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与文友论辩，需查证郭沫若的一句名言，在翻阅浩瀚的大师文集时，不经意间看到了他在1944年对毛泽东的谏诤书——《甲申三百年祭》。该文醍醐贯顶可了不得，以致于伟大领袖号召全党都要读。

1644年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帝“为免贼辱”在煤山上吊标志了大明帝国的覆亡。

就亡国之君而言，崇祯与无能的汉献帝、荒淫的陈后主、残暴的隋炀帝以及只会填词作画的南唐后主、宋徽宗不同，他没有像他的前辈那样被广为诟病，而是获得了许多的同情。且看李自成是如何形容的：“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连死敌对他的评价都如此客气，是因为崇祯的确有果敢、勤政的一面以及时时都不忘秀一秀的爱民情怀。

崇祯一朝获得的普遍评价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崇祯在位17年，没有耽于逸乐，拒绝声色犬马，当得起“殚精竭虑”几个字的，但一心一意励精图治、勇于自省不断下“罪己诏”的皇帝却令老大的帝国日益风雨飘摇，最终轰然坍塌，他自己也只好留下“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的绝命血书一死百了。

对朝纲不振、国运日衰，崇祯是这样认识的：“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责任一股脑推给臣下。奇怪的是，为什么精明能干的大老板招来的伙计却全是自私自利、吃里爬外、贪黑金、吃回扣的主儿？独揽朝纲的皇上既然一心为民，朝廷怎么竟会成了生意场？这个问题是崇祯无法想通的。而后世史学家的结论是：制度性怪圈———缺乏有力和有效的监督，权力必然会变成私利的砝码。

《甲申三百年祭》发表翌年，毛泽东在谈到这种千百年都跳不出去的怪圈时说，希望和出路，共[chan*]党人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倘若统治者都是那么想那么做的话，未来的美好与前途的光明，该是不言而喻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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