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国家开始，就有了国家政治；自有人群开始，就有了道德标准。国家政治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而道德是克服人的自由性与惰性，规范人的言行与行为。国家政治与道德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有相对独立，又高度统一。

从有文字开始，就有了专门做学问之人群，也就有了文学。文学是文人的胸怀，是个人思维自由度的高度展现。于是好也文人，坏也文人；于是就有流芳千古，就有默默无闻的产生。人们记住了屈原的《离骚》，记住了司马迁的《史记》。人们记住长篇巨作《红楼梦》，也记住了写些小诗的李白、杜甫等。而更多的历代文人们被埋没浩瀚的历史潮流中，更有秦始皇淫威下被坑死的儒生们和清朝乾隆时代文字狱而怨死的灵魂。

自由的向往也许总被政治与道德压制着，自由的想象也许永远只是个念想。只要国家存在一天，只要道德还制约着想象的空间，自由文学将永远会服从国家政治和群体的道德观，只能被约束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永远不会为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或许在一个开明的国家政治和道德范畴内，自由与民主相对宽松，但是也必定在是不危害国家政治为前提的自由与民主。文学的民主与自由是狭义的，而文学的思维却是广义的，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体。就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它们的原则必然产生在一定的领域与范围里。或许有纯学术的研究，它属于全人类，而可以不附属于政治与道德体系内，也可以附属于国家政治与道德体系内。过度的自由，就有可能腐蚀着国家政治与道德体系。这就是文学所处大背景和大环境。

文学观点和思维的取向，就是沿着国家政治与道德范畴的轨道里运行着。我们很多人总会拿鲁迅的反叛，做为自由的例子。其实鲁迅也是政治交会中的产物，尤其他批评当权政治弊端时的不留情，已经服务于另外的政治体系中。

杂文是一种文体，它所涉及的范围很广，小到芝麻，大到政治道德，无所不涵盖。这与其他文体所在的内涵没有区别。

杂文的议论性更强，匕首见光。正因为它的议论性是文章的主要内涵，就会有对政治与道德的批判，因此就有文学自由的局限性和时效性。应该说，杂文也有分类。也有分大手笔与小手笔，这也和文学人的意识有关。作家梁实秋与鲁迅是同时代人。而看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写的多是些小玩意。譬如：音乐、下棋、书法、信、签字等等都是文章的选题，一些日常小事与现象，都被他精心雕琢成一件件艺术小品，趣味斐然，清丽流畅。很少有政治的关联，但是却有着道德的联系。而鲁迅的思想内涵涉及的往往是批评政治的文章居多，自然就会受到政治的制约。所有的杂文如果不深入的政治与道德里去，文章的内涵性往往贫乏。

文章也许是想象的结晶，而所想所思又往往是具有为人们思想的提升做贡献。这里就会有杂文超现实与现实的矛盾，就会有颓废与上进的矛盾，这是令文人最难处理的矛盾。这里就有与政治与道德的平衡问题，随心所欲必然要有个服从，就是服从国家政治与道德的利益。一切自由与民主都是狭义，那么如何从宽大的政治与道德体系中走出来，就是要看文人的手法和笔力了。譬如讽刺性杂文就有这样的功能。有时我们把政治与道德简单化了，就容易走入误区，走入随意的自由主义倾向。政治从没有边缘化，从来就是旗帜鲜明的。如果我们的文学边缘化，会对文学所在的内涵丢失，就会让人性迷失。所以讲杂文的引导性是强的，尤其是议论性杂文的引导作用。存在是合理，存在也有不合理，其实并不矛盾，对立与统一都是事物内在的含义，它们始终要规范在政治与道德的范围内。这就是文学时代性地域性的内涵，不能比较。就如有的国家可以三妻六妾，而有的国家却又不可以。

杂文既然时代性地域性很强，也许文学的突破就在于对事物认识和挖掘，但是杂文的内涵是有政治与道德的底线的，这点上有着深刻人文基础的背景。譬如关于情色文章的考量就属于人文基础底线问题。杂文观点的差异性也是文人自身政治与道德修养的表现，或许无法强求，但是在政治和道德背景下就会有强制性的压制作用。

也许目前发生在杂文观点上的争论还在继续着，但是有一些观点是不容置疑的，就是杂文的写作发生源于人生的需要；那么它对智慧和心灵产生综合性的影响，它可以触及到人的精神的任何一个角落，造就完整的个性。这个完整的个性里包含政治与道德的意识。杂文的发展与政治环境与道德意识的变化几乎是同步的，不同的善恶观念时时制约着审美意识，影响着杂文价值取向的变动。杂文具有鲜明的社会性、群体倾向性和人类共通性的对立统一，包括阶级性（或阶层性）与人性的对立统一，是杂文审美意识形态性上的重要特点。杂文在解读人类共同的智慧时，政治与道德已经身在其中了。

也许我们正在用自己的笔来批判世界的堕落，写出各种各样的否定性结果。但是杂文依然在沿着一个政治与道德的轨道里前行，因为我们就生活着政治与道德规范里，永远无法摆脱。

2007年10月26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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