城镇遗址，安阳殷墟和侯家庄商王陵区，以及后冈遗址等项。1950年8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重病在身仍在病床上主持考古所工作，指导野外考察等。梁思永在学术上的重要成就是，通过后冈遗址的发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判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解决了中国考古学上的这一关键性问题。编有我国第一部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传世。)

5、严文明先生论西阴文化

严文明先生1963年7月在《仰韶文化研究》一文中写到：

……以上的分析说明，西阴村是一处仰韶文化遗址，大多数遗存属于庙底沟类型，但也有少量更早或更晚的遗物，不能认为是单纯的同一类型同一时期的东西。我们知道西阴村遗址的发掘规模很小，李济对地层做了非常细致的划分，后来梁思永又对陶片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分析，为什么他们都没有区分开来呢？我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我们虽然不能以现有的认识水平去要求前人，但对那时的工作总应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西阴村发掘之时正处在我国田野考古学发展的初期。从不知道田野发掘的重要性到实际开展田野工作，从只知道收集金石文字之物到采集一般人所最不起眼的陶片等普通文化遗物，这本身便是一个极大的进步，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开始的标志。

但瑞典学者安特生在当时地质调查所其他工作人员配合下最早进行的一些发掘，并没有严格的座标，地层观察不细致，采集遗物只记录出土深度，而没有按土质土色划分层次。李济在西阴村的发掘在安特生的基础上已有很大改进。他第一次采用探方法进行发掘，以2米见方划分探方。发掘时以1米深为一大层，在大层内按堆积物的原生层次来划分亚层，当时有的探方从表土往下共划分33个层次，并按照这些层次采集和记录出土遗物。这个方法比安特生在仰韶村采用的方法细致和精密多了，但在今天看来仍有严重的不足。

第一，以1米的深度来划分大层是没有必要的，它必然要分割某些原生层次，容易引起错觉；

第二，亚层的划分虽然是按原生堆积的土质土色来进行的，但划分过细，主次不分，没有考虑各探方整个地层的联系，不能区分哪些是有意义的地层，哪些只是局部的土质土色变化；

第三，这是最主要的，就是没有遗迹打破关系的观念，当时已经观察到地层中“充满了交叉和袋形的状态”，却迷惑不解。其实这种所谓交叉和袋形的状态乃是袋形灰坑相互打破在地层剖面上的反映。在袁复礼绘制的发掘完毕后的地形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许多圆形坑底，其中有些坑就有相互打破的情况。例如位于探方2—4深约4·5米的一坑与位于探方6—7深2·59米的一坑，其坑边的延长线已经相割，显然发生了打破关系。由于当时对这些现象全无认识，当然就不可能作为一种地层单位划分出来，这是造成地层关系模糊不清的主要原因；

第四，发表的遗物绝大部分没有注明层次，读者难以从地层关系来判明其相互关系。梁思永的分析虽然十分详细，但因地层本身有失误，而他的分析又不是从地层出发，只是在分析完毕后考察各种因素在地层中量的变化，当然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分析至于文化类型的概念，在当时是根本没有考虑到的。

(严文明：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教授。著名的考古专家，历史学家。)

6、李学勤先生答记者问

山西日报记者：

在先秦文化研究中运城占一个什么地位？

李学勤：

在先秦文化研究中，运城是一个重要的地方。1926年，夏县西阴村出土了半个蚕茧标本，证明了黄帝的妻子嫘祖养蚕的史实，当时在国际上引起不小的轰动。

清华大学教授李济在这里进行科学考古，这里是现代考古学开始的标志。殷墟的发掘是在1928年，比夏县晚两年，所以说运城是研究先秦文化比较重要的地方之一。

明年是西阴考古80周年，你们运城可以借此机会，做一次80周年纪念盛会，这不仅将在中国是件大事，在国际上也将是备受瞩目的一件大事，这也是一次发展文化产业、对外宣传运城的契机。

(李学勤，1933年生于北京，读书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2—1953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参加编著《殷墟文字缀合》。1954年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现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兼西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1996年起，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曾多次在欧、美、澳、日等国家任教或讲学。1997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7、杨富斗先生论西阴文化

1926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先驱李济先生主持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独立主持的现代考古工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先生发掘西阴村遗址70周年暨百岁诞辰之际，我们将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邀请海内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为表示对前辈学者的无限怀念，并向这次纪念盛会献礼，我们于1994年秋对西阴村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收获颇丰，共清理壕沟、房址、陶窑、灰坑等40多个遗迹单位，复原陶器百余件，分属庙底沟文化、西王村ⅲ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二里冈文化阶段的遗存，以庙底沟文化与庙底沟二期文化为主。其中庙底沟文化遗迹有壕沟一条、陶窑一座、房址二座和灰坑20余座，遗物中陶器有双唇口小口尖底瓶、葫芦口平底瓶、盆、彩陶盆、钵、彩陶钵、彩陶罐、夹砂素面罐、夹砂线纹罐、釜形鼎、釜、灶、小杯、器盖等。内容远较1926年的发掘丰富。

过去有的学者提出将“庙底沟类型”易名为“西阴村类型”，近年又有“西阴文化”替代“庙底沟文化”的意见，本次发掘为“西阴文化”的命名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并不是简单的名称变更，新近提出的西阴文化已赋予了远比庙底沟文化更为鲜明的文化特征和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将为我们准确建立中国上古史打下坚实的基础。

(杨富斗：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代所长。我国著名的考古专家、史学家。《三晋考古》第二辑前言摘录1996年10月·)

8、石金鸣先生论西阴文化

2006年10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晋考古》第三辑，在前言中石金鸣先生写道……

80多年前，即将去哈佛攻读人类学博士的李济，踌躇满志地写道：“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创坟掘墓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探寻中国人的原始。”

后来，他果真去“刨坟掘墓寻古迹”了，只不过并没有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或是波斯，，而是来到山西南部。

当李济踏查到山西夏县一个西阴的小村庄时停止了脚步，随处可见的彩陶片吸引了他的注意。随后返回北平经过汇报和准备，同年10月15日，他在西阴布下了探方，揭开了中国考古的新篇章，这是中国人主持田野考古发掘的第一次。

从此，李济和西阴被记入了史册。

(石金鸣：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山西省博物院院长。我国著名的考古专家、历史学家。

《三晋考古》第二辑前言摘录1996年10月·)

9、张忠培先生论西阴文化

1926年10月15日，李济先生踏入西阴村遗址，定好基点、布方，接着挖起第一锹土的时候，这短暂的一刻成为历史的永恒。“是国人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第一次”（美籍华人、著名考古学者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后记》）。迄今，70年矣！比我自己所走过的人生路还要长。

静思，漫远而悠然，多少回春风飘飘、秋雨萧萧，多少次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顾首，倏忽弹指间，不禁叹宇宙浩渺，恨人生短暂。当神游的思绪返回四壁摆满考古著作的书房，又庆幸自己此生逢时。

这就是，用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我和每一位考古工作者都能够认识几千年甚至百万年前的人类文化，从而实现多少前贤先哲们梦寐以求的古今对话。已逝的历史像长河。由于现代考古学的兴起，当今观史，正如俯瞰黄河，从西北雪山汇聚涓涓细流，越山度岭，扬波荡沙，奔腾东涌，直至黄色浪涛拍向东海之滨。令人心动神驰，荡气回肠。

应当铭记作为国人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先行者李济先生的伟绩。这位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奠基者之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与他在这一领域迈出的第一步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是西阴村的发掘。我们今天能够从中看到：

——先生洋溢着满腔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有清华学校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合作发掘西阴村的具体条件。“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任何的让步。这种眼光远大的爱国精神是李济先生一生从事学问，从事事业的特色”（同上引）。西阴村的实践为中国考古学对外合作树立了一个榜样。

——先生拥有坦荡无私的胸襟。当《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发表后，让梁思永先生整理和研究发掘所得陶片，写成了《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作为他的硕士研究生论文发表。

——先生全面采用高科技手段。在他主持下，西阴村遗存中有陶片成份、火候和石器的岩质，得到了测试和鉴定，袁复礼先生研究了山西南部的地形。

——先生怀有高远的目标。他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讲的非常明白：“近几年来，瑞典人安特生考古的工作已经证明了中国北部无疑经过了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西自甘肃，东至奉天，他发现了很多这一类或类似这一类文化的遗址。因为这种发现，我们对于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兴趣就增加了许多。这个问题的性质是极复杂的，也包括着很广的范围。我们若要得一个关于这文化明了的观念，还须多数的细密的研究。这文化的来源以及它与历史期间中国文化的关系是我们所最要知道的。……若是要得关于这两点肯定的答案，我们只有把中国境内史前的遗址完全考察一次。……问题不止这两个；其余的也是同等的重要，……我们的急需是要把这问题的各方面，面面都作一个专题的研究。这个小小的怀抱是我们挖掘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动机。”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目标，设定为揭示及研究历史和多学科研究中国考古学遗存的方法，虽非始于李济先生，但他却是国人中这样对待中国考古学的第一人。

1928年，李济先生接受了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先生之邀，担任考古组主任并主持安阳殷墟的发掘，是其一生从事考古事业的转折点。在殷墟，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之所以如此，一是他从西阴村这个高起点走进了殷墟，二是他从不墨守成规，在殷墟的发掘与研究实践中，不断进取，保持并发扬了优势，形成了中国考古学的优良传统。

今天，中国考古学已取得巨大进步，在世人面前展现出来的是崭新的面貌。这与继承和发扬了李济先生在西阴村开创的优良传统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

我们有责任把这一优良传统保持下去，这也是当今中国考古学的主流。以李济先生作为一杆标尺、一面镜子，对照自己，我们是否在对外合作中维护了国家权益，弘扬了祖国文化？是否公开资料提供给他人再研究？是否把考古学文化遗存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限于陶片陶器来研究？是否采用多学科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是否将考古学研究的目标设立为揭示研究历史？等等。这些问题，总该引起我们深省吧！

李济先生于1979年逝世了。在他的诞辰100周年之时，我们仍感到他对待中国考古学的精神，应该不朽；他开创的传统，只该光大。中国考古学的前途，是自李济先生以来几代人已走过的道路向前展现的路标。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中国考古学的希望在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身上。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同祝愿中国考古学发扬优良传统，健康地走向新时代。……

著者嘱为序，不加思虑便答应了。

我对山西怀有深厚的感情，这倒不全是80年代自己在吉林大学期间在晋中做过不少考古工作。山西有一批热爱并致力考古事业的朋友，而他们近年在旧石器考古和晋文化研究领域中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新石器时代考古方面，继七八十年代东下冯、陶寺、白燕、垣曲等大型遗址的发掘研究之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以探索山西新石器早期文化、庙底沟文化的起源和山西境内文化区系类型学、古城古国研究几个课题为中心的调查、发掘、研究方面都取得令人高兴的进步。

纪念李济先生，纪念西阴村的发掘，他们所做的这些工作，我们大家都会给予支持和鼓励的。

(张忠培：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

写于1995年10月3日《三晋考古》第二辑序言1996年10月出版·)

10、卫斯先生论西阴文化

西阴遗址位于夏县尉郭乡西阴村西北部一高地，俗称“灰土岭”的地方。北倚鸣条岗，南临青龙河，西南距战国时期的古魏国都城“安邑”即“禹王城”8公里，东北距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下冯遗址”8公里。遗址范围：南至西阴村南今“嫘祖庙”一带，北至“灰土岭”边缘，东至村东一条南北向小路。东西长600米，南北宽500米，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其东南部被西阴村形成半环状包围。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

1926年，由李济和袁复礼发现并发掘。1994年10月12日至11月28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西阴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1996年11月20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阴遗址的首次考古发掘在我国近代考古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发现与首次发掘经过却鲜为人知。1926年2月，时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国学研究院人类学教师的李济先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袁复礼先生，到山西晋南考察传说中的“尧帝陵”、“舜帝陵”、“夏后氏陵”途中，于1926年2月22日路经夏县西阴村时，李济先生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当我们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第一个看到它的是袁先生。这个遗址占了好几亩地，比我们在交头河发现的遗址要大得多，陶片也略有不同。”他们随手采集了86片，其中14片是带彩的。带彩陶片中有7片有边（3片带卷边，4片带平边）。主要图案是三角形、直线和大圆点。几种图形通常结合使用。

不久，他们即返回北京。李济因病耽搁了半年时间，当他觉得可以出门的时候，即与美国费利尔艺术馆、清华学校校长曹庆五商量了几条合作意见，其主要内容为：1、考古团由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组织；2、考古团的经费由费利尔艺术陈列馆承担；3、报告用中文英文两份，英文归费利尔艺术陈列馆出版，中文归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出版；4、所得古物归中国各处地方博物馆，或暂存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等中国国立博物馆成立后归国立博物馆永久保存。于是，李济和袁复礼再次返回山西，并于1926年10月15日至12月初对西阴遗址进行了发掘。

此次发掘他们采用了“探方法”，即每个探方2×2米，共8个，另有4个探方因不完整而未编号。在探方的处理上，李济首创“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来逐件登记标本。前者以x-y-z来表明陶片的准确位置，后者用大写英文字母表现以每米为单位的人工层位，同时还用小写的英文字母来表示自然层位的深度。例如b4c表示出自探方4、第二层、第三分层，从其记载簿上可查出其深度1·17—1·25米。现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有关标本，仍可看到当时的标记。发掘工作由李济先生主持，袁复礼先生承担具体发掘和测量两项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画图的时间是断断续续的，因为我经常要管理挖掘事，每日以8小时计算，我总费了25天的功夫。”发掘工作进行的很细致，以层位划分为例，个别探方由表土层往下共划了33个层次。发掘陶片共装了60多籍，总数为18728块。仅第4探方出土陶片总数即达17372块，其中彩陶片有1356块。遗迹有窖穴，另有石锤、石斧、石刀、石箭头、石杵、石臼、石球、骨锥、骨簪、骨针、骨环和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等，可谓收获甚丰。

1927年，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以丛书第三种出版了李济先生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一书。这是近代考古学史上中国学者发表的第一本考古报告，其学术意义可想而知。书中载有袁复礼先生所著的“图说”和“山西西南部地形”两篇附录。“探坑地层剖面图”和“掘后地形图”也为袁复礼先生所绘。但袁复礼先生付出最大心血的劳动成果——“西阴遗址地形图”，却限于当时的石印制版技术不佳而未能发表，确为憾事！西阴遗址的发掘及考古报告的面世，证明中亚及近东的彩陶都很难比得上仰韶文化，安特生（j·g·andersson）提出彩陶文化起源于西方的说法发生了动摇，李济和袁复礼先生当初“尚不能断定彩陶的确起源于西方”的研究结论，最终被今天的许多考古发现所证实。通过对西阴遗址发掘材料的研究，李济认为：“中国在有文字史前已有文化，为固有文化。”

1930年，中国的另一位考古学先驱梁思永先生，用英文发表了他留美期间回国整理和研究西阴遗址出土陶片的成果——《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书，该书在数以万计的陶片中，统计了各类陶片在第4探方33个亚层和四大层的出土数量和百分比，并探讨了彩陶与陶片的分布规律。在类型学的基础上对其遗存的复杂性进行了分析，对于深化仰韶文化的认识起了关键性作用。

当我国考古学步入到上世纪60年代以后，现代考古学家是这样评价李济先生当年在西阴遗址发掘过程中所采用的“探方法”与他们首创的“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的：西阴村发掘“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开始的标志”，“这个方法比安特生在仰韶村采用的方法细致和精密的多。”“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至今仍在考古学中地层学的精髓。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与美国费利尔艺术陈列馆的成功合作，美籍华人、著名考古学者张光直这样评价李济先生：“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任何的让步。”西阴村的实践为中国考古学对外合作树立了一个榜样。

西阴遗址的发掘成果除了它在学术界发生的整体效应外，另一个值得世人瞩目的就是——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标本。

李济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写道：“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

李济先生后来又讲：“在西阴村的彩陶文化遗址里，我个人曾经发掘出来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1928年，我把它带到华盛顿去检查时，证明这是家蚕（bombyxmori）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移的事实。”

对于这一蚕茧标本，世界上许多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学者都予以关注。日本学者布朗顺目曾于1968年按西阴发掘的半个茧壳照片（由台湾故宫博物院提供）按图样用丝线进行过仿制复原，得知该茧长1·52厘米、茧宽（幅）0·71厘米，茧壳割去的部分占全茧的17%。

关于西阴遗址出土的蚕茧标本，……笔者曾专门进行过研究，根据周边地区的有关蚕丝资料的考古发现，比如：夏县东下冯夏文化遗址中发掘的茧形窖穴；芮城西王村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陶蚕蛹；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仓形器”（实为缫丝工具“榱”）；河北正定南杨庄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蚕蛹；河南荥阳城东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炭化丝织物；甘肃临洮冯家坪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二连罐上所绘的群蚕图等。结论为：

我国的养蚕文化基本上是从黄河中下游和沿长江中下游两条干线发展起来的。虽然起始时代有所差异，但南北人民都是独立地创造了各自的养蚕文化。如果把上世纪20年代中期山西夏县西阴仰韶文化晚期遗址所出土的半个人工切割的蚕茧标本与上世纪　

70年代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及汾水下游涑水流域的同类遗址发现的茧形窖穴和《诗经》中所反映的情况联系在一起考虑的话，问题就会更清楚一些，这不是某种巧合。毫无疑义，这是人们长期养蚕，对蚕茧的形状功能有了足够的认识，并加以仿照运用的实际表现。它说明，早在夏代以前，晋南广大地区已经开始人工养蚕是比较可靠的，同时作为我国北方人工养蚕的最后起源地也是比较可信的。从而再次为西阴遗址所出土的蚕茧标本属家蚕之茧提供了例证。

现在西阴遗址发掘出土的半个人工切割的蚕茧标本，已被确认为中国丝绸纺织史上最重要的实物证据，被写进多种史学著作。

时间离西阴遗址首次发掘已经过去了近80年，但首次发掘西阴遗址的中国考古学先驱李济、袁复礼先生，他们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伟大精神，正在新一代考古学者的身上发扬光大。

西阴遗址是由中国学者独立发掘的一处史前遗址，是“国人从事考古发掘工作的第一次”，从此结束了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由外国人主持的历史，对于中国近代考古学来说，它是一座标志碑，是一段值得记载的历史。

(卫斯，字晋功，山西平陆人。1976年参加工作，1993年破格晋升为文博副研究员，并享受政府特珠津贴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青年专家。系国际农业考古学会会员、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理事、山西省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妈祖书画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员、中国书画当代艺术研究会一级美术师、名誉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知识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当代改革理论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11、林汉达先生论西阴文化

传说黄帝有个妻子名叫嫘（音léi）祖，亲自参加劳动。本来，蚕只有野生的，人们还不知道蚕的用处。嫘祖教妇女养蚕、缫丝、织帛。打那时侯起，就有了丝帛了。

(林汉达：1900年2月17日生于龙山镇林家村。1921年秋考取杭州之江大学，同年获全国大学英语比赛第一名。毕业后任宁波四明中学英语教师。1928年秋应聘任上海世界书局编辑，后为英文编辑部主任、出版部主任。1937年考入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院，攻读民众教育系，获硕士学位并读完博士学分。1939年秋回国，从事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时值抗战，杭州大学迁到上海（后与东吴大学合并称华东大学），林汉达受聘为英语教授，后任教育系主任、教务长、教育学院院长等职。1941年，之江大学内迁，林汉达仍留上海，编写中国历史通俗故事。1949年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筹备工作并出席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林汉达先生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教授、教务长，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全国扫盲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语文》杂志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研究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xi]，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等。林汉达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文字学家、历史学家。1972年7月26日含冤去世，终年72岁。1979年7月23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会，并郑重宣布平反昭雪。)

12、黄能馥先生论西阴文化

我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绸缎的呢？说起来已经有好几千年的历史了。我们小时候大概早就听到过嫘祖娘娘发明“养蚕吐丝”的故事吧！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

“养蚕吐丝”就是把原来在野外生长的野蚕，一步步地培养成人工饲养的家蚕，这是我国上古时代劳动人民长期劳动、观察、实验积累的成果，把它说成是哪一个人一时的发明，当然不太妥当。但是，我们中国养蚕的技术，确实发明在有文字记载以前，这是考古科学已经证实了的。1926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到了很多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当时在新石器的遗物堆里，发现了一个蚕茧。用显微镜一看，这个蚕茧虽然有一半已经腐烂了，可是仍然在发光，而且这个蚕茧还有用刀子切过的痕迹。这个蚕茧发现得非常重要，它说明我国在距离现在大约5000年到15000以前的新石器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有意识地利用蚕茧了……

（摘录北京出版社1963年版《历史故事》第4集　第1页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稿选）

(黄能馥，男，1927年生，浙江义乌人。1950年考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52年到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染织科学习，195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56年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88年退休。曾任中国丝绸博物馆筹建总顾问、中国流行色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年过八旬的黄能馥先生头发花白，神态谦和，走起路来步履稳健，不显老态。谈起古代服饰研究，他兴致勃勃，如数家珍，一边说一边搬出一部部他与已去世的夫人陈娟娟合著的厚重的大部头著作。当我们打开《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这部书，上面的丝绸文物照片和手绘的织物组织结构线描图相互对照，让读者一目了然。

该书的责任编辑之一，中国纺织出版社范森介绍说，作者花了近8年的时间整理、修改完成了这部著作。书中引用的资料是从他们40余年积累、搜集的数万件织绣文物图片资料中遴选出来的，包括丝绸服装、织锦、刺锈、织绣书画、佛像、屏风、荷包香囊等。此外，书中还收集了世界上一些著名博物馆、著名收藏家收藏的，及新近出土的珍贵文物资料数10件。该书1300多幅珍贵文物图片中有400余幅为首次面世。

有几十位外国来访的纺织家，看到这些图，无不为之惊叹。这部凝聚着半个纪纪的积累的专著以丝绸文物作依据。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年。冯其庸先生称为“前无古人”的划时代巨著，2003年获得国家图书奖和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其中万历皇帝缂丝十二章衣服，曾获复制金杯奖和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复制品在新加坡展出时曾有人要出十几万美金买下，都被婉拒了。他们夫妇俩都是淡薄名利的人，只醉心于自己的事业，在萃取民族文化的精华中获得乐趣。他们先后出版了几十本书，多次获得国家级奖项。1995年，香港为迎接回归祖国举办“中国锦绣”展览，受到邀请的黄、陈夫妇因囊中羞涩未能赴港。展览结束后，有20多位不同肤色的国际文物学者和收藏家一起来到北京看望这两位中国丝绸研究学者，离开北京的时候。他们每人抱走一大摞书。)

搜集整理:樊引州　谢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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